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上世纪1952年，有个美国学者以大维德收藏的一对落款为：“至正年制”的青花瓶定为元代，也就是元青花，以这个为标准器，对照土耳其托布卡普宫收藏的几十件与之风格相近的中国瓷器，将所有具有这对青花瓶风格的瓷器定为元青花瓷器。从此，也将全世界具有这样特点和风格的青花都定为元青花。从此，元青花受到全世界研究中国古陶瓷学者的重视和承认。这对瓷器也被业内的专家们称为大维德花瓶，其重要意义在于，它既是至正型元青花的标准系，也是至今为止全世界公开发表的资料中最早带有详细年款铭文的元青花。
可是现在有人提出质疑：落款为"至正年制"瓷器到底是元代的还是明代的？
随着考古不断的发掘，考古学家发现，所谓人们认为的元青花都出现在明代墓里，这不由的让人们质疑：元代是不是没有元青花，也就是说青花的创烧出自于明代，而不是元代。“至正年制”款的瓷器到底是不是元代的？我们往下看：
上图："至正年制"款荷塘鸳鸯纹盘是特别值得重视的一件展品。红绿彩图案施于白瓷胎上，圈足内书写"至正年制"四字楷书款。这件器物的出现使人想起吉林墓葬出土的另一件"至正年制"红绿彩花卉纹碗，考古工作者当时将之认定为元代纪年器，并主张发现了珍贵的元代五彩标准器而引起了学界的广泛争论。
经过天民楼葛师科先生等国内外文博专家的论证（图一），最终认为不能仅凭器底的铭款就贸然地将该器物定为元代。具体器物需要具体分析，通过对胎、釉、彩、器型、纹饰等多方面的综合考察，最终得出这件落有“至正年制”的瓷器是嘉靖时期的结论。
图一：被认定的明嘉靖 "至正年制"款荷塘鸳鸯纹盘
上图：明嘉靖 "至正年制"款红绿彩花卉纹碗 1972年吉林省扶余县石桥乡出土
上面这件"至正年制"款红绿彩荷塘鸳鸯盘还带来了另外的启示。此盘上的釉上彩画意古拙且绿彩已呈现出银色结晶，但是仔细观察后不难发现，釉上彩是描画于带有很多使用痕迹的白瓷胎表面，彩料盖住了釉面的划伤，因此白瓷胎明显早于施彩步骤，显示出胎与彩之间存在着年代的差异。这一事实的确认，提醒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这类红绿彩的具体年代。
从以上这两件至正年制红绿彩瓷器可以得出，明代嘉靖时期烧制这类的红绿彩瓷器是事实，但为什么烧制，还需要研究。
金元时期红绿彩瓷器在胎质、釉质和色彩上与上面两件至正年制红绿彩瓷器明显有差别，下面发出几件金元时期的绿彩，大家也可以对比对比。
（本文部分文字引用两庆书屋金立言老师的论坛论述，如有不妥，请联系删除。）
通过以上论证，确定“至正年制”款瓷器并非元代，而是明代，同理可得：落款为“至正年制”的那款大威德青花应该也是明代，而具有大威德这种瓶的青花又都在明代墓中发现，种种迹象表明：元代没有元青花，也就是说青花创烧于明代。没有元青花也符合元代游牧民族的特征，成吉思汗为了扩大疆土，四处奔波征战，哪有时间发展文化，也更谈不上创烧元青花，这种论述也符合历史文化发展规律。这么多年都过去了，元青花一直在人们的口号当中，却没有一个人去认真去研究它，现在竟然发现它是明代的。你认为青花的创烧始于元代还是明代？到底有没有元青花？请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探讨！讨论！
按照惯列，每篇文章结束后，我都会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收藏方面的小知识、小窍门，希望大家都注意收藏，别到用的时候找不到了，同时也转发出去，让更多的人收益！康熙官窑写款考考你知多少？
在清三代时期的景德镇御窑厂，无论是生产规模还是创造的花色品种，都达到了历史性的高峰。在高度科学化和精细分工的生产流程中，各位能工巧匠各司其职，因此每个朝代、每个阶段、每个品种都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与特征，包括胎、彩、釉、型、款等方面，这些成为了鉴赏和鉴定的重要指标。其中，官窑款字是最具个性化且容易形成独特风格样式的一部分。从康熙二十年开始，景德镇御窑厂恢复了官窑瓷器的烧造，并重新采用统一书写年号款识的传统；到了康熙中晚期，更是涌现出许多新品种，艺术创意丰富，窑技不断创新。不过由于缺乏正式的清宫档案文献的支持，我们对康熙二十七年以后的官窑瓷器的制作情况了解甚少。这些不同品类和装饰风格迥异的作品，在公私收藏和拍卖中数量巨大，那么我们如何判断它们的属性和年份呢？可以尝试通过款字风格和笔迹的对比整理，或许能找到一些有价值的线索。
图一 清 康熙 御制黄釉盘
《大清康熙年制》青花楷书款
口径: 17.8 厘米
一、臧窑：康熙二十年 - 二十七年
景德镇御器厂在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正式停止烧制，此后民窑进入了一个历史性的繁荣时期——明清过渡期。这个时期徵选入宫的瓷器大多没有书写年号款识。康熙时期，官窑瓷器重新恢复了统一落年号款字的传统，大约从康熙二十年（1681年）开始，由臧应选担任督造的“开国大造”中形成了规矩和典范。
工部虞衡郎中臧应选奉旨入驻景德镇御窑厂，重新启动停烧多年的官窑，并创作出许多设计新颖、品质精美的全新作品，被世人称为“臧窑”。这些新品种背后的设计师是刘源，他来自清宫内府，官至工部郎中。刘源为这个“开国大造”精心设计了数百款瓷器样式，运用新意和巧妙的技艺，得到了当时与后世的高度赞赏。臧窑器的造型端庄优雅，青花彩绘瓷器的笔触细腻、画意古雅，而单色釉器则具有胎土细腻、质莹薄的特点，各种颜色兼备。
以豇豆红釉八大码和五彩十二月令花神杯为代表，臧窑器的年号款字风格非常一致。字形细巧秀雅，笔力遒劲，锋芒毕现。以华盛顿国家艺术画廊收藏的一组豇豆红釉印色盒为例（图二），可以看到款字的笔迹高度一致，这可以作为康熙臧窑器的典范款识。基于这个标准，我们可以将其扩展到其他臧窑的豇豆红釉和青花五彩器。通过对大量传世品的观察和甄选，我们能够鉴别出臧窑器。例如，2021年在北京保利拍卖中成交的一组罕见成套五彩十二月令花神杯（图三）就是臧窑的名品。仔细观察其款字的笔迹风格，与豇豆红釉印色盒的笔法基本一致，这就是臧窑器款字风格的规范。
臧窑烧造持续了七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据统计，臧窑烧制的瓷器共计一百五十二万件，耗用了大量的资金和物资（地方省钱粮银达一万三百余两）。产品的品种与数量之庞大令人惊叹，完全满足了当时宫廷的需求。因此，在臧窑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出现康熙官窑再次开工的官方记录，直到郎窑出现为止。二、郎窑：康熙四十四年 - 五十二年
实际上，正史中并没有提及郎窑瓷的存在，权威的古代陶瓷著作如《景德镇陶录》、《陶说》、《南窑笔记》等都没有描述。甚至在郎廷极的墓志铭、传记以及撰写的文集中也没有提及。然而，郎窑的红瓷器却一直是收藏界中备受追捧的名品。最近，随着郎窑红在收藏界掀起的热潮，许多专家学者开始对缺乏官方文献记载且长期隐藏的朗廷极进行深入研究。这位出身显赫、才华横溢的江西巡抚，在康熙四十四年至五十一年期间兼任景德镇御窑厂的督造。他不仅为康熙帝的万寿节献上了许多寓意吉祥万寿的高质量官窑瓷器，还在“政治闲暇之余从事艺术创作”，以自己的力量精仿了一批与真品相媲美的永宣名品，其中就包括了著名的郎窑红。这些作品成为他的粉丝和朋友们中炙手可热的珍品，并备受后世藏家们的推崇。既然没有官方文献的记录，那我们应该如何识别郎窑瓷呢？根据著名陶瓷学者林业强先生的观点，只有带有“纯一堂”款字的瓷器才能算得上真正的郎窑瓷。据《江西通志》记载，康熙帝在1703年的第四次南巡时赐予郎廷极“纯一堂”这个堂号。郎廷极不仅将这个极具荣耀的堂号挂在厅堂上，还将其篆刻为私章，在遇到优秀的字画时，统统盖上印章。最后，他甚至定制了以这个名款命名的瓷器。果然，在传世的瓷器中，我们找到了一些带有非常罕见的“御赐纯一堂”款字的作品。学者们于是一路深入挖掘，总结了这个款字的字体风格和笔画规律。与臧窑款字相比，纯一堂款字的整体笔迹显得较为松垮，“纯”字的横折形状为丿形，“藏”字的右下钩细长，康熙年号款的书写风格也与此类似。通过这些特征，我们逐渐辨识出了一批传世康熙瓷器中可能属于郎廷极督造时期的作品。
图四 清 康熙 郎窑 霁蓝釉碗《大清康熙年制 御赐纯一堂珍藏》青花楷书双款 故宫所珍藏的这件双款霁蓝釉碗，很有可能是朗廷极所督烧的“郎窑”中最为确凿的一例。这种同时带有康熙年号款和堂款的瓷器极其罕见，似乎只在郎窑中见到过。根据传世记录，还能找到一件类似的蓝釉碗，收藏于英国大维德基金会，以及竹月堂珍藏的一件霁蓝釉双弦纹偏口碗，它们的款识排列方式和字体笔迹风格几乎完全相同，可以被视为郎窑器的标准。
图五 清 康熙 朗廷极制 青白釉模印饕餮纹出戟三足鼎式炉残器《御赐纯一堂》双圈青花楷书款 这件正观堂珍藏的珍贵残器成为揭秘郎窑的一把新线索。它的款识与其他几件分散在不同博物馆收藏的作品十分相似，揭示了郎窑器的多样性和卓越的仿古、复古品味。 除了刻有永宣款字的私房器，学者们认为郎廷极督烧的真正官窑作品应该是为庆祝康熙帝六十大寿（即1713年）特别烧造的贺寿瓷。能够承担如此重要的任务，既是朗大人深受皇宠的体现，也显示了他卓越超凡的艺术才情。这组官窑瓷器不仅纹样设计独特，而且款字书写方式一致，可以通过大量传世品进行仔细辨认。下面正观堂藏品图七中的五彩碗，就是贺寿御瓷的代表作。如果将这组瓷器的款字风格与《御赐纯一堂》的款字风格仔细对比，两者之间密切的关系就显而易见了。也就是说，从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到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朗廷极很可能制作了一批仿制明代永宣器的私房瓷器，其中大部分没有款字，只有极少数刻有《御赐纯一堂》的款字；同时，他还督烧了一批设计新颖、寓意吉祥的万寿节和祝寿的瓷器，质量非常精美，款字上刻有《大清康熙年制》六字楷书。后者的款字笔画风格和书体特征可看作是《御赐纯一堂》款字风格的演变。
图六 清 康熙 郎窑 仿成化斗彩鸡缸杯《大清康熙年制》青花楷书款British Museum | David Percival Foundation大英博物馆| 大维德基金会藏 | PDF A749 大维德基金会收藏的这件仿成化斗彩鸡缸杯非常罕见，是一件传世的珍品，上面刻有康熙年号款。即使在北京故宫的收藏中也很少见到类似的鸡缸杯，而它们的款识都是成化寄托款。因此，大维德鸡缸杯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鉴定信息。 正如前文所述，朗廷极对于仿制永宣名品情有独钟，那么著名的成化斗彩鸡缸杯无疑是他追求的目标之一。这件作品的青花款字风格与《纯一堂》的款字风格明显有着传承关系，因此可以初步确定它是郎窑仿制成化作品中的杰作之一。
图七 清 康熙 郎窑 五彩团花纹碗
《大清康熙年制》青花楷书款
口径: 13.2 厘米
正观堂旧藏
正观堂曾经珍藏过一件康熙时期的五彩团花碗。从碗上的款字来看，它的笔迹风格与之前提到的《纯一堂》类作品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很有可能是朗廷极所监督制作的康熙万寿节祝寿瓷器之一。在公私场合以及拍卖会上，我们经常见到这类具有相似笔迹风格的瓷器，它们都以祥瑞的主题和祝寿的设计为特点，应该是专门定制制作的万寿节祝寿用的贺礼瓷器。
神秘的朗吟阁瓷
现在我们回头来看一下之前提到的康熙黄釉盘（图八 左）。这个康熙盘内外都覆盖了明亮的黄色釉，釉色肃穆、稳重，均匀而鲜亮，口径为17.8厘米。底部刻有青花双款双行年号，字体修长端正，接近楷宋体，非常规整工整，毫不懈怠的态度，展现了官窑的正统气质。这种字体在康熙早期的臧窑器物上并不常见，筆勢風格也与之前提到的郎窑完全不同。结合这种成熟的黄釉特征来看，应该是康熙晚期官窑的作品。这种笔法的康熙瓷器非常罕见，极具收藏价值，就像大家都还记得的英国维多利亚博物馆珍藏的康熙宝石红釉梅瓶（图八 中）。而圆明园雍亲王书斋展示的“朗吟阁”瓷器上的字体风格也与此密切相关（图八 右），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话题。那么，这种款字是何时开始出现在康熙官窑瓷器的制作中的？
说到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我们对于郎氏之后的御窑厂窑事管理和出品情况仍然没有明确的官方记录。但是，如果仔细观察黄釉盘上的这种宋体正楷字体风格，似乎可以与康熙晚期开始出现的瓷胎画珐琅器有着密切关系。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由法国传教士陈忠信（Jean Baptiste Gravereau）带领着一批广东珐琅匠师陆续来到宫廷，进行瓷胎画珐琅的实验烧制。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武英殿的珐琅作品归入养心殿，这意味着康熙帝对于瓷胎画珐琅的研制已经取得了重要突破。就在同年九月初九日，康熙帝对两广总督杨琳的奏折做出如下批示：“珐琅大内早已制成，各种颜色俱以全备”（图四）。到了康熙六十年七月二十日（1721年 9月11日），杨琳因收到御赐的“法琅磁碗”等物而上书谢恩折，这明确了瓷胎画珐琅器此时已经完全成功研制出来，成为中国陶瓷艺术史上的最后一座伟大丰碑。养心殿烧制的瓷胎画珐琅器上统一书写着独特的《康熙御制》楷宋体款式（图九左 中），与之前景德镇制造的官窑瓷器都有所不同。与此同时，康熙也有一种非常珍贵的抹红地珐琅彩九秋同庆碗（图九 右），其制作风格与养心殿造办处的产品非常相似，但所用彩料并非纯珐琅料，足内还书写着青花双框楷宋体年号款。这应该是景德镇仿效造办处推出的新产品格式和品种创新。九秋碗与养心殿造办处御制珐琅彩碗的关系一目了然，说明它们都属于康熙晚期出现的新品种。
图九 康熙宋楷体比较 而从这类九秋碗的青花款字风格衍生的一系列康熙晚期官窑瓷器，也被逐渐发现和辨认出来。其中，这面黄釉盘就是其中之一。根据这种款字的端庄正楷宋体特点，我们可以进一步观察故宫收藏的斗彩翠竹竹节式盖罐和末红彩双龙戏珠纹盖罐（图十）。它们的恭敬规整的笔法也可以看作是从九秋碗式的楷宋体演化而来。
图十 左：清 康熙 斗彩翠竹纹竹节式盖罐《大清康熙年制》青花楷书款高: 16.7 厘米 故宫博物馆藏图十 右：清 康熙 斗彩抹红龙凤纹盖罐《大清康熙年制》青花楷书款高: 13.1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再来看看神秘的“朗吟阁”瓷。清世宗雍正皇帝胤禛，是康熙皇帝的第四子，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 年）受封为贝勒，康熙四十八年（1708 年）受封为和硕雍亲王，赐予圆明园为其府邸。康熙晚年，诸皇子之间的储位斗争已经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对皇太子允礽两次的废立，已使康熙帝焦头烂额，失望不已；然而此时的皇四子胤禛，却有意远离斗争，对帝王之位的向往深藏不露，他躲在圆明园中读书，努力把自己塑造成一位“虽身处繁华，而寤寐之中自觉清远闲旷，超然尘俗之外”的富贵闲人。制作于此时的《雍亲王朗唫阁图像》轴（图十一 左），正是年轻的皇四子沉浸在仙境般的圆明园中的真实写照，只见画中幽静的亭廊、茂滋的树木、闲适的仙鹤、安详的麋鹿，乃至身后两个肃穆的伺童，都烘托出窗后的主人安然自在的神态。朗唫阁乃是圆明园中路的一处建筑，是康熙时期雍亲王的起居、读书、静修之所，也就是雍亲王的书房。
图十一 左 《雍亲王朗吟阁图像》轴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朗吟阁位于圆明园四十景之天然图画中图十一 中 清康熙 雍亲王胤禛制 天蓝釉、白釉小锥把瓶两件《郎唫阁制》青花楷书款 《郎唫阁制》楷书刻款图十一 右 清 雍正 天蓝釉长颈小瓶《朗唫阁制》青花楷书款 在雍正登基前的12年中，雍正肯定在圆明园和朗吟阁度过了大量的时间。正是这片宁静而雅致的地方，在不知不觉中滋养了雍正对文雅、精致和清丽艺术品的喜好，并形成了日后雍正官窑瓷器独特的艺术风格。其中，“唫”是“吟”的通假字，所以“朗唫阁”也被称为“朗吟阁”。我们在众多流传下来的瓷器中找到了一批带有“朗吟阁制”款识的作品，可以确定这些作品是当时景德镇御窑厂专门为朗吟阁定制的。例如，之前在北京保利拍卖会上出售的一对带有“朗唫阁制”款的长颈小瓶（图十一, 中），造型优美娇小，釉色淡雅内敛，展现出高雅的艺术品味，完全符合雍亲王的喜好。同样，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也收藏了一件非常相似的天蓝釉长颈瓶（图十一, 右），上面刻有“朗唫阁制”的楷书款。尽管这两组瓷器都是为朗吟阁定制的，但造型比例和款字的书法风格有很大不同。前者的字体端庄恭敬，与黄釉盘上的宋体正楷字形相似，而后者的笔力稍显柔软，笔画的力度也不同。同时，在传世记录中还有更多与之相同款式的天蓝釉僧帽壶、盘、碗、白釉花浇、杯、匜等器物，可见在雍亲王在朗吟阁度过的12年里，景德镇御窑厂为他定制了一系列专用瓷器。根据款字风格的变化，这些器物应该是在不同的年份和阶段进行制作，并不统一一致。三、安窑：康熙五十九年 - 雍正五年 康熙官窑的最后一个阶段被学者们称为安窑。通过对清宫档案文献资料的梳理和考据，专家学者们发现了一份由江西布政史常德寿在雍正三年上呈给皇帝的奏折。这份奏折揭示了当时被视为康熙权臣明珠的家臣安尚义以及他的儿子安岐在扬州的盐业中的情况。奏折中提到自康熙五十九年起，他们派人前往景德镇购买材料，雇工人进行烧制瓷器，然后将所烧制的瓷器运送到扬州再转运进京。另外，还有一份由雍正帝在雍正五年亲自批示年希尧的奏折，其中提到可以让安尚义不再服务。这些奏折揭示了"安窑"的一些情况：从康熙五十九年开始，安尚义安排家人前往景德镇烧制瓷器，并将其送往扬州后再转运京城。而在雍正五年，雍正帝批示可以不再继续效力。在此期间大约七年的时间里，安窑主导了官窑瓷器的烧制。与郎窑类似，安窑可能主要负责烧制祥瑞瓷器，这也延续了郎窑的传统。故宫珍藏有一批造型各异的大型青花、五彩和斗彩花盆，上面绘有寓意祥瑞长寿的纹饰，笔触精妙细致生动，明显是为康熙帝万寿节所设计和烧制的万寿瓷器，应该是出自安窑。下图（图十二）展示了其中一个代表作品，还有两件稀有作品存放在正观堂，从款字的风格分析比较，与故宫的藏品完全一致，也可以确定是安窑的代表作品。通过款字的对比，我们可以识别出可能属于康熙晚期安窑产出的一部分作品。
图十二 清 康熙 安窑 五彩加金花鸟图八方花盆口沿下署墨彩楷体“大清康熙年制”六字横款故宫博物院藏
图十三 清 康熙 安窑 御制黄釉刻云龙纹盘《大清康熙年制》青花楷书款口径：17 厘米正观堂旧藏
图 十三 清 康熙 安窑 斗彩全景松鹤长春图大盘《大清康熙年制》楷书款口径：32厘米结海堂美术馆藏正观堂旧藏 中贸圣佳拍卖，2020年6月20日-佳期·磁臻 ,第149号文章来源于网络，如侵删欢迎家人们转发出去支持我 看完后，如果你觉得还可以，就顺手点个“赞”再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