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夏，日寇大举＂扫荡＂山东抗日根据地，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随即转移至西墙峪。在这个只有二三十户人家的小山村里，一支由二百多名学员组成的二大队，带着一半打不响的土造枪支，开启了他们的反＂扫荡＂征程。三个月里，他们在岸堤一带与敌周旋，打伏击、缴武器、剿汉奸，经历了食不果腹、风餐露宿的艰苦岁月。然而，正是这段战火纷飞的日子，将这群年轻的抗日战士淬炼成一支文武双全的铁血之师。当年9月，当他们完成反＂扫荡＂任务时，每名战士都已换上了崭新的钢枪，个个腰缠满盒的子弹，在山东抗日战场上写下了一段可歌可泣的革命篇章。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破了中华大地的宁静。这一声炮响，惊醒了沉睡的中国，也点燃了临淄、益都一带民众的抗日怒火。

战火燃起的地方，总会迸发出最耀眼的光芒。在临淄区皇城镇大马岱，21岁的于政辉正值青春年华。这位1916年出生的年轻人，与无数热血青年一样，毅然投身抗日洪流之中。

山东大地上，抗日的号角此起彼伏。有的青年奔赴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有的则在家乡开展地下工作。于政辉选择了前者，他的抗日征程就此开启。

1938年的金秋十月，于政辉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不仅是一个政治选择，更是一份责任的担当。半年后的1939年4月，临淄县委做出一个重要决定：派遣于政辉前往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学习。

干校第五期的校园生活，成为于政辉人生的转折点。初到校园，他被分配到民运队，经过半月余的学习后，又转入了财经队。在这里，每一天都是新的挑战。

抗日军政干校的生活完全军事化。当上课号角响起的那一刻，学员们必须带齐全部装备集合。有人背着大衣，有人抱着被子，还有人扛着土造火枪或手榴弹。

在这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连上课都带着浓浓的战争色彩。学员们排着整齐的队伍，踏着正步，高唱抗日歌曲，走出村庄来到河边的树林。石头成了他们的课桌，蓝天是他们的教室。

生活虽然艰苦，但精神却格外饱满。每天清晨，寒风中的早操从未间断。即便是在寒冷的冬日，他们也要到河里洗手洗脸。周日爬艾山的训练，更是锻炼了他们的意志。

这群年轻的战士，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什么叫坚韧不拔。他们中有的带着被子，有的只有一件大衣，更有甚者只剩下身上的一件衣裳。但他们相互照应，共同抗战，用青春谱写着一曲壮丽的抗日战歌。

1939年6月，日军的飞机在山东抗日军政干校上空盘旋，投下了阵阵炮火。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扫荡＂，干校的学员们迅速分散到野外的树林和麦地里隐蔽。

敌机一走，课堂就转移到树林中继续。但随着敌人的步步紧逼，学校不得不做出一个重大决定：离开岸堤，转移到三十里外的西墙峪。

西墙峪是个只有二三十户人家的小山村，但这里很快就变成了一个人头攒动的军事基地。满山遍野都是转移来的干校学员，这给本就不富裕的村子带来了巨大压力。

第一天到达时，几乎所有人都没能吃上一口饭。这里虽然山高林密，适合隐蔽作战，却不是长期驻扎的理想之地。

形势所迫，学校领导层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进行整编。愿意回原单位的学员可以离开，留下来的人将编入大队，就地打游击进行反＂扫荡＂。

这次整编，让近千人的干校精简到了四五百人。这些留下的战士被编入两个大队：二大队和四大队。二大队被派驻在岸堤周围坚持斗争，四大队则被派往南墙峪活动。

于政辉所在的二大队下设两个中队，总共有二百多名战士。其中包括七八名女同志，这些巾帼英雄与男战士一起并肩作战。

然而，二大队的武器装备状况令人担忧。整个大队只有四五十支步枪，这些还都是土造的老枪。更糟的是，这些枪支中竟有一半都打不响。

子弹的储备更是捉襟见肘。有的战士只有四五发子弹，运气好点的也不过几十发。战士们虽然都背着两条子弹袋，但里面大多是空的。

为了不让敌人看出武器装备的窘境，战士们想出了一个权宜之计：用高粱秸秆截成短段，装进子弹袋充数。这样远远望去，倒也像那么回事。

大队重组后，虽然还保留着一些课程，但主要任务已经转向了实战。军事操练、侦察敌情、站岗放哨成了日常工作，抓捕敌特、打击汉奸、发动群众更是重中之重。

为了防止敌人的突袭，大队几乎每天晚上都要进行转移。从这个村庄到那个村庄，战士们披星戴月，不敢有丝毫懈怠。

尽管装备简陋，补给不足，但这支队伍依然保持着顽强的战斗意志。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战斗力的强弱不在于武器的精良，而在于革命的信念。

在一个雨打暮色的傍晚，二大队的队伍正向桃墟地区推进。夜行军中，队伍前后失去了联系。直到天明时分，淅沥小雨中的战士们来到了村口。

这个村子的地主早已关闭了寨门，拒绝让这群疲惫的战士进村。为了维护统一战线的大局，二大队的战士们只得在村外的破庙里暂时安身。

经过反复交涉，村里终于送来了一些干粮。酸煎饼和地瓜干窝窝头虽然粗糙，却解决了战士们的燃眉之急。

吃饭难的问题一直困扰着部队。蔬菜更是奢侈品，战士们只能在山沟的小河里抓些小螃蟹，放点盐当作咸菜。

命运的转折出现在南安村。这里驻扎着一支地主武装，而这支武装正是二大队的目标。一场激烈的战斗打响了，二大队一举打垮了这支地主武装。

这次战斗的战利品让所有人都欢欣鼓舞。一挺机关枪、一支匣子枪、七八支捷克式长枪，外加整整五大箱子弹。这些装备的缴获，让部队的战斗力有了质的飞跃。

子弹多得让战士们背不动，那些用来充数的高粱秸秆终于可以扔掉了。战士们看着满地的高粱秸，打趣地说这些＂门面货＂可以退休了。

部队转战到芦山地区后，得到群众报告：一支百余人的土顽武装正在附近抢掠。二大队立即组织了一次伏击战。

这次伏击战的战果同样令人振奋。又一挺机枪和十余支钢枪被缴获，这让部队的火力更加强大。战士们士气高涨，一扫之前装备不足的阴霾。

群众的呼声引导着部队的征程。在当地群众的请求下，二大队先后对侍朗宅和牛蹄湾发动了进攻。这两场战斗进行得异常顺利。

战斗中，二大队共歼灭了包括顽匪乡长在内的二十余名敌人。缴获的枪支弹药进一步充实了部队的武器库。

在反＂扫荡＂的三个月里，这支原本装备简陋的队伍，通过一场场战斗不断壮大。每一次胜利都为部队带来新的武器装备，每一次战斗都让战士们的作战经验更加丰富。

当战士们全都换上了新式武器，腰间的子弹袋装满了真枪实弹，这支二百多人的队伍已经成长为一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劲旅。他们不仅能打仗，还精通政治工作，真正实现了文武双全。

1939年9月，山东抗日军政干校迎来了重大转折。山东分局做出决定：让军政干校与八路军第一纵队随营学校合并。这次合并不仅是两所学校的简单相加，更是革命力量的优化重组。

三个月的反＂扫荡＂战斗，将这支由学员组成的队伍锻造成了一支精锐之师。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知识分子完全可以成为优秀的革命战士。

在这段时间里，二大队的战斗力得到了显著提升。从最初的土造火枪到后来的钢枪机枪，从弹药紧缺到子弹富足，每一步的进步都来之不易。

这支队伍不仅能打仗，在政治工作中也展现出了独特的优势。他们既能在战场上英勇杀敌，又能深入群众做好基层工作。

合并前的最后一次战斗检验了二大队的实力。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他们依靠精良的装备和娴熟的战术，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战斗结束后的点验中，每名战士都展示了自己的装备：崭新的钢枪闪着寒光，满满的弹药让人过目难忘。这与三个月前的景象形成了鲜明对比。

八路军第一纵队随营学校的加入，为干校注入了新的活力。两校的优势得到了充分发挥：一方面是干校学员的政治素养和文化水平，另一方面是随营学校的丰富战斗经验。

合并后的新学校保持了军政双修的传统。学员们既要刻苦钻研政治理论，又要努力提高军事技能。这样的培养模式为抗日战争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在新的征程上，学校的规模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革命青年慕名而来，希望能在这里接受锻炼。他们当中，有的成为了优秀的军事指挥员，有的成为了出色的政工干部。

学校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它不仅为山东抗日根据地培养了大量干部，还将先进的革命经验传播到了更广阔的地区。

这段历史见证了一个真理：在革命战争年代，文化知识与军事才能的结合至关重要。干校的经历证明，只有做到文武双全，才能更好地为革命事业服务。

时光流转，当年那些背着土造火枪、用高粱秸装点门面的学员们，最终都成长为抗日战争中的栋梁之才。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谱写了一曲革命青年成长的壮丽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