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贵来老师带您解读《中国书法批评史》第九十七讲

第二册 宋朝、金朝书法批评

第二章 "探析苏轼与黄庭坚：文人书法中的艺术意蕴与美学追求"

第五节 苏轼论学养人格与书品及形式

二、苏轼论书品及形式

汉朝的扬雄曾言：“言不能达其心，书不能达其言，难矣哉！惟圣人得言之解，得书之体，白日以照之，江河以涤之，灏灏乎其莫之御也。面相之，辞相适，徐中心之所欲，通诸人之嗑嗑者，莫如言。弥纶天下之事，记久明远，著古昔之唔唔，传千里之恶恶者，莫如书。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声画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动情乎？”这里的“书”，并非指书法之“书”，而是书面语言之意。

扬雄的看法是：通过一人的言语、文章能够反映其本质，从而辨别出君子、小人。后世的书法理论将扬雄此说用作书法与人品关系的佐证。“书为心画”这一命题直至宋朝才真正与书法艺术相联系。而在苏轼所处的时代，朝廷内各种党派斗争极为激烈，关于“君子、小人”的论辩也最为热烈。苏轼提出这一话题，实乃时势所致。上述议题更是关于“形”“神”关系的新思考。

貌分美丑、言有巧拙、书存优劣，此乃“形”之范畴；君子与小人的姿态、气度、心境，则属“神”之范畴。孔子对于“德”和“言”的关系已洞察到二者有时并非对等，而苏轼此论更是将这种不对等推向了新的境地。

就艺术层面而言，传统观念主张追求良好的“形”，进而获取优良的“神”。然而苏轼发现，往昔所谓良好的“形”，或许能彰显君子的风范，也可能仅展露小人的气质。这便表明传统的“形”“神”关系存有重大缺陷，并非形优神必优。苏轼的这一论断旨在于“形”“神”两方面实现突破。

书法之“工巧”乃是汉魏晋以来所坚守的准则，苏轼觉得此“工巧”未必能达至最高的精神境界，甚至可能对精神的展现造成阻碍；“拙朴”在传统观念中向来被摒弃，依苏轼此论断，“拙朴”亦有可能达成最高的精神呈现。

传统的“神”关乎作品看起来是否自然、畅达，从最初的“笔势”“自然”等概念便可得知。唐朝张怀瑾的“风神”牵涉作者的精神，但对作者是否为君子未作限定。苏轼则把书法的精神美界定为君子的气度与情怀，也正因这一定位，书法的雅俗之别应运而生。

苏轼的这一命题彻底颠覆了惯常的“形”“神”观念，冲破了传统形式美的藩篱，摒弃了世俗所谓的“功夫”与外在的“优美”。为了追寻更崇高的精神表达，意味着要探寻更深入的形式，甚至能够适度地“拙”。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的“守骏莫如跛”“璧美何妨椭”之说并非毫无缘由，皆由此议题衍生而来。

至于书法怎样展现君子的人格修养，苏轼难以阐释明晰，唯有援引诸如颜真卿之类的前人书法家当作例证。甚至连他自身都无法全然认定这一理论的可靠性。在《题鲁公帖》里，他表示：“观其书，有以得其为人，则君子小人必见于书。是殆不然，以貌取人，且犹不可，而况书乎。吾观颜公书，未尝不想见其风采，非徒得其为人而已。凛乎若见其斥卢杞而叱希烈也。其理与韩非窃斧之说无异。然人之字画工拙之外，盖皆有趣，亦有以见其为人邪正之粗云。”苏轼指出以貌取人都不可行，更何况凭借字迹判别作者是君子还是小人，言外之意表明这极难做到。

他反省自身之所以欣赏颜真卿的书法，大概和《韩非子》里所讲的邻人窃斧的心理相近，由于存在预设的想法，故而越看颜真卿的字迹，就越觉得其中彰显出忠义之气。从这些研讨能够看出，苏轼承继了欧阳修的思想，然而他并未就此停步，而是做了更深入的思考。这或许正是苏轼的魅力之所在，即对于前人的任何论断都要认真加以反思，而非盲目被动地接受。最终，他觉得通过书法还是能够大致了解作者的为人，所谓“世之小人，书字虽工，而其神情终有雎吁侧媚之态”。

苏轼觉得人物的胸襟气度能够从书法作品中得以体现。《东坡题跋．书太宗皇帝急就章》中写道：轼近至终南太平宫，得观三圣遗迹，有太宗书《急就章》一卷，精妙绝伦。自古英主少有不擅长书法的。鲁君之宋，呼于埋泽之门，守者曰：“非吾君也，何其声之似我君也？”轼于书亦云。此处援引《孟子·尽心上》的一则故事，其意为：鲁国国君前往宋国，在埋泽门下呼喊，守门之人说：“这不是我们的国君，为何他的声音与我们的国君如此相像？”这个故事表明，尽管鲁国的国君与宋国的国君外貌不同，声音有别，但呼喊时的气度是相同的。

苏轼认为书法作品中的气质亦是如此。苏轼的书法批评构成了一个繁杂的系统，甚至充斥着矛盾。他尊崇颜真卿的书法，是由于其有气节，不依傍前人，但又感觉颜真卿的书法缺少了些余韵。这正如他自己所说：“笔墨之迹，托于有形，有形则有弊。”他欣赏魏晋书法是因为它们契合文人洒脱的精神，称赞王安石好是因为其具备法外直寻的风骨。由此可见，他的审美趣味是多元的，不了解这一点，我们便会无所适从。

（此讲内容共计：1939字）

作者：王贵来（天津书画艺术网主编）

2024年10月11日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