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8月竞选期间，特朗普公开表明了自己的一个意图：当选后将公布1963年肯尼迪遇刺事件的所有未解锁档案。

这个事情，到今天似乎已经被大多数人忘记了。即使有人记得，可能也只会觉得这是一个涉及历史档案的琐碎的边角小事。

但事实却不尽然。

1963年的那一场震动全美国也轰动全世界的刺杀事件，仍然在以隐秘的方式与今天的美国政治（核心主题是建制派与MAGA派的日益走向白热化的政治斗争）发生关联。

它并不是历史的边角料，而是当代史的变量。

有一个最表层的联系，很多人还不知道，那就是2024年7月刺杀特朗普未遂的枪手，事后被调查曾事先在谷歌上搜索过奥斯瓦尔德距离肯尼迪有多远——这是在利用搜索引擎跟自己的前辈学习经验呢。

当然，这只是不值一提的甚至有些滑稽的小插曲，我的意思仍然是：肯尼迪遇刺案对今天的美国政局仍然有不容低估的影响力甚至杀伤力，它跟今天波云诡谲的美国政治斗争环境密切关联。

最大的关联，我认为是指向特朗普对待美联储的态度的，特朗普和当年的肯尼迪一样，都试图动美联储的无边权力。

美国的中央银行制度自诞生以来，一直游走于政治与经济的边界，其独立运作模式既是制度设计的核心，也是持续引发争议的焦点。在这个权力博弈的舞台上，曾有一位总统以非同寻常的勇气，试图挑战这个金融帝国的根基。

1963年，约翰·F·肯尼迪以一纸行政令，公然向美联储发起了一场精心策划的金融革命。他的武器是白银券，看似平凡，实则蕴含颠覆金融秩序的力量。这一举动，犹如向金融神坛投掷的一枚震撼弹，立即引发了隐秘而激烈的博弈。

然而，历史的荒诞在于，肯尼迪未能等到这场金融变革的结果。就在他发布这一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命令数月后，一颗致命的子弹终结了他的生命。这起至今扑朔迷离的刺杀案，在许多人眼中，早已超越了个人命运，而成为一个系统性的政治谜团。

今天，历史似乎又在轮回。

金融与政治的权力天平，在美国再度呈现出令人瞩目的激烈角力。一位不按常理出牌的政治领袖（特朗普），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向这个金融堡垒发起挑战，引发举国上下的热烈讨论。

特朗普对美联储的攻势，宛如一场正在上演的金融战役。他以犀利的舆论攻势和直白的批评口吻，质疑现任美联储掌门人的决策逻辑，并明确表达了对货币政策话语权的强烈诉求。这种姿态，既是对机构传统的正面冲击，也是一种政治姿态的张扬。

特朗普的支持者们也在数字舆论空间集结，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掀起一波声势浩大的呼吁，要求削弱美联储的独立性，增强白宫对金融政策的实质性掌控。这场看似技术性的博弈，实则折射出更深层的权力重构图景。

要知道，美联储代表着滔天的利益、滔天的权势。

在全球金融的宏大棋局中，美联储显然是一个举足轻重的战略枢纽。这个看似技术性的机构，实则是一个多元利益交织的复杂生态系统，它的触角深入经济政治肌理的每一个角落。

利率调控仅是美联储的表层职能，更为深邃的是其对全球金融秩序的微妙影响力。不同利益集团如同精密的齿轮，在这个金融神殿周围默契运转，编织出一张看不见却无处不在的影响网络。

大型金融资本、跨国企业、传统权势家族，它们在这个系统中既是参与者，又是博弈者。每一个利益节点都在精心计算，每一次政策变动都可能引发蝴蝶效应。这个系统远非单纯的经济机制，更像是一个复杂的政治生态圈。

传统意义上的权力边界在这里变得模糊，公开与隐秘的力量此消彼长，共同编织出一个超越明确制度框架的影响域。这个系统庞大而隐蔽，犹如一个若隐若现的金融帝国。

面对如此凌厉的攻势，美联储保持了一贯的强硬立场。他们郑重其事地强调机构独立性的不可侵犯，将任何试图干预的举动一概视为法律禁区。

随着特朗普的当选，这场博弈或者斗争肯定会日益深化、白热化。

特朗普深知站在自己对立面的那些人有多么庞大的力量。但在遇刺案中幸免于死的特朗普，此刻或许更加明确了自己要跟建制派、跟反文明的深层政府斗争来中兴美国的抱负。

我猜，幸免于难的特朗普，更加坚定了自己“跟他们干！”的勇气。

所以我们看到，在7月遇刺后，8月的集会上，特朗普就当着站在台上的小罗伯特·肯尼迪的面，宣称一旦当选总统，会披露所有的肯尼迪遇刺案的细节。

特朗普在宣布这个决定时，站在台上的小肯尼迪一脸严肃，要知道，遇刺的肯尼迪总统是他的亲伯父。

特朗普的这个决定，毫无疑问事先同小罗伯特·肯尼迪征求过意见，也通过他向肯尼迪家族透漏过风声。

现在的情势，我认为，是在向公布所有档案细节的方向发展的，虽然不排除发生变数，但那属于变故，而不是常态。

特朗普当年在第一任期内，其实选择保护了某些敏感的相关文件——

1992年，美国通过一项法律，规定所有关于肯尼迪遇刺一案的文件应在2017年前对外公开。当时，特朗普已经成为白宫的主人。

尽管法律要求公开约32万份文件，但出于隐私保护和国家安全的考量，部分文件的公开被允许延期。因此，特朗普将一些文件的发布推迟至2021年，并于2018年公布了经过编辑的19,045份文件。

此后，乔·拜登也延缓了这些文件的公布，但在其任期期间，仍然公开了约13,000份文件。与此同时，在获得肯尼迪侄子小罗伯特·肯尼迪的支持后，特朗普承诺将继续公开剩余的所有文件，并誓言在其任期内尽早实现这一目标。

特朗普自己说，当时自己在征求身边相关人士的意见时，听到了很多人的担忧（包括蓬佩奥等人的极力劝阻），所以采取了保守的处置手段。

那是2017年的特朗普。

此刻，2024年的特朗普，发生什么变化了？

他本人当然发生了变化——更加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也更加具备成为一个总统投身“伟大斗争”的条件。

更重要的是情势发生了变化。以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斗争为现象，社会保护力量与反人类反文明的邪恶力量的较量，正在走向扑朔迷离的白热化景象，此刻，对历史的处置，变成了摇动今天美国政治生态的一枚棋子。

特朗普当然清楚，主流媒体的力量是掌握在建制派手中的，一旦公布所有文件后，有不利于建制派的信息，CNN那帮媒体打手一定会使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伎俩，使舆论噤声或者把水搅浑，引导舆论转向。

但通过公布案件事实，回应公众知情权，把广大的基层群众这个最大的政治能量拉拢到博弈的牌桌上，并借机警告某些不惜在关键时候铤而走险的政治力量：不要轻举妄动，不要两次三番谋杀民主，小心日后的总清算。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开篇写道：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

特朗普在此时，也比七年前的那个自己，更加明白谁是MAGA运动的敌人，谁是MAGA运动的朋友。

惨烈而不可预计走向的美国国运之争，大幕已经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