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柳成荫

二叔比我年轻好几岁，因为辈分长，不得不规规矩矩称他为叔。

堂祖父早在公社化开始的那年失踪了，那年他摇船去江南的焦店买二花脸苗猪就再也没有回来，堂祖母曾带二叔去找过两三回，却没有找到。有人说连人带船翻到江里了，也有人说被人害了，还有人说和焦店的一个小寡妇在一起了。总之，再也没有回来。

二叔那时三十多岁，还是光光堂，因为懒没找到老婆。生产队时期，人穷不怕，就怕人懒，家乡人说“八败命不怕死来做”，意思是命不好，肯吃苦，也能生活得下去。二叔正因为穷，原因就是懒。

像二叔这样年龄的人正是青壮年，应该是拿大工分的年龄，然而，他却学会了投机取巧。大锅饭的年代不养闲人，工分是根据劳动量计取的，按劳分配，多劳多得。那些说吃大锅饭，做多做少一样的人纯粹是道听途说。

在“猪多、肥多、粮多”的年代，家乡并没有“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说法，所谓的割尾巴是割的资产阶级余孽的尾巴，割的走资派的尾巴。那个年代，家家户户养猪，自留地上的山芋藤、南瓜藤、芋荷都用来喂猪，猪长大了可以卖钱，猪粪归集体还可以得到工分。然而，二叔家连猪毛都没有。

就拿挑大粪来说，从社员户中把猪粪挑到集体的粪池里，叫“过缸”，每挑10担计一分工，正常人一天要挑百拾担，就可以拿到10分多工，10分工即一个劳日。这是个挣高工分的活，挑粪人都是连跑带蹓，而二叔每挑完一担，就会把扁担往粪桶上一支，坐着歇会儿。一天下来，多的人能挣十五六分工，而二叔只挣了五六分工。

后来，队长把他安排的晒场上干活，算是照顾他。在晒场上干活的都是老弱病残，工分自然不高，但是一天也能拿到10分工，这是基本工分。大家在忙着脱粒时，他却没有人影子了。原来，他钻到晒场的河水里，摸河蚌去了。

群里的眼里是雪亮的，有点看不惯了。这不是做多做少也一样吗？无可奈何，记工员只得给他计8分工，比其他人少两分，这才堵住了其他社员的嘴。

工分就是钱，并不是有些人认为做多做少都一样。到了年终，会计员把年终分配方案公布出来，拿到社员会上公布。生产队时期，我们生产队办了柳编厂，育珠场（养殖珍珠蚌），种猪场，还栽桑养蚕、集体养猪。副业多，自然赚钱多，分配收入也高。

在其它生产队一个劳日三四毛时，我们那里已达到七八毛。当然，生产队赚的钱还没有全部分给社员，还要提留一部分，留着来年再生产。到了年底，分钱时，多的人家一个人能拿到四百多块，而二叔仅分到二百多块，被社员嘲笑为“二百五”。

别看二叔人懒，花花肠子却不少。村头上住着一户人家，男人死得早，是个小寡妇，才三十几岁，二叔打起了她的主意。那天小寡妇正在洗澡，他趴在窗口偷看，控制不住了，便推门闯进去了。后来，二叔被人打了，腿被打伤了，一拐一瘸的，隔了半年才康复。社员们都知道被谁打的，我更知谁出主意揍他的，只是谁也不肯说出来。

七九年，我们公社分田到户，从此家家户户种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大集解散了。锅灶支了肋骨上，二叔总要舍得吃苦吧。然而，生成皮毛长成骨，依旧如故。

麦种子洒下去，在他看来，就可以坐在家里等收割了，就闻到新麦的清香了。别人在田里除草、施肥、治虫，他却钻进水里摸蚌、捞鱼，田里的杂草比麦子还长得好。人家在施肥，他依旧没有养猪，没有肥料，麦叶子比刚流产的女人的脸色还难看。

到了收割季节，人家粮食满仓，他打的粮食弄衣服都能包回去。刚刚分田到户时，还是缴公粮，象征性地缴点，他是村里唯一没缴的赖皮户。任凭村长上门做工作，大道理讲了一大堆，他还是两手一摊：我自己都不够吃，你能怎么我？能拉我去杀头？

没有几年，他的责任田荒废了，曾经大集体时代肥沃的土地上长满了杂草，他成了全村第一个撂荒的农户。而他又是下丝网、又是钓黄鳝，又是下虾笼。所幸，那时河水还没污染，捕鱼的人也少，一天也能弄个十斤八斤鱼虾。

捕来的鱼虾除了他自己吃，剩下的拿到市场上去换点零花钱，一天也能赚个二三块钱，靠这区区小钱买点米面，艰难地过着日子。别人家吃肉喝汤，他一天三顿老咸菜烧小鱼。

后来，公粮不缴了，改缴钱，称为农业税。二叔还是缴不上，村长也不再上门做工作了，他知道，住在两间风雨天就摇晃的房子里面，逼死他也缴不出。

后没，通过网络平台才知道，二叔就是某某村的缩影。某某村分田到户之前穷，分田到户后撂荒，还是穷，连农业税也没缴得上。看来，天生的懒惰，天生的要饭的命，靠分田到户并不能让二叔富裕起来。

你没有缴纳农业税，那只是你的过错，但是村里没资格里取消了你的土地，那是违法。因为，你在起初承包的土地是30年不变。承包合同中并未有“不缴农业税取消责任田”的条款。看来，当初二叔和某某村一样，天生就这穷命。

然而，某某村有政府扶持，树为典型，二叔却不是生活在那个地方，要不也会懒人自有懒人福。

唉，二叔已经过世十多年了，至今还欠国家的农业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