《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革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声誉，其不仅因为它是革命文学长篇小说的开山之作，更因为它荣获了斯大林文学奖，同时归功于作者早年的知名度。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讲话》发表后在解放区出版的最杰出的长篇小说，它完美融合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与中国的革命实践。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反奸清算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同年10月10日又发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为土地改革指明了方向。这场土地革命推翻了地主阶级的统治，使贫苦农民站在了历史的舞台中心，为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和政治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党因此获得了广大贫苦群众的鼎力支持，无论是军队的扩充、粮食的供应，还是民心所向，都是源于土地改革。

丁玲于1946年夏天在河北省涿鹿县温泉屯投身于土改工作。1947至1948年，她深入河北多个地方参与土改，体验生活。1948年4月，在河北阜平乡间，写成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该书于1948年8月首版发行（当时名为《桑干河上》），并于1951年荣获斯大林文学奖二等奖。

这部作品真正来源于革命实践的第一线，它详细记录了土改的历史进程以及不同阶级成员在这场翻天覆地的革命中的命运变迁。小说以暖水屯为背景，描绘了地主阶级在土改中的顽固抵抗和最终失败，以及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农民逐渐觉醒，最终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千年梦想。

小说开篇便描绘了地主钱文贵的狡猾与阴险。这位在乡间稍有文化的地主，作为传统中国乡村中的地方乡绅，对外界的社会变迁和时局动向了如指掌。他深知共产党的到来将为这片土地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对于变化的程度，他心中并无定论。为了与共产党建立联系，他明智地送儿子参加了八路军。在选定女婿时，他选择了协调员，并反对侄女与长工程仁的爱情，但当程仁成为农会主任后，他立刻转变态度，促成了二人的婚事。小说中，钱文贵被描绘为一个工于心计、自私自利的人，总是盘算着如何以小失换大得。作者试图塑造一个阴险毒辣的地主形象，但似乎并未成功。

此外，小说还展现了农民的成长历程，塑造了张裕民等鲜活的角色。这些人物在作品中形象生动，仿佛跃然纸上。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塑造的比较成功的角色是那些一度摇摆不定的中间人物，例如程仁。作为钱文贵的远房亲戚和长工，他与钱文贵的侄女黑妮有着深厚的感情。虽然他曾受到钱文贵的剥削和利用，但他并未受到过严重的迫害。在参加农会工作后，他对斗争钱文贵的态度较为暧昧。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他坚决地划清了界线，甚至不愿与黑妮接触，以免卷入是非之中。这成功地描绘了农民在革命中的复杂心态。

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投身革命的农民如何摆脱历史的阴影，如何在斗争中重塑自身的阶级身份？革命与历史的决裂如何在他们的心中找到动机和依据？小说中反复提及的“不要落在群众的尾巴上，不要落在群众的后面”，是土改运动的经典语录，也是对中国革命不断激进化过程的精炼概括。那些曾站在中间、犹豫不决的农民革命者，在群众的推动下迅速变得激进。这些群众既是一个理想化的集体，也是一个被激发的集体。他们是无所不在的概念，始终在中国革命的每一个高潮中扮演着最激进的角色。群众被想象成永远站在革命的前列，人们害怕落后于这个无形胜有形的集体，从而变得更加激进。这种激进的群众从想象变成了现实，推动了革命的极端激进化。

在革命的浪潮中，地主阶级被逼到了绝境。这部小说深刻地揭示了他们在革命到来时的自作聪明、恐惧、无望和徒劳的挣扎。中国的地主阶级与封建制度相伴了几千年，长久以来都是乡村社会的领导者，也是民间底层稳定的权力基础。

中国之所以走上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根本原因在于它是一个庞大的农业国家，土地资源是国家赖以生存的根本。只有掌握了土地，才能掌握国家的命脉。因此，土改是共产党进行革命的基础和前提。面对共产革命，地主阶级毫无准备，也没有退路。这个庞大的阶级几乎瞬间被消灭，连同他们对土地的控制权。

小说中描述的几个地主，他们企图埋藏土地契约，那是他们祖辈传下来的命根子。但在强大的革命力量面前，那些契约变得一文不值。地主们完全失去了生存的权利，陷入了深深的恐惧。过去他们掌管乡村的那套本领，现在却成了加速他们灭亡的工具。看看那个李子俊，他还幻想躲在家里的果树林里蒙混过关。但地主阶级在这场革命中遭受了巨大的冲击，这并不是说他们是多么愚蠢，只能理解为历史发展到现代，中国传统的那套秩序与价值认同已经完全被摒弃，在毫无余地的暴力革命面前顷刻瓦解。

值得注意的是，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叙事模式、人物形象的塑造方式、情感的本质等，都可以在解放区的经典作品中找到美学范例。比如：

1. 阶级斗争关系决定了小说人物形象的典型性特征。

2. 启蒙主义的“爱”，在革命文艺中转化为了阶级斗争的“恨”；革命文艺的情感本质就是“阶级恨”。

3. 革命暴力的快感问题。斗争地主的场面往往被作为革命的高潮与成功来表现（比如斗争钱文贵），辱骂和殴打可以直接诉诸感官刺激，还可以成为大快人心的阶级斗争最早的象征仪式。

在这个场面中，钱文贵被描写为一个已经吓瘫掉的丑角，被激起了革命情绪的农民们心中燃烧着无尽的仇恨，一阵阵“打死他”的叫喊声，以及对地主的殴打，充满了革命快感。仇恨和施加在地主身上的拳脚在那个时候显然具有崇高的革命品格，它是农民翻身的伟大证明。最后，钱文贵写了认罪书，向“翻身大爷”认罪，他的财产家当被瓜分得一干二净，总算幸运地保留了一条“狗命”。

革命文学最根本的特点在于，它把现代启蒙文学所一直倡导的人道主义之爱，转化为阶级斗争的恨。如果单纯以爱来对待世界，认为每个人都有可爱之处，那么甚至敌人也可能成为朋友。朋友不能用阶级斗争的方式来对待，这会让革命斗争陷入困境。因此，爱必须被提前排除，只能随着恨的出现而出现。当然，革命文学仍然有“爱”，那是从启蒙文学传承下来的“小资产阶级情感”，如果不小心就会从作品的缝隙中流露出来。革命文学的叙事也无法完全摆脱爱，通过将其附属在阶级之恨上，爱偶尔也可以获得表现的空间。爱与恨就这样被阶级关系分隔开来，而恨则成为更具表现力的情感载体。在革命文学叙事的高潮部分，必然是由恨来表现的，阶级斗争的暴力在这样的时刻才能将情感推向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