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年谱（1949-1976）》纪事本末（515）】1955年，毛泽东62岁。

1955年1月11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胡风问题和私营工商业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陆定一、周扬、张际春出席。

1月14日中午，同周扬谈胡风问题。

1月15日，阅周扬本日关于同胡风谈话情况给陆定一并转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说：

昨晚胡风来谈话，表示承认错误，说他是以小资产阶级观点来代替无产阶级观点，思想方法片面，并有个人英雄主义，以致发展到与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对抗，并说希望不要发表他一九五四年七月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如一定要发表，也希望作些修改，并在卷首附上他的一篇声明。周扬的报告附送了胡风十三日写的《我的声明》。

声明的主要内容是：

一、给中央的报告中所表现的对党、对文学事业的态度，已初步认识到是错误的，有害的。

二、这个报告对今天的文艺运动所得出的判断是带有很大的主观成分的，其中有些具体提到的情况和例证，当时没有很好地调查研究，后来发觉有不切合实际之处，现在材料已印好，来不及修正。

周扬在报告中提出，准备回绝胡风发表这样笼统声明的要求。毛泽东批示：

“刘、周、小平阅，退周扬同志：（一）这样的声明不能登载；（二）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

1月23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为转发中央宣传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的指示稿。中央指示指出：

胡风的文艺思想，是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错误思想，他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在长时期内进行着反党反人民的斗争，对一部分作家和读者发生欺骗作用，因此必须加以彻底批判。各级党委必须把这一思想斗争作为在党内党外宣传唯物论反对唯心论的一项重要工作来看待。

中宣部的报告列举了胡风文艺思想的错误，并开始使用了“胡风小集团”的提法。

2月26日，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对胡风如何展开批判等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周扬、胡绳、邓拓等出席。

5月11日，毛泽东审阅周扬报送的《文艺报》为发表胡风的检讨《我的自我批判》和舒芜的揭发材料起草的编者按，批示:

“周扬同志：按语不好，改写了一个，请你和陆定一同志看看可用否?如以为可用，请另抄付印，原稿退还给我为盼!可登《人民日报》，然后在《文艺报》转载。按语要用较大型的字。如不同意，可偕定一于今晚十一时以后，或明日下午，来我处一商。”

毛泽东重新写的按语指出:

从舒芜文章(指舒芜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 所揭露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读者从胡风写给舒芜的那些信上，难道可以嗅得出一丝一毫的革命气味来吗?从这些信上发散出来的气味，难道不是同我们曾经从国民党特务机关出版的《社会新闻》《新闻天地》一类刊物上嗅到过的一模一样吗?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胡风反党集团中像舒芜那样被欺骗而不愿永远跟着胡风跑的人，可能还有，他们应当向党提供更多的揭露胡风的材料。

胡风应当做剥去假面的工作，而不是骗人的检讨。剥去假面，揭露真相，帮助党彻底弄清胡风及其反党集团的全部情况，从此做个真正的人，是胡风及胡风派每一个人的唯一出路。

舒芜，男，于1922年7月2日生， 安徽桐城人。本名方管，学名方硅德，字重禹。中国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1938年向《广西日报》副刊《南方》投稿时始用"舒芜"的笔名。1937年考入高中时适逢抗战爆发，即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并为《桐报》主编副刊《十月》。1940年辍学，在湖北、四川等地农村任小学、中学教师。1944年至1949年，历任国立女子和师范学院、江苏学院、南宁师范学院副教授、教授，进行文学、哲学的教学与研究。 1945年初在胡风主编的《七月》上发表《论主观》一文，成为一场长达5年之久的文艺论争的主要焦点之一。这时期还创作了不少杂文，结为《挂剑集》。1949年后任广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研究部长、南宁市文联副主席、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南宁中学校长。1952年到北京，历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编辑室副主任、编审。1979年开始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审，致力于周作人研究，著作甚丰。2009年8月18日23时许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舒芜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和毛泽东为 《人民日报》写的编者按，将胡风及有关一些持相同意见的人， 定性为“胡风反党集团”。随后，又定性为“胡风反革命集团”。

批判胡风的运动在全国迅速展开，从1955年1月到5月12日，公开发表的文章就达446篇，规模之大，为建国后所首见。

5月14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陆定一、陈伯达、罗瑞卿、胡乔木、邓拓开会，听取周扬关于胡风问题的汇报。

5月16日晚八时五十分，同邓拓谈胡风问题。

5月17日晨，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胡风问题，周恩来、陈云、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周扬出席。

5月1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将胡风逮捕。

5月18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陆定一、周扬、王稼祥、罗瑞卿、杨奇清开会，讨论胡风问题和对印度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梅农提出的方案的对策。

5月21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处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指示》草稿。指示草稿指出：

胡风集团，现已大体判明是一个反革命的阴谋集团。

各党委(和党组)必须提高警惕，领导全党，为肃清胡风集团及其思想影响而斗争。

毛泽东作个别字句修改后，批示：“即送周、朱、 彭真、瑞卿阅后，照发。”

5月23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周恩来、彭真、邓小平、陈毅、谭震林、罗瑞卿、陆定一、周扬开会，讨论胡风问题。

5月下旬，审阅准备在《人民日报》发表的《胡风反革命活动的证据》的清样，将标题中的“证据”改为“第二批材料”，并在编者按语中加写两段话:

有些同情胡风或者口头上反对胡风但内心是同情胡风的人们在说，那些材料大都是解放以前的，不能据此定罪。那末，好吧，现在请看第二批材料。

反革命的胡风分子同其他公开的或暗的反革命分子一样，他们是把希望寄托在反革命政权的复辟和人民革命政权的倒台 的。他们认为，这就是他们要‘等待’的‘时机’。

这批材料五月二十四日在《人民日报》发 表，题为《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

5月26日，阅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五月二十五日联席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开除胡风作家协会会籍并撤销他担任的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作协理事和《人民文学》编委职务等的决议，批示:“此件即送新华社立即发表，今天(二十六日)在北京及各地见报。”

1955年6月1日，阅中共北京市委五月三十日关于查处胡风分子问题给中央的报告。报告说：

市委根据中央对处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指示，召开了党员干部会，布置了这一工作，并已发现若干可疑线索等情况，表示将继续调查，待进一步弄清情况后，再根据中央指示分别处理。

毛泽东批示：

陆定一同志:请考虑用中央名义将此件通报各地党委及中央各部门和国家机关各党组，要他们注意在所属机关、学校、人民团体和部队中调查和研究有无胡风分子，并按情况作适当处理。凡有胡风分子较多的省市均应指定几个可靠同志(例如五人)组织胡风问题小组，专门注意处理此事。前谈指示，可后发，先发此件。请于日内拟好，交我，为盼。

6月3日晨，同陆定一、周扬谈话。晚上， 收到陆定一晚七时送审的中共中央关于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给各级党委的指示稿。毛泽东审阅修改后，于八时十分约陆定一、陈伯达、罗瑞卿、 胡乔木、邓拓谈话。毛泽东对指示稿作了几处修改。

指示稿第一条中讲我们现在的党政军民各种机关中和厂矿学校中，绝大多数是好人。在“绝大多数”后面，毛泽东加写“(百分之九十几)”。 第一条中讲这些机关学校中，也都有暗藏的反革 命分子，他们在全体人员中是绝对少数。在“绝对少数”后面加写“(占百分之几，大约有百分之五左右)”。

在第五条中讲到成立五人小组进行工作处，加写“党委书记和常委对此事应积极注意抓紧领导”。在指示稿末尾，加写第六条：“各省市委和党组必须认识这一斗争的目的，不但在于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主要地是借着这一斗争提高广大群众(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干部)的觉悟，揭露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特务分子，帝国主义的特务分子，托派分子和其他反动分子)，进一步纯洁革命队伍。因此，当斗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时，就要公开号召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反动分子进行自我坦白，这种坦白，向小组会向大会向负责人去做或写书面材料都可以。但在中学学生和小学学生中不要去进行这种坦白的号召。”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