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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代史上，在中法战争之前四十余年发生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侵略者最多时出动军舰约四十艘，军队万余人，纵横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天津等地。

战争从1840年开始，到1842年结束，中国战败，被迫与英、法、美等国订立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包括割让香港、赔款2100万元等条款；约二十余年前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先是占领广东，接着攻占天津和北京。

战争从1858年开始，到1860年结束，中国又遭惨败，连经营了一百多年、收藏极多珍宝的圆明园也被英法联军抢封和焚毁，清政府被迫与英、法、美、俄等国签订不平等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丧失了许多权益。

在中法战争之后的十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战争只进行了约八个月，日本陆军在我国东北地区横冲直撞，攻城掠地，如入无人之境；日本海军则在消灭中国最强大的北洋舰队后，占领了旅顺、威海卫等海军基地。被打得大败的中国与日本签订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包括割让台湾、赔款银2.3亿两等苛刻条款。再过五年，则是八国联军侵华。在这次战争中，天津和北京再次被占，全国许多地方被侵略者蹂躏，中国被迫与入侵各国签订了《辛丑条约》，赔款银4.5亿两，加上利息和各省的地方赔款，总数约达到十亿两白银，中国人民遭受了空前的浩劫。

国家还是这些国家，军队还是这些军队，但中法战争与其他四次对外战争的结果却完全不同。

中法战争对中国近代史的作用，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

在第一、二次鸦片战争时，清政府刚与西方列强作战，对外国的情况缺乏了解，当然也就不可能制定适当的对策。在指挥作战的过程中举棋不定，忽战忽和，弄得前敌将帅和士兵也无所适从，不能激起杀敌热情，自然难以取胜。而在甲午战争中，中国较日本在军事上本来占有优势，但清政府却过高地估计中国的军事力量，过低地估计日本的军事力量，严重轻敌，在备战不足时即仓促出战，人为地将全局的优势变为局部的劣势；而稍谨败挫，则又法战求和，严重地挫伤了前敌将土的抵抗意志，以至大部分军队在战争中都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无法挽回败局。

日本军队只付出二千多人的伤亡即已打败中国这个老大帝国，取得巨大的侵略利益。至于与八国（实为十一国）联军开战，则完全是被迫的，主动权并不在中国方面，战败就是意料中的事了。

在中法战争中，清政府却通过各种途径，较多地了解到法国的情况。主要是从黑旗军首领刘永福步兵得三千人，厘饷得五万两，却能在越南长期抗法，斩将塞旗，屡建功勋，以及中国驻法公使曾纪泽多次报告法国情况：

“吾华海防水师渐有起色，如拨派数艘移近南服，敌人有所顾忌，或可不至剥肤噬脐之侮。法人内怯于德，又丢尼斯之役未甚如意，断不敢与我轻开衅端。”

知道经过普法战争惨败的法国，国力削弱，已非第二次鸦片战争时那样强悍，要跨海万里来侵略经过二十余年洋务运动、国防力量有所增强的中国，可能不易占得便宜。最后得出诸如张佩纶奏折所说的：“中国诚贫，法亦不富，中国诚弱，法亦不强”的结论。这种对敌人较为正确的了解，为清政府制定坚决抵抗，不轻易向法国的勒索讹诈屈服的决策提供了依据。

在整个作战过程中，清政府及前敌将士的抵抗意志比较坚定，即使遇到暂时的挫折和失败，或对方外交上的威胁恫吓，也不轻易动摇，不让法国勒索巨额赔款的阴谋得逞，这是中法战争取得不败结果的保证。

光绪十年二月，由于援越桂军在北宁一战遭到惨败，清政府追究主持中枢的军机处的责任。早就对领班军机大臣奕䜣不满的慈禧太后趁机与醇亲王奕譞等酝酿一场政变，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法，撤换了以奕䜣为首的全班军机大臣，换上了更加听话的新军机处。

这件事使慈禧太后去掉了一个惟一能够与她分庭抗礼的政敌恭亲王奕䜣，开创了慈禧太后独裁统治的时期，严重地影响晚清历史的发展。

不过，就中法战争而言，新的军机处对法态度比较强硬，当中法因“观音桥事件”重新起衅后，清政府顶住了法国勒索赔款的讹诈，坚持抗法战争，对于争取一个不割地不赔款的结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其次，在战争的关键时刻，果断地启用休致在家的刘铭传和冯子材到重要的军事指挥岗位，为取得台湾保卫战和镇南关大捷创造了条件；再次，长期流亡于越南的刘永福和黑旗军早就有回归中国的要求，但旧的军机处一直没能解决这个问题。

新的军机处顶住了李鸿章、岑毓英等大臣的反对意见，在对法宜战的同时，毅然宣布给刘永福授官，接纳黑旗军进入清军抗法队伍，最终解决了这个久拖不决的问题。从这些方面来看，它对中法战争还是有贡献的。

在中法战争爆发前夕，以张佩纶为首的一批“清流派”言官御史，经常上奏弹劾权臣，议论朝政，一些文武大员的升降黜退都系于他们的笔锋，这本是常见现象，到不足为奇。但他们不知适当收敛，以致书生谈兵，干预军政，利用朝廷的信任，褒贬进退前敌将帅，就不完全适当了，有时甚至起到了消极作用。

如张佩纶青睐素不知兵的徐延旭，力荐他可胜任督师广西关外边军；却憎恶能征善战的广西提督冯子材，因而上奏举荐徐延旭为广西巡抚，却逼迫冯子材称病开缺，终至酿成北宁一战的惨败，“清流派”主将张佩纶、陈宝琛因而遭到严谴。

张佩纶还极力反对清政府重新起用祃子材，这更是极其错误的。事后，清政府对于言官御史干扰军政，特别是随意进退前敌将帅的建议，采取了抑制冷落的态度，在甲午战争期间，就基本没有出现过这种反常的现象。

清政府对法宣战后，批准两广总督张之洞向汇丰银行借款以充军饷，成了中国政府利用外债支持对外战争的滥觞。后来，在甲午战争开始，清政府就想方设法向外国银行借款以支持对日战争。再往后，借用外债支持内外战争便成了历届旧政府的惯例，为了偿还这些债务，必然会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

在援越抗法之始，清政府并不十分重视，只是派当时国内军事水平比较低下、甚至没有攻敌利器西式大炮的广西边军担当抗法重任，拨给的经费不到60万两银子，其结果就是北宁惨败，损害了国威和军威。

而在筹备甲午战争之始，清政府派出的主力军队是配足西式大炮、战斗力最强的淮军，一次就拨给300万两经费，并在挑选主帅、集中舰队等方面作了一些努力，与当年的援越桂军自不可比拟。

虽然清军在战争中仍然是以惨败而告结束，但这只能归因于他们面对的敌人更强大了，而不能说清政府在这方面没有了进步。

在中法战争中，中国因海军力量薄弱，深受法国海军挟制之苦。战后，清政府对海军建设比过去更为重视，以至在甲午战争前夕就拥有了当时亚洲最强大的海军力量。当时全国四支舰队的总吨位约八万吨，其中，北洋舰队一支即已拥有大小舰只约四万吨，而日本全国舰队总吨位仅约六万吨，整体实力不及中国。

在中法战争中，南北洋大臣李鸿章、曾国荃因为看到中法海军的巨大差距，坚决拒绝执行清政府关于集中全国的弱舰去马江对抗法军的强舰的命令。

但会办福建海疆事宜的张佩纶却狂妄固执，自以为是地贬低法国侵华海军的威力，愚蠢地调集福建水师的弱舰与孤拔所率法军强舰同扎相持，结果在马江一战中毫无价值地葬送了福建舰队。

但是，地方官员这样拒绝中央政府集中舰队力量对外作战命令的做法，却为后来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以致在甲午战争开始时，李鸿章提出调动全国海军力量以加强北洋舰队的主张，却得不到其他三支舰队的支持，北洋舰队只勉强留下广东舰队的“宁甲”、“广乙”两小舰；黄海海战后，北洋舰队损失严重，急待补充和加强，但无论是清政府的谕旨或是李鸿章以私情告求，南洋、福建、广东的督抚都以种种借口，拒绝派遣自己辖下的军舰前往援助，结果，中国海军变全局的优势为局部的劣势，以致北洋舰队越战越弱，最后全军覆灭。

马江之战的惨败以及南洋舰队五舰援台的失败，也许成为中国军舰不敢轻易出洋与敌舰搏战的理由，致使过后的十年中很少这方面的训练。期间，虽然每隔几年清政府都要集中全国的舰队会操，其中就有阵势操练的一项内容。

但从后来的甲午海战情况看，那些操练只是流于形式，没有从实战的角度来严格要求。导致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的队形混乱，不成阵势，最后被日舰各个击破，损兵折将。后来更只知“避战保船”，不管战事如何需要海军作战，却长期龟缩旅顺、威海等海港，宁愿被日军逐渐消灭，也不再出战。

南洋三舰和镇海岸炮相配合，终于击退来犯法舰的战例，使得清政府将军舰与岸炮配合作战，作为保护海军基地和军舰的一种重要战术。在刘公岛、旅顺口等重要海军基地，都加强了港口后路的陆上防御，配置了相当的军事力量。但是，这也许又成为中国海军不愿出海与敌搏战的又一条理由，是北洋舰队最后困守刘公岛的滥觞，虽然难免全军覆灭，但其中的学习痕迹却是十分明显的。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在明末清初，曾一度为荷兰殖民者侵占，后被郑成功率兵收复。清康熙年间，清政府统一台湾，并在岛上设兵驻守。但由于兵力单薄，进入近代以来，外国侵略者觊觎台湾的事件层出不穷，其中尤其以1874年日本出兵侵扰台湾为最严重。台湾限于自身条件，驻军有限，难以独力抗御外敌。吸取这方面的教训，在中法衅起之始，清政府就及时调兵遣将，拨械济饷授助台湾防务，终于挫败法军占据台湾为质，向中国勒索巨款的阴谋，成为两岸合作，共抗外敌的光辉典范。战后，台湾建省，军事力量大为增强。

在甲午战争中，清政府在中日衅起之始，即着意加强台湾防务，派遣福建水师提督杨歧珍、南澳镇总兵刘永福等率军援台。可惜为德不终，过早割让台湾给日本，并断绝对台湾抗日军民的接济，使得台湾抗日战争终告失败。

在中法战争爆发前，中国虽然已经派遣外交使节出国，但未能很快扭转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的孤立状态。

期间曾因修改《里瓦基亚条约》而与沙俄进行外交交涉，也因疏球被灭及朝鲜被侵而与日本进行外交交涉，这些交涉都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注意和介入。这种情况在中法战争时期有了根本的改变。由于中法战争旷日持久，而且双方势均力敌，从而给各种外交斡旋留下充分的空间，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面貌。

世界上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不管其性质如何，刀兵相向总是暂时的，最终都要通过外交斗争来解决问题。无论是战前的酝酿、战中的谈判、战后的签约，都需要外交的折冲。

中法战争从酝酿到结束，时间跨度很长，如果从曾纪泽于光绪六年（1880年)过问法越矛盾算起，到光绪十一年(1885年)签订和执行《中法简明和约》止，前后约有五年。

在这五年中，中国打破了过去孤立在国际外交舞台之外的情形，开始为维护自身的利益与各国外交官和政府周旋。在中国国内，先后有李鸿章、总理衙门与法驻华公使宝海、脱利古、署理公使谢满禄的交涉，有曾国荃在上海与法公使巴德诺的谈判，其中又参杂了李鸿章在天津与福禄诺、法驻津领事林椿、利士比的副官日格密的交涉、总理衙门在北京要求英、美等国公使出面调停、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及税务司德璀琳在京、津、沪、港与各方斡旋的活动、刘铭传在台北与利士比、刘璈在台南与驻台英领事的口信函件往来、薛福成在镇江与英国领事、刘麒祥在上海为保护法国侨民与俄国领事的照会、越南陪臣赴天津、广东请援等。

在国外，则有中国驻法使臣曾纪泽、李凤苞在巴黎与法国外交部、在伦敦与英国外交部、法、德等国驻英使臣以及英国报纸的交涉、有曾纪泽在彼得堡与法国驻俄公使商犀的会晤、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税务司金登干在伦敦、巴黎与伦道尔、茹费理的周旋，还有唐廷庚、唐景崧的暗访越都顺化会晤越南大臣等。

此外，英、德、美、俄、日本等国政府的外交使节也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希望插手其间或混水摸鱼。真是场面纷纭，错综复杂。各式各样的人物纷纷登台表演，纵横抻阖，折冲樽俎；其中，法方代表脱利古、巴德诺狂妄自大，横蛮无理；宝海、福禄诺则外强中干，貌似委屈而内藏机锋：茹费理力不从心、色厉内荏；而中方代表虽然有的表现不尽如意，但基本能坚持宗旨，据理力争，在法国武力威胁下并不轻易屈服让步，留下不少可圈可点的案例。

李鸿章圆滑老练，曾纪泽血气方刚，张佩纶锋芒毕露，赫德左右逢源，都得到充分的表现。

甲午战争期间，在衅起之始，清政府就企图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和及早介入，借助列强的外交压力遏止日本的侵略野心；到了在战场上无力招架的时候，清政府更四处乞求美、英、法、俄、德等列强诸国的外交调停，这种努力一直持续到《马关条约》签订以后，还演出了三国干涉还辽的一幕。

形成以战争解决潘属国被侵的处理模式。在中法战争爆发前，曾发生过法国侵略越南南圻、日本并吞琉球和出兵侵扰朝鲜，迫签《江华条约》等事，这些都威胁到中国的藩属国，那么，清政府如今对待这些问题呢？

其中，李鸿章就认为按当时中国的国力无法保护这些藩属国，因此，主张不必为争藩属国“朝贡”的虚名，而冒与强国开战的风险；但曾纪泽出使法国后，却在没有清政府训令的情况下，撞自过问法越纠纷，并很快就建议清政府出兵摄敌，清政府接受了他的建议，把外交交涉演变为武装冲突。

自此以后，宁冒战争风险也要出兵干预，就成了清政府处理藩属国被侵事件的模式，以致甲午日朝矛盾乍起，清政府就迫不及待地出兵援朝，掉入日本的战争圈套，而以惨败告终，被迫对日签订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极大的灾难。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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