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偶然的机会，程红林接到了一份特殊的工作，给临刑前的死囚犯写遗书，他会遇到什么特别的事情呢？
1我叫程红林，出生于浙江沿海一个小镇。从小热爱文学的我，一直怀揣着成为作家的梦想。
2018年，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后，我并没有按照父母的要求，回老家找一份稳定的工作，而是留在上海，埋头进行创作。
梦想终究没法填饱肚子，没有稳定的收入导致我过得很困窘，很多时候交完房租甚至没钱吃饭。
最惨的一次是口袋里只剩下一块钱，当时我又累又饿，漫无目的地在我租的地下室旁边的巷子里乱逛着。正在为下一顿饭犯愁的时候，我突然看到旁边的电线杆上贴着一则非常醒目的招聘启事。
这则启事用加粗的字体印刷着招聘的要求——品貌端正、文笔较好，再看工作地点居然是看守所，最下面则是“待遇优厚”四个大字和联系方式。
我有些吃惊地站在那里，以我的生活阅历来看，这种贴在电线杆上的奇怪小广告十有八九是骗人的，我本来已经打算走了，可肚子实在饿得难受，心想我都穷成这样了，还有啥好骗的，不如就试试看吧。
我按照联系方式打了过去，电话那头的是一个低沉的男声，自称“王先生”，简单地了解完我的个人情况后，他极力怂恿我见面详谈。
在一间有些陈旧的咖啡店见面后，带着些许市侩味的王先生点了两杯最便宜的饮品。验过我的学历专业后，他压低了声音告诉我，主要工作是给看守所里的死刑犯写遗书。
来之前，我最坏的打算是在看守所整理文书之类的，听到死刑犯几个字，我很吃惊，并表示自己恐怕难以胜任，王先生对我诱之以利，表示我一单就可以混个基本的温饱了。
我很想拒绝，但我实在囊中羞涩，想想下个月的房租还没有着落，最终表示考虑一下。
挣扎煎熬了几天，出于对死刑犯的种种恐惧，加上目送他人走向死亡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我一直没有下定决心。
靠着问同学借来的五百块钱，我又熬了一段时间，看着不知道第几次被退回来的稿子，感觉人生一片灰暗。这时，王先生突然又给我打来电话。
电话里，他的声音沙哑而疲倦：“小程，上次的事情你考虑好了吗？”
“我不会遇到什么危险吧？这种事不会犯法吧？您这么做究竟图什么呢？”我把自己的疑虑都一股脑儿地抛了出来。
“我们国家在临终关怀方面较为缺乏，死刑犯也是需要保障人权的，国家现在对这一块很重视。”他答非所问，却侃侃而谈，像极了一个老练的商人。
从王先生口中，我得知了这份工作的很多细节。
死刑犯在快走到生命尽头时，有写遗书的权利。往往申请写遗书的犯人，是因为根本没有亲人愿意来探视，他们就如同被遗弃了一样。
可对生的渴望和对亲情的不舍，让他们带着无尽的遗憾，又想要留下在这世间最后的印记。
笔，这种可能造成伤害的工具，是不能交到他们手上的。所以，一般遗书都由狱警来执笔代写，但死刑犯在此阶段往往情绪会剧烈波动，对狱警更充满敌意，甚至对政府指派的其他工作人员都会多少带有抵触心理。
于是，犯人如果提出申请，经过层层审批后，可以由相关的慈善组织进行临终关怀，帮申请者代笔。
“虽然他们转头就会被忘掉，但这样做或多或少会带给他们一些慰藉和希望。”王先生的声音从听筒的彼端传来，丝毫没有任何波澜。
“总之，说一千道一万，不如实际干一干。”王先生的声音中充满蛊惑和期待，“你先试一下，不就什么都清楚了。”
最终，我答应先试试。
2在打完电话的第二天下午，我就跟着做事雷厉风行的王先生到了看守所。他显然不是第一次过来，轻车熟路地拿出各种证件和委托书进行身份校验。
登记资料信息的过程中，狱警们有一搭没一搭地和他闲聊着，亲切地称呼他为“王总”，显然和他关系还不错。
而我则很拘谨，像个哑巴一样小心翼翼地跟在王先生身后，看着他八面玲珑、滴水不漏地应付着看守所里的各色人等。
有位狱警看我面生，出于谨慎拦住我准备盘问时，王先生急忙接过话茬，把他拉到一边说明了情况。
狱警这才放我们进去，路上王先生一直给我强调，待会儿客户提的要求尽量满足，客户问的问题都尽量由他来回答。我本来就很紧张，他这样一说我更是求之不得，自然满口答应。
一路忐忑走到门口，突然，他一把拉住我，吓得我差点叫出声来。
王先生拍了拍我的肩膀，声音里带着说不上来的情绪：“待会无论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客户，都当成需要你帮助的朋友就行了。”
他始终将这些死刑犯称为客户，好像我现在是跟着他去谈生意一样。他的这种理念我不置可否，可王先生的话却提醒了我该以一种什么样的身份和态度去面对这些死刑犯。
可当我真正面对我的第一位客户，一名刚刚年满19岁的杀人犯时，我发现自己压根没有准备好。
他叫丁胜利，有着一张苍白的脸和瘦削的身形，怎么看都和想象中穷凶极恶的杀人犯搭不上边。
见到我的时候，丁胜利有些紧张，甚至还有点害羞。在讲述的过程中，他始终低着头，但是一开口我就被震惊到了：“我杀了人，是个孕妇。我被骗光了钱，没钱回家，就想到抢。她不给，还喊，我就动刀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接他的话，正在愣神的当儿，王先生轻车熟路地接过话来。他显然深谙此道，一句轻描淡写的“你只是当时失去了理智，这不是你的本性”，就将丁胜利安抚住了。
丁胜利听了王先生的话，眼里有了一点光，接着嘴里发出一阵毫无意义的音节，低着头不停搓着自己的手，显得焦虑不安。
这时，王先生又显出他的老练来，开始慢慢引导丁胜利说话。虽然我们此行的目的是帮丁胜利写遗书，可是王先生此时却并不着急，他绕开让人感到压抑的遗书这一话题，胡天海地地乱聊一气，和丁胜利说起他自己小时候的经历。
这一招对丁胜利很受用，他也提起自己小时候在家摸鱼钓虾下河游泳的事，还和我们聊到快手和抖音。丁胜利打开了话匣子，变得滔滔不绝起来。王先生顺势开始聊起写遗书，他也很配合。
我一声不吭地在旁边听着，相比于作家这个身份，我更像一个书记员。
遗书很快就定稿了，丁胜利没有什么疑义，因为基本都是按他的口述写成的：
阿爸，阿妈还有小妹，儿子不孝，我一时冲动伤（杀）了人。现在他们（警察）抓了我，要打我，还要枪毙我，我好怕。可是我做错了事，就（该）受到惩罚，我也认了。
小妹你要好好读书，以后才能找到好工作，多赚钱给阿爸阿妈用。另外我还欠小伟500块，你们帮我还了，我不想走了还欠别人钱。
敲定了遗书后，丁胜利突然问我：“我是不是个坏人？”除了叹息我没法回答，王先生在旁边用胳膊肘捅了捅我。
我站起身来，带着笑意告诉丁胜利：“你只是个迷路的孩子。”丁胜利的眼睛亮晶晶的，眼泪忍不住滚落下来：“谢谢，真的谢谢你们！”
3跟着王先生走出来的时候，我心情很沉重，而他完全没有给我喘息的机会，拉着我带着丁胜利的遗书，就开车往他老家去了。
丁胜利年迈的父母看了遗书后，撕心裂肺地抱头痛哭起来，他的母亲甚至哭到几度昏厥，我局促不安地站在那里，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感觉好像是自己亲手送走了丁胜利似的。
好在丁胜利父亲在平复心情后，对我们千恩万谢，甚至要留我们吃饭。我们婉拒了，连夜驱车回了上海。回来后，王先生按照约定给了我可观的报酬，然后就独自去寺庙里上香去了。
回到租住的地下室里，我窝在床上不愿说话也不想动弹。眼看着一条年轻的生命即将从我眼前消逝，实在是于心不忍。我不断地拷问自己：我究竟在做什么？
昏昏欲睡中，王先生打来电话，他约我出来吃饭。我以身体不舒服婉拒了他，电话那头的他沉默了片刻，留下一句话：“鸵鸟把头埋进沙堆的时候，时间依然在走；你不是在害他们，是在帮他们。”说完，他就挂了电话。
道理我都懂，但我就是过不了自己心里那道坎。我无缘无故生了一场病，没有原因，来得快去得也快。
还没容我考虑清楚要不要继续跟着他干，两个星期后，王先生再次打来电话，说下午要去看守所，有新的客户。
这次的客户是个满脸横肉的壮汉，他身上的大块纹身和脸上的狰狞刀疤完美地契合了我对杀人犯的刻板印象。我一度以为这种难缠的主肯定交流起来很困难，没想到出乎意料的顺利。
这壮汉名叫沈文言，文质彬彬的名字，杀起人可毫不手软。我本能地对他感到恐惧和厌恶，王先生则展现出了他超高的职业素养——很快就和沈文言打成一片。两人像神交已久的老友一样侃侃而谈。
沈文言开始吹嘘自己多么多么厉害，说他是三进宫了，而且详细复述了自己动手杀人的过程。在他眼里，杀个人和杀个鸡没多大区别。
向来装作哑巴的我这次终于忍不住了，突然开口问沈文言是否后悔杀人？
沈文言瞪大了布满血丝通红的眼，满脸鄙视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咧开嘴无声地笑了。这一眼让我心底澄澈的湖泊骤起波澜，那无声的笑意更是让我觉得此人即地狱。
接下来的时间里，王先生和沈文言说了什么我完全不记得了。因为情绪的影响，我对面前的沈文言充满了厌恶，尽量放空自己，催眠自己机械地记录着，不带一丝情感倾向地如实记录下来，遗书的内容很快就敲定：
老娘，这次进来（看守所）就不出去了，老子先走了。老子知道自己是个祸害，也不想指望你再认我，只要以后清明帮我烧点（纸）钱就行，就当母子一场了。如果有人上门讨债，你就让他直接找老子来要。
他无所顾忌却又始终忌讳提起那个“死”字，看了初稿后，沈文言执意让我帮他润色润色，似乎想用一种黑色幽默故意掩饰自己临死前的恐惧。
4从看守所出来后，我拒绝与王先生同去送遗书，径直回家了。没有丝毫耽搁，他又连夜赶了回来，然后打电话约我出来撸串。我原本不想去，但我很困却又睡不着，犹豫片刻便答应了。
见面后，王先生直接塞了个信封给我，里面装着我的报酬。几瓶酒下肚，王先生带着酒气对我说：“沈文言家里只剩一位瘸了腿的老娘，半截身子入土的人了，还要下地干活，要不然吃什么呀！”
我忍不住问道：“他老婆孩子呢？”王先生有气无力道：“我听他邻居说，他老婆嫌他穷，生下儿子就跟别人跑了。儿子又在8岁那年被别人拐走了，从此沈文言就垮掉了。”
我一时间噎着说不出话了。王先生叹息道：“我留了点钱给沈文言的妈妈，幸好他出不来了，不然又要被他拿去赌掉了。”
“他妈妈看到遗书是什么反应？”
“没反应。”
我沉默了很久，终于还是说出了自己的心声：“我不想干了。”
王先生平静地吃着手中的羊肉串，似乎对我这样的表现早有心理准备，好半晌才开口道：“你累了，回去好好休息一下。”
“不！”我突然固执起来，“我不能赚昧良心的钱，我没法面对他们，我害怕半夜做噩梦。”
王先生苦笑起来，带着惊讶道：“这是哪里话？给你的每一分钱都干干净净。我们付出劳动，自然应该获得报酬。”
“可我感觉这些钱，都是用别人的命换来的！而且他们明明罪有应得，我们为何要假装仁慈？”我突然情绪失控咆哮起来。
王先生似乎已经见惯了这样的场景，他扔下手中的羊肉串，拿起外套往外走：“我送你回去吧，你压力太大了。”
一路沉默无语。
回家后，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不能入眠。我是一个记录者，可我无法做到心安理得，更做不到如王先生那般轻车熟路、游刃有余。
可我似乎也没做错什么，这些悲剧的发生也不是我造成的。难道我不去做这些事情，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了吗？
即使把头深埋在沙堆里，时间依然不停流逝——我突然有些明白“鸵鸟”的意思了。我写不写这封遗书，对于他们的生命没有任何的影响，于是安慰自己，我只是一个没有感情的记录者而已。
隔了半个月，我才再次接到王先生的电话，他带我去了另一处偏僻的看守所，这次的路有些难走，颠得我的胃翻江倒海。
5当我面色苍白地在客户对面坐下时，突然发现这次竟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这个女人自称阿云，她笑起来很好看，可她的眼中满是迷茫和悲伤。
我很好奇这样一个看起来人畜无害的柔弱女子，究竟犯了什么罪，才会走到如今这步田地？
王先生开始尝试和阿云套近乎，他说她很迷人。可阿云无动于衷，场面有些尴尬，王先生又连忙引开话题，跟阿云聊起家庭和孩子。
从阿云断断续续的讲述中，我终于搞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阿云没有上过学，嫁人后经常遭到丈夫无缘无故的毒打。后来阿云的丈夫染上了毒瘾，长期吸毒后无力支付毒资，就走上了贩毒的不归路。
他强迫阿云帮忙贩毒，阿云不愿意。他扬言要杀掉他们八个月大的女儿，以此来逼迫阿云就范。阿云无计可施，只能参与进来，可她第一次贩毒就被抓住了。阿云的丈夫和同伙趁乱逃之夭夭，只留下她一个人顶罪。
我和王先生都为阿云感到惋惜和不值，又问及她的丈夫。“我没有出卖他。”阿云突然笑了。这笑容看得我和王先生一阵胆寒。
虽然我急切地想要逃离面前这个女人，可我还是忍不住提醒她，可以坦白一切来重获生机。她摇摇头，语气里带着深重的疲倦：“我活了，娃就活不成了。”
我和王先生面面相觑，千言万语都被我们咽回肚里了。话题生硬地转到遗书上面，阿云一摆手，告诉我们没啥好写的，让我们随便写点。
于是，有了一封有史以来最短的遗书，正文是一个省略号，落款处歪歪扭扭写着“阿云”这两个字。王先生难得地没有对我提出异议。
起身离开时，我问阿云是否感到后悔。阿云愣了一下，突然歇斯底里地爆发开来，她尖厉的声音几乎要刺破我的耳膜：“滚！”
“她是真的活够了。”王先生面色沉重，自言自语地说。
后来，我又跟着王先生去了很多次看守所，遇到了形形色色的死刑犯。他们的故事各不相同，却都因为触犯法律，走向了同一个结局。
诚如王先生所料，我也渐渐变得“习惯”起来，不再胡思乱想，不再纠结恐惧。可王先生，始终像一个谜。
我和王先生就像一对铁搭档一样，他负责沟通、聊天，我负责记录、拟写，我们配合得越来越默契。
可王先生和我没有能够一直合作下去，2019年秋天，在一看守所完成工作后，他执意要请我吃大餐。
我在大快朵颐的时候，得知自己快“失业”了——这一次去看守所，是我和王先生的最后一次合作。想着人生本就聚散无常，我便没有主动询问原因。
6没想到，王先生在席间却主动向我吐露了一个深藏于心的秘密。
原来，他刚开始做生意的时候，邀请弟弟和他一起打拼。那时候生意刚刚起步，兄弟俩借了很大一笔钱添置了新设备，买了原材料，准备大展拳脚时，却被同行恶意闹事，带人到店打砸。
争执中，王先生的弟弟与别人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失手捅死了两个人，后来被判了死刑。王先生也因为身受重伤，在医院躺了很久才恢复过来。
“他太年轻了，当时才27岁，我作为哥哥，没能保护好他。”他的声音带着哭腔，却强忍着不让眼泪流下来。
我无比震撼，忙不迭想要安慰他，却怎么都找不到合适的词儿。
他一杯杯地喝着闷酒，无比懊恼道：“我们兄弟没有父母，从小相依为命。我躺在医院里，没能和他见上最后一面，他也没有留下任何遗书，我都不知道他在面临死亡的时候，该是何等的恐惧……”
这件事，显然成了他心中永远的伤痛，自此王先生便立下誓愿，要替27名死刑犯写遗书，以告慰弟弟在天之灵。
而现在，他终于完成了这件事情，也算是得到解脱，重获新生了。告别前，王先生语重心长地说：“不再做鸵鸟，抬头向前看。”
我也因此仔细审视自己，发现原来的我只知道整日怨天尤人，感叹怀才不遇，却没有脚踏实地地努力去争取改变，就像一只可笑的鸵鸟，把头埋进自怨自艾的沙堆里，躲避着周遭的现实世界，逃避着让我感到惶恐不安的挫折、失败和压力。
可不管我如何逃避，沙堆外的时间，仍在无可阻挡地流逝着。
我不去找工作，而是标榜自己有一个作家的梦想，其实只是因为自己害怕失败、无法面对挫折，遂将自己困在一个自我编织的谎言中自我麻痹。
浑浑噩噩了一年多，我终于下定决心要做出改变，和过去的自己一刀两断。
和王先生告别后，我开始积极找工作，投出了很多份简历。虽然很多石沉大海，但这样的努力，让我整个人仿佛重获新生。
因为没有工作经历，我被很多单位拒之门外。赶上2020年疫情，我闭关积极备考，终于在2020年的上海市公务员招考中成功上岸，成为一名人民公仆。
我很感激能够和王先生相遇，事后我也才知道，慈善组织给的报酬其实没那么多，多数是王先生自掏腰包补贴给我的。
而在我最迷惘的时日里，他带我一起窥探过最深的恶，也欣赏过最美的善。
我们两个人像漂流在生与死之间的摆渡人，不光摆渡了他人，也最终摆渡了自己。
作者 | 云水别
相比几位死刑犯的故事，程红林自己的故事更值得品味。这样一段特殊的经历，本以为是在摆渡他人，不曾想，最后摆渡了自己。对此，你怎么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