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春节，万里最后一次来到广东，时年已经85岁的他，顶着寒风来到了深圳莲花山，沿阶而上，来到了邓小平的青铜雕像前。

他手持一把鲜花，独自立在寒风中，凝望着邓小平的雕像，静默了一会儿，然后深深地鞠了一躬。

万里同志，作为农村改革的一名得力干将，可以说为改革作出了重大贡献。

万里

邓小平曾公开表示：

“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万里同志是立了功的。”

这无疑是对万里同志改革的肯定，事实上也是如此，改革从安徽开始，其实就是从万里同志开始。

同时，也因为改革，万里和邓小平两人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万里，1916年出生山东东平一户贫苦家庭。年少时和母亲迁居北京，家里因为缺少经济来源，几乎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有时候都揭不开锅。

因为生活太苦，万里的父亲选择了逃荒，后来参加了阎锡山的部队，不幸的是在临汾，一次与日军的激战中，因为重伤去世。

就此，15岁的万里失去了父亲。

所幸，这些年父亲当兵挣的一些钱，能供万里继续上学。万里也没有辜负家人的期望，后考入了省立第二师范学校。

1936毕业前，学校组织毕业生到济宁乡农学校集训，在这里，万里经同乡董临仪的介绍，加入了共产党。

之后回到家乡东平，以教书为掩护进行革命工作。

说起万里和邓小平的相识，那应当是在1946年前后。

当时邓小平已是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晋冀鲁豫军区政委，而万里是冀鲁豫的一个地委书记。但此时两人并未有太多交集。

直到后面内战全面爆发时，邓小平发现，一些区域必需品的供应比另一些区域好得多，一经调查原是这一切都是万里动员当地百姓的结果。

也因为此事，万里给邓小平留下了务实、能干的印象。

后来“四人帮”被粉碎后，邓小平第一时间想起了万里，于是向中央的领导人建议，派万里去安徽这个“老大难”的地方。

安徽是农业大省，又是贫困省，而且当时安徽的主要领导人还没有醒悟，他们是抵制揭批“四人帮”的，这个思想问题不解决，工农业生产也就无法开展。

在邓小平的建议下，1977年，万里被委任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兼安徽省军区第一政委、安徽省革委会主任。

也是在这里，万里开始了农村改革。

到安徽上任伊始，万里首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拨乱反正。

重整领导班子，与顾卓新、赵守一、袁振等人组成了建立了一个健全的领导班子。接下来一步，就是了解安徽百姓如今生活的状况。

而他了解民生，不是只听报告，而是去实地视察。

为此，万里跑遍了当时安徽的74个县市。

时任万里的秘书孟晓苏后来回忆起这段时光，感慨道：万里同志视察，从不提前打招呼，也不愿跟着地方安排好的路线走，为得就是看到真实情况。

这样的付出，也得到了回报，万里对当地的贫困现状和原因有了深刻的了解。

尤其是在视察发生的一些事情，深深刺痛了万里。

有一次，万里走进一户农家，可他叫唤了好几声，也没见人出来招待。结果走进去，发现一家人都走在床上，盖着一床破被。

而无人下床的原因，只因为凑不齐一身完整的衣裤。

这给万里很大的触动。

还有一次，就是路途中，万里遇到过一位年轻的农民，聊了起来。

万里问他对生活有什么要求，原以为他会提出一些比较高的要求，没曾想农民却笑着说道：“没有别的要求，只要能填饱肚子就行了！”

这两件事对万里触动很深，后来，万里和儿子万伯翱提起此事，说起时眼泪直掉。

他说：

没想到解放这么多年了，咱们老百姓连温饱问题都没解决，他觉得愧为这个第一书记，也是这份内疚使他迫切地想改变农村的面貌。

紧接着，1977年11月，万里就农村工作召开了会议，并制定了此后影响深远的农村《六条》，也由此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六条规定》的主要内容是涉及到生产责任制、按劳分配政策、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等。

或许这些内容放在今天，我们觉得很正常，但在当时提出这些规定，那就是触及到了很多“原则问题”，算是打破了禁锢。

文件下发后，受到了广大农民的热烈欢迎。

可紧接着挑战又来了。

1978年夏秋之交，安徽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旱，不少地方秋季无收，秋种也难以进行。面对大旱这一严峻形势，万里随即作出应对之策。

率先提出让农民个人耕种的提议，最终得以实施。

这一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自救的积极性，大家觉得都有了盼头，于是各地秋种迅速超额完成了任务。

据统计，仅这一措施，安徽全省就增加秋种面积达1000多万亩。在遭受严重旱灾后的第二年夏收，形势迅速好转。

这结果自然与万里及时做出这一正确决策是分不开的。

与此同时，也因为“借地度荒”的这一决定，看到这这一政策的可行性，从而引发了到后面的“包产到户”。

率先尝试改革的是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村，紧接着是在山南小井庄，在万里的强力推进下，包干经验开始在安徽全面推广。

因为这一改革的成功，在当时民间广为流传一句话：“要吃米，找万里”。

可改革哪是这么简单的事情，紧接着困难又接踵而至。

有人按着一份中央文件，指出其中规定的“两个不许”，即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自此，出现了不少批判包产到组的声音，人心又开始动荡起来。

万里其实也意识到了自己即将面临的可能，但他却坚定的表示：

“明明有办法能让人吃上饭、穿上衣，为什么不干？”

为此，面对各方的质疑和压力，万里还是坚持走了下去，最终于1980年初，安徽省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包产到户是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

从集体公社经济，一步一步改变形式，到最后形成了“大包干”，安徽农村改革的成功探索，与万里大刀阔斧的改革和力挺是分不开的，也与邓小平的支持分不开。

据万伯翱回忆，万里在安徽工作期间，每次回京开会时，都会拜访邓小平，实则也是去寻求邓小平的意见。

事实上，他的之所以能成功完成安徽农业的改革，离不开邓小平的支持。

万里后来这样回忆说：我从安徽回来多次向他汇报，他表示同意，可以试验。并表示出了成果之后，就公开表示支持。

这无疑给了万里的信心，事实证明包产到户效果显著，获得了成功。

而在安徽农村改革成功后，万里就被调回中央主管农业工作，显然是邓小平想让安徽的星星之火形成改革的燎原之势。

事实上，选定农村作为改革的突破口，邓小平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后来在1984年，邓小平在接见挪威首相时还曾提到过农村改革，表示我们的路子走对了。然而全面推广的这一次合作，进展并不非一帆风顺。

1980年4月，安徽省委就全面推广改革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大多偏向了一边。

有人说：“如果户比组、比队优越，那社会主义怎么干呢？”

还有人说：“这么搞，那是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就不灵了，社会主义就不灵了？包产到户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限制在一定条件下，允许搞的。”……

大家都无法冲破原有的思维，认为包产到户，那是姓“资”不姓“社”，不符合中央精神，不能再搞了。

事实上，这样的争论在当时一直都有。

眼看形势不对，在这紧要关头，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发表了重要谈话。

他对包产到户予以充分肯定和支持。邓小平表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

然后例举了肥西县、凤阳县的成功例子。

最后表示不要担心这样搞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正因为有了邓小平的这段谈话，稳住了动荡的局面，也解除了万里实行改革的后顾之忧。

主管农业部后，万里为了能更好的实行改革，给一些领导作出了指示，他建议领导干部都要去农村看看。

他说：

我们不能凭老经验，凭主观想象，呆在北京城里说长论短，不行！要亲自到下边去调查，去看看，否则思想认识很难统一。

这让中央负责农村工作的领导干部在思想有了转变，就如毛主席曾说的：“没有调研，就没有发言权！”

为此，大批的领导干部走进农村，走入人民群众中间，切实地调查，获得了大量的一手资料，这为后来的农业改革奠定了基础。

1982年1月1日，中央发布了指导农村工作的1号文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1985年，人民公社制度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孟晓苏曾对万里说：“是您发明了农村承包制。”

万里笑着摆了摆头：“哪是我发明的？那是农民群众发明的，我不过支持了农民。”

然而，这份支持的背后，是需要莫大的勇气和魄力的。

1986年，是中国改革狂飙突进的年代。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成为党内关注的一个改革切入点。

万里在一次座谈会上表示：

“所有的政治问题、政策问题，都是应当进行研究的，在没有做出决定之前，都是可以讨论、可以争鸣的。”

他郑重提出：

排除决策的个人色彩、感情色彩，改变长期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落后愚昧的决策意识和决策方法，树立新的科学的决策意识和决策方法，对决策体制来一番改革，要创造民主、平等、协商的政治环境。

这也是实行用法制为改革护航的第一步。

同样的，事后邓小平看了万里的言论后，大为赞赏，未改一字便提笔批示：“很好，全文发表！”

陈云作为经济方面的行家，看了这份讲话稿，也称赞到：“这个讲话，解决了我们党多少年以来没有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1988年4月，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万里当选为委员长。

他开始为保证改革、促进改革以及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作为主要任务。

万里在讲话中强调：“要围绕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两个改革的主题，推进我们的民主、法制建设和各项工作。”

在万里的主持下，有关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方面的法律开始被提上议程，并先后制定了配套的对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具有重大影响的法律。

总结了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新情况，对土地管理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环境保护法、专利法、商标法等做了修改和完善。

还审议了公司法、农业法和科技进步法等法律草案。

这一些列操作，为后面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写入宪法奠定了基础。

在党的十四大后，万里便提出修改宪法，建议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改革开放、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载入宪法。

这系列的建议，得到中央的采纳，后于1993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对此做了修改。

至此，实现了法制为改革护航，更好的巩固了改革顺利的进行。

到这里，改革基本功成。对于这段改革历程，万里最为感激的还是邓小平。

万里曾说过：

“总之，中国农村改革，没有邓小平的支持是搞不成的，1980年春夏之交的斗争，如果没有邓小平的那一番谈话，安徽燃起的包产到户之火，可能就被扑灭了。”

事实上也是如此，邓小平对他的支持，让他没有后顾之忧。也因此，万里对邓小平是有很深的情愫，当然除了感激，更多的是一种敬意。

为此，在2002年春节，万里最后一次去到广东时，他特意踏上了深圳莲花山。

当来到邓小平的青铜雕像前时，他不顾自己85岁高龄，让儿子万伯翱不要搀扶自己，自己站在雕像前，缅怀邓小平。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万伯翱说：“我从未见父亲对什么人这么敬仰和深情！”

回忆这段改革历程，也不得不佩服老一辈改革家的智慧和魄力。

如今，我们更应当去传承这种改革精神，因为，在未来的发展中或许时刻会面临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那就需要我们用这种改革精神去解决，为祖国开辟更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