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著名慈善家，被朝廷谕旨嘉奖九次的苏浙名绅谢家福，在其晚年曾说“生平最恨人称善长，并请善安。区区心中但为中国保自主之权，无所谓善事也”。那他所谓的“自主之权”，具体是什么呢？

光绪二年年末，华北开始进入长达三年的持续干旱期。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五省也因旱灾沦为了人间炼狱，即“丁戍奇荒”。

近山有食石面者，多致死 … 取断烂皮绳、鞋底、废皮浸煮糟麴尘，和为粥 ··· 绳头、破布、灰炭皆强吞嚼 ……

《陕西同州地方志》

光绪三年末，钦差阎敬铭向朝廷汇报自己巡查山西的见闻时说“往来二三千里，目之所见皆系鹄面鸠形 … 甚至枯骨塞途，绕车而过，残喘呼救 … 每日饿毙何止千人”。饿到这种程度，“人相食”这种有悖人伦的极恶，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

光绪四年，山西巡抚曾国荃奏报朝廷，“今日晋省灾荒，或父子而相食，或骨肉以析骸，所在皆有，莫之能禁，岂非人伦之大变哉”。

那么这场夺去上千万人性命、逼人沦为禽兽的奇荒真的只是天灾么？

两次鸦片战争后清廷除了要面对新思想、观念的冲击，更急切地问题是白银持续外流。贸易不对等、工业生产代差以及清廷对关税地漠视，导致了巨大的贸易逆差，也让朝廷财政入不敷出。

为了解决财政困境，清廷想出了个“以夷制夷”的方法。咸丰九年，清廷颁布《征收土药税厘条例》，即鸦片种植合法化。朝廷做出这个选择，主要有两个原因。

其一，既然无法阻止“洋药”进来，那为什么不自己种？自产自销“肥水不流外人田”，还能利用成本优势将“洋药”挤出去。其二，种土药的经济附加值远高于粮食，朝廷还可以增加税赋，改善收支。

华北五省由于其适宜的环境，成了土药的重要产区。“以膏腴水田遍种罂粟，而五谷反置诸硗瘠之区”，是当时五省农村的真实写照。这在提高朝廷税收的同时，也造成五省粮食产量的逐年降低，应对灾荒的“常平仓”粮食储备严重不足。

因此旱灾一爆发，那些大量种植土药的地区根本拿不出粮食来应对。而从外省采购、调用粮食又因为极其糟糕的道路、货运条件而成本高昂“采买之粮，价值居其一，运费居其九”，运抵灾区时已杯水车薪。

曾国荃在离任前对这次灾荒的总结就是人祸，“此次晋省荒歉，虽曰天灾，实由人事。自境内广种罂粟以来，民间蓄积渐耗，几无半岁之种，猝遇凶荒，遂至可无措乎。”

但是肇祸之“人”，仅仅只是远在庙堂之上的皇权和枢臣么？

大灾爆发后，朝廷和一些督抚因为缺钱无力独自承担赈灾事项，不得不发动和鼓励一切民间力量参与赈灾。但当洋人想要助赈时，很多官员和士绅，脑袋里那个“华夷大防”的弦却一点也没有松。

光绪三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自发前往山东昌乐县组织赈灾。因人手以及资金不足，他决定先救助昌乐的秀才。然后依靠他们对昌乐周边各乡村的灾民登记造册，再把自己带来的白银换成铜钱，依名册平均分发给灾民。

但李提摩太的行为在昌乐县知县李毓珍的脑子里却呈现出另一种意思。

这个英夷想收买读书人，然后再通过读书人蛊惑各乡无知民众，最终的目的是鼓动他们造反、背叛朝廷。在“效忠皇朝”的大义面前，李毓珍宁愿民众啃树皮，也不想让他们接受洋人的施舍。

为了避免给朝廷招来“洋祸”，李毓珍组织了一群人，打算让他们以流民的身份抢劫李提摩太准备赈灾的车队。

提前得到消息的李提摩太只得先把救济金藏好，然后单独前往城外向灾民解释缘由。要求每村留一些乡老壮丁作为见证和保护，一起把救济金送到各村发放，这才和平化解了危机。

山东巡抚丁宝桢对于地方官员的“谨慎”却很是赞赏，这让李提摩太等传教士助赈过程中不仅难获地方协助，还要冒很大风险。

闻其（李提摩太）初次往赈携资不多，而饥民麇集，不能遍及，以致有得者有未得者。未得者谓其辱己，怒而殴之，身受重伤。

《申报》1877年7月4日

后李提摩太等传教士转赴山西，在相对开明的曾国荃的协助下，才得以真正展开助赈活动。前后为山西募集白银二十万两，救济了二十五万灾民。他带去的大量奎宁丸，也让无数人免遭疫病之害。

山西士绅给他们的回报就有些意思了。平阳府（山西运城）为传教士们立了块功德碑，上刻“维吾皇万岁，恩被群生，光播四海。荒天僻野之民，咸来投诚，共舒民艰”，高度赞扬了皇帝、天朝对这些“荒天僻野之民”的感化。

而河南巡抚李庆翱及其麾下的官员表现的就比丁宝桢、李毓珍“强太多了”。

他们不仅各种理由劝阻传教士们不要来河南，还以无法保障其人身安全为威胁。除此之外，官府联合士绅宣传、揭发传教士们的“毒害”，煽动社会对洋教的仇视。

其居心则险不可测。彼盖知近畿等省，灾苦甚深，民多愁困，乘间而为收拾人心之计，且得窥我虚实，肆其诛求以逞志于我也。

《请防外患以固根本疏》瞿鸿禨（时任河南学政）

这种不信任和怀疑是不需要任何理由或证据的，甚至也可以说这不是怀疑。而是运用古老的哲学，揣摩“动机”后直接定罪。

传教士花国香、马亨利等人抵达开封时，迎接他们是四处张贴的标语“宁可食夷肉，不可食夷粟”。他们不得不放弃了赈灾计划，河南的官绅们在获取“抗夷大胜”之余，还让灾民们身体力行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在这种仇夷、防夷的氛围下，各地士绅们也纷纷站了出来，试图以自身的义赈来抵消传教士的影响。

当谢家福知晓洋夷参与赈灾后，马上就开始拉动、组织苏州当地士绅，游说他们捐助资金，以便自己北上助赈。但是灾荒的惨状，并不是驱动这些士绅拿出钱财的唯一原因。

谢家福本人给友人的信里专门提到自己的目的不是赈灾，“弟之此行为敌夷，不为赈济。赈济则以仁存心，当念亲亲仁民之意；敌夷则唯知大义，虽捐麋踵顶，有所不辞。”（《齐东日记》）

苏州士绅袁遂在给谢家福的信中也写道：“山东灾民中之婴孩，前阅《申报》，西人欲领养… 因思彼处婴孩无以存活者不知凡几，倘能收养一名，既免饥死一名，既少入教一名，功德尤大”。

因此谢家福北上后选择将全部资金用于救济儿童的主要原因是，他认为小孩心智未全，不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容易被洋夷蛊惑 -- “闻之急则治标，标者何？幼孩是也。智识未开，情窦未通，若被他族蛊惑，更易更险 ……”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文章开头的那句话，就能明白谢家福为什么要那么说了。他认为自己是在从事更为高尚的“抗夷”大业。他在愤怒皇朝还有太多的人为活命食洋粟，而不舍生取义 ……

至于皇朝为何不给天下黎民能够活命的“皇粟”，那就不是谢家福需要关心以及考虑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