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新四军等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从什么时候改称解放军的？
一提起这个问题，大概许多人会不假思索，应该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可其实大多数人不明白，八路军、新四军的番号其实一直保留到了1947年，正式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在1948年11月1日，中央军委颁布了《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团以上各部队均冠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
从此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称谓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按理来说，从蒋介石阴谋发动内战开始，八路军（当然正式称谓应该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新四军的番号就不应该再用，毕竟从关系上来讲，都是国民革命军，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辖。既然双方已经撕破脸，这份体面也不用在保留。
不过，“人民解放军”的称呼虽然从1946年就已经陆续叫开，但党中央、中央军委并未正式下令统一称谓，在一定范围里，八路军、新四军的番号仍在。
这当中还经历了一段过程。
一1944年8月20日，中央军委在延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会议本身的议题是讨论抗战胜利以后国共双方关系的问题。
尽管抗战全面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可蒋介石始终对中国共产党人抱有敌意，意图通过军事力量，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武装。
在这个抗战胜利的时节，蒋介石会不会重新举起屠刀，这一切还都很难预料。
当然，这其中还涉及到一个至关重要的议题，就是我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是否还要继续在“国民革命军”之下，两者是否应该脱钩。
哪怕是从名字上。
刘少奇在会上提议：
“正规军、游击队合起来叫解放军，或加之为国民革命军解放军。”
应该说这是在历史文献中，首次出现了“解放军”的称谓。
只是当时这一提议并没有得到响应。
应该说国共双方对抗战形势的分析都是正确的，日军已经日暮穷途，特别是随着太平洋战争节节失利，日本国内已经捉襟见肘，早已撑不起大规模的战争。
因此在1944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七中全会，一致决定第二年召开七大。
1945年5月，党的七大在延安杨家岭召开，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报告，毛主席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朱老总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
对于和平的意愿，中国共产党人充分表露出了诚意。
不过很显然，我党的善意并没有得到国民党当局的回应。
从1945年8月抗战胜利开始，蒋介石就不断挑起摩擦，他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原地驻防，无命令不准移动，却用美国军舰，调在西南的国民党军精锐北上接受日伪占领的地盘，甚至在时间来不及的情况下，收编日伪军，并要求他们就地固守。
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密令部队向我晋冀鲁豫解放区发动进攻，在随后的两个月里，我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展开反击，给国民党军以沉重打击。
蒋介石连续三次致电延安，邀请毛主席到重庆，虽然面临重重危险，但本着为和平考虑，毛主席还是决定到重庆与国民党当局商谈。
甚至于毛主席在当时已经下定了有可能还不来的决心。
“我准备坐班房……如果是软禁，那也不用怕，我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现在苏联红军不入关，美国军队不登陆，形式上是中国自己解决问题，实际上是三国过问，三国都不愿中国打内战，国际压力是不利于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中苏条约有利于中国人民，苏联红军攻占东三省是有很大影响的。所以，重庆是可以去和必须去的。”
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局面，毛主席在临走前特意做了安排，让刘少奇代理自己的职务，并增补陈云、彭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也几乎就是在同时，即8月15日，时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罗荣桓提出建议：
“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应该放弃“国民革命军”的名称和番号，而改用“人民解放军”的称谓，以有别于重庆当局指挥的军队。”
二罗荣桓的提议第一时间得到了中央原则上同意。
之所以要原则上同意，主要也是考虑到毛主席赴重庆谈判，双方在谈判桌上唇枪舌剑，我党能够为自己谈判增添少部分筹码。
1945年8月26日，毛主席在赴重庆谈判之前，中共中央发布了对内通知《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该通知后来被收录在1960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在谈判中，国民党必定要求我方大大缩小解放区的土地和解放军的数量，并不许发纸币，我方亦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无此让步，不能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不能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不能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但是让步是有限度的，以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为原则。”
这里又一次出现“解放军”的提法。
当时，山东军区司令部率先改称山东解放军总部，应该说这个影响在全军中很大，毕竟当时山东是拥有我党最大的根据地，麾下拥有近40万大军，都是原来八路军115师以及原来山东纵队发展来的。
可出乎意料的是，很快就被中央叫停了。
也就是在发出“和谈通知”的同一天，中央致电华东局，发出指示称：
“新四军名称不变”
叫停以后，全军恢复八路军、新四军的番号，进入东北的部队一开始称东北人民自治军，后来改称东北民主联军。
当然，之所以临时决定不改称呼，原因众所周知，还是为重庆和谈大局考虑。
尽管蒋介石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无论是各民主党派还是社会各界，都希望国共双方能够和睦共处，不希望内战爆发，从心底里希望双方能够坐下来谈判。
过去抗战时期，蒋介石曾几次掀起反共高潮，尤其是以1941年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900余人罹难，军长叶挺被扣押。
当时局势异常严峻，双方几乎已经到了兵戎相见的地步，党中央甚至也为此做好了军事上的准备，可在冷静下来后，我党最终还是决定，在军事上采取守势，政治上采取攻势，以免亲者痛仇者快。
蒋介石通过发起皖南事变，打击了新四军的发展，表面上虽然赢得了胜利，可整体舆论导向对他很不利，基本可以说是得不偿失。
斗争上采取必要的妥协，是为了能团结大多数人，让我们的敌人更孤立。
整个重庆谈判，中国共产党做出了巨大的让步。
可即便如此，蒋介石依然不肯放手，甚至在毛主席在重庆期间，几次欲下手囚禁，只是考虑到国内外的影响，无奈作罢。
蒋介石后来把这一心境变化，全部都写到了日记里：
“我有400万军队，我想怎样就怎样！”
“哪怕把毛泽东放回去，甚至再发给他一枚“胜利勋章”，来日沙场上见，照样能稳操胜券。”
“断定其人决无成事之可能，而亦不足妨碍我统一之事业，任其变动，终不能跳出此掌一握之中。”
三和平仍然没有到来。
尽管如此，我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从来没有放弃和的想法。
哪怕是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代表团仍留在重庆（后来在南京），尽可能的争取各方面斡旋。
据胡乔木回忆：
“四平保卫战失败之后，主席想了三天三夜，是和国民党彻底翻脸决裂，还是再次坐下来谈判。主席最后决定，跟国民党彻底决裂，打！”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毛主席对这场战争的定义仍然是自卫战争，即国民党军来进攻我解放区，我们通过反击将他们打出去。
甚至在那时，我们还没有解放全中国的想法。
1946年11月15日，蒋介石单方面宣布召开“一党国大”，彻底把和平的大门堵死了，毛主席这时做出指示：
“‘国大’已开会，除董（必武）及少数人留京外，周（恩来）及其余备人宜即回延（安）。”
11月18日，周恩来回到延安后召开记者发布会，宣布不承认这个“国大”，同一天，毛主席在讲话中，把过去“自卫战争”的提法改为“人民解放战争”。
既然已经叫“人民解放战争”了，那么改称人民解放军也就成了理所当然。
如果说，蒋介石在召开“一党国大”前，我们对“人民解放军”的称呼还藏着掖着（只是在报纸上小范围的称呼），后来就正大光明的改变称谓。
1947年2月10日，朱老总以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名义正式签署《关于组成陕甘宁野战集团军》的命令，标志着我军正式转变称谓的开端。
1947年6月，我军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到刘邓挺进大别山，中央正式决定，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与此同时，各大野战军、各大军区也陆续开始改称解放军。
华东解放区部队从1947年1月开始就陆续停止使用新四军番号，及至中央正式宣布命令后，华野各部队正式改称华东解放军。
不久之后，晋冀鲁豫军区、西北野战军也都陆续使用“人民解放军”的名称。
至于东北地区则稍晚一些，到1948年1月陆续改称。
截止1947年10月，人民解放军共消灭了国民党军98个旅，78万人，解放的号角吹响了全国。
1947年10月10日，毛主席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推动了全军改称“人民解放军”的进程。
1949年2月，全军根据中央军委在1948年11月发出的关于统一全军组织以及番号的规定，正式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
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称呼响遍了祖国大江南北，成为了一个神圣而不可侵犯的称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