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英雄纪念碑开工后，林徽因询问碑文谁写，彭真：周总理字不赖

1955年初夏，北京城正值艳阳高照，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设工程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在一次工程进度会议上，建筑大师梁思成正与妻子林徽因一同参与讨论碑文书写的重要议题。此时的纪念碑已经有了雏形，巍峨的碑身耸立在天安门广场中央，正面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已由毛主席亲笔提写。然而，关于碑文书写人选的问题却让在场的专家们陷入了深思。林徽因作为著名建筑师，深知碑文书写对整个纪念碑意义的重要性。就在众人犹豫不决之际，时任北京市长的彭真突然说出了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话：＂周总理字不赖！＂这句看似随意的评价，却在之后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么，周恩来总理是如何接受这项重任的？他又是如何完成这份承载着民族记忆的书写使命？

一、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选址定论

1949年9月，在北京筹备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期间，各界代表就纪念碑选址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著名民主人士马叙伦提出，可以将纪念碑建在东单广场。他指出，东单作为北京城的传统商业中心，每天有大量人流经过，将纪念碑建在此处可以让更多人瞻仰英烈。

而在会议现场，北京市规划委员会的专家则建议选址八宝山。他们认为，八宝山革命公墓长期以来都是安葬革命先烈的圣地，将纪念碑建在这里更具有历史传承意义。这一提议得到了部分与会代表的支持。

就在讨论陷入僵局之际，天津代表团提出了第三个方案：天安门广场。他们认为，自明清以来，天安门广场就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具有无可比拟的象征意义。这一提议立即引起了广泛关注。

在随后的讨论中，建筑专家沈理源拿出了一份详细的考察报告。报告显示，天安门广场面积广阔，地基稳固，且地理位置居中，交通便利。从工程角度来看，是建造大型纪念性建筑的理想场所。

此时，周恩来总理在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回顾了天安门广场在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特别提到了1919年五四运动时，进步青年在此举行的爱国示威活动。周总理指出，天安门广场不仅是政治中心，更承载着中国人民追求进步与解放的历史记忆。

在座的历史学家补充道，早在1914年，原北洋政府就曾对天安门广场进行过重要改造。当时主持工程的朱启铃打破了封建时期将广场围墙封闭的陈规，首次让这片空间向普通民众开放，为近代中国民主思想的传播提供了重要场所。

会议期间，规划专家还展示了一组天安门广场的实地测量数据。数据显示，将纪念碑建在广场中轴线上，不仅能与天安门、人民大会堂形成完整的建筑群，更能突显纪念碑的庄严气势。

经过反复论证，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天安门广场作为新中国的象征性广场，在这里建造人民英雄纪念碑，既能传承历史，又能展望未来，是最恰当的选择。

1949年9月30日下午，在这个意义非凡的时刻，全体政协代表在天安门广场参加了纪念碑奠基仪式，标志着人民英雄纪念碑选址工作的圆满完成。这座承载着中华民族精神的丰碑，从此在天安门广场扎根。

二、工程技术的突破与创新

1955年春，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设工程正式启动。这座高达37.94米的纪念碑，在建造过程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技术挑战。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就是碑心石的选取与运输。

经过多方考察，工程队最终在北京房山区的石料场发现了一块完整的优质花岗岩。这块巨石长12米，宽3米，重达60余吨，可满足纪念碑主体建设的需求。然而，如何将这块巨石安全运抵天安门广场，成为工程人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

1955年4月，由北京市政工程局组织的运输队伍开始行动。他们特制了一辆16轮特种运输车，并在车辆底盘加装了特制减震装置。为确保运输安全，工程人员选择在凌晨2点至5点的交通低峰时段进行运输。整个运输过程历时3天，途经京石公路多个路段，所经之处不得不临时加固桥梁，拆除部分路障。

碑心石运抵工地后，建筑团队又遇到了新的技术难题。传统的起重设备无法满足如此重量的吊装要求。为此，工程师们设计了一套由4台起重机协同作业的吊装方案。这在当时的建筑领域尚属首次尝试。吊装过程中，4台起重机需要保持完全同步，任何微小的偏差都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在基础结构设计上，建筑师采用了创新性的解决方案。考虑到北京地区的地质特点，他们在基础层加入了特制的防震结构。这种结构由多层钢筋混凝土板和特殊减震材料组成，可以有效抵御地震带来的横向力。

工程队还在建造过程中融入了传统营造技艺。例如，在石材接缝处使用传统的榫卯结构，这不仅增强了结构稳定性，还延续了中国古代建筑的精髓。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工程师们改良了传统的灰浆配方，在其中加入特制添加剂，使接缝更加紧密耐久。

为确保纪念碑的垂直度，测量队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经纬仪，在不同高度设置了多个测量点，通过三角测量法进行反复校准。整个过程中，偏差控制在毫米级别，创造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筑工程的新纪录。

碑身建成后，工程队又在表面处理上进行了技术创新。他们研发出一种特殊的防水涂料，这种涂料既能保护石材不受风雨侵蚀，又不会改变花岗岩原有的质地和色泽。涂料的使用寿命预计可达50年以上。

在整个建设过程中，工程技术人员共解决了大大小小近百个技术难题，申请技术专利8项，其中多项技术在之后的建筑工程中得到推广应用。这些技术突破不仅确保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顺利建成，更为新中国的建筑工程积累了宝贵经验。

三、艺术创作中的匠心独运

1954年末，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创作工作正式启动。文化部特别成立了浮雕创作领导小组，由徐悲鸿担任组长，召集了全国各地的优秀雕塑家参与这项艰巨的工作。

创作团队的组建极具特色。除了中央美术学院的骨干力量外，还特意邀请了江苏、浙江等地的民间石雕艺人。这些艺人虽然没有正规美院背景，但都是传统石雕技艺的传承人。其中，苏州石湖的老艺人张德芳，曾参与过狮子林的修复工程，对传统建筑装饰艺术有着独特见解。

在风格确定的过程中，创作团队展开了多次讨论。有人主张采用写实手法，力求真实再现历史场景；也有人建议借鉴敦煌壁画的艺术特点，以更具民族特色的表现手法来创作。最终，在多次讨论后，团队决定采用现实主义与民族艺术相结合的创作方法。

1955年2月，苏联著名雕塑家尼古拉·托姆斯基应邀来华指导工作。他带来了列宁格勒英雄纪念碑的创作经验，特别是在大型浮雕构图方面提供了专业建议。托姆斯基建议在人物刻画上采用多层次的浮雕手法，使画面具有更强的立体感。

为了丰富创作元素，艺术家们深入各地采风。在江西瑞金，他们考察了当地红色革命遗址；在延安，他们收集了大量革命时期的实物资料；在敦煌莫高窟，他们研究了古代壁画的构图技法。这些实地考察为浮雕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

在具体创作中，艺术家们大胆创新。例如，在＂五四运动＂场景的创作中，他们借鉴了传统戏曲中的群像表现手法，将人物按照主次关系分层排列，既展现了群众运动的壮观场面，又突出了重要历史人物的形象。

民间艺术元素的融入是一大亮点。创作团队在八路军进军场景的背景中，采用了传统剪纸艺术中的云纹图案，既表现了行军的艰苦环境，又体现了浓郁的民族特色。在农民运动场景中，则借鉴了年画的构图方式，使画面更具有群众性和生活气息。

技术创新也是一大突破。传统石雕多用阴刻手法，但在纪念碑浮雕中，艺术家们创造性地运用了浅浮雕与深浮雕相结合的技法。在表现远景时使用浅浮雕，近景则采用深浮雕，这种层次分明的处理方式使画面具有了强烈的空间感。

为确保创作质量，每幅浮雕都经过反复修改。艺术家们先用泥塑制作1:1的实体模型，再请老红军、老工人等历史见证人提出修改意见。根据这些意见，创作团队往往要对作品进行多次调整。例如，＂南昌起义＂场景就经过了七次大的修改。

在细节处理上，创作团队十分考究。他们专门研究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服装、武器特征，确保每个细节都符合历史真实。为了准确表现战士的装备，他们还特地向军事博物馆借来了真实的历史武器进行临摹。

四、碑文书写的历史过程

1955年盛夏，人民英雄纪念碑主体工程接近尾声，碑文书写工作随即提上日程。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为碑文将永远镌刻在这座丰碑之上，向后人述说历史。

7月15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一次专题会议上，彭真市长提议由周恩来总理担任碑文书写者。与会人员一致赞同这个提议。当天下午，专人将这一请求送达周总理办公室。周总理接到请求后，立即着手准备工作。

为确保书写效果，总理办公室特意从北京荣宝斋调来了多种规格的毛笔和宣纸。老字号荣宝斋的掌柜亲自送来了上等狼毫毛笔，这些毛笔都是由苏州制笔大师精心挑选的上等狼毫制成。同时，安徽宣纸厂也专门送来了特制的四尺宣纸，纸张的规格和碑文版面完全对应。

7月20日清晨，周总理在办公室开始了碑文的正式书写。为确保字体大小统一，工作人员事先在宣纸上打上了网格标线。每个字的大小控制在8厘米见方，这是经过反复测算后确定的最佳尺寸。

书写过程中，周总理特别注意用笔的轻重缓急。在＂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这八个大字上，他采用了中锋用笔的方式，使每个字都显得端庄有力。在记述历史事件的正文部分，则采用了行草结合的书写方式，既保持了庄重感，又增添了行文的流畅性。

碑文的每一段都经过精心布局。例如，在描述革命历程的段落中，周总理将笔画的密度略微加大，以突出历史的厚重感。而在总结部分，字间距适当放开，形成一种开阔向上的视觉效果。

在书写过程中，周总理格外关注与毛主席手书的八个大字在风格上的呼应。他采用了相近的笔法，使整个碑文在视觉上保持了统一性。特别是在转折处的用笔上，周总理刻意放缓笔速，确保每个字的结构都稳健有力。

书写完成后，周总理又请来了著名书法家舒同、启功等人进行艺术指导。经过专家们的仔细审视，对个别字的写法进行了微调。例如，＂殉难烈士＂四个字的结构被稍作调整，使之更显庄重。

8月1日，碑文的最终定稿完成。工程部门立即组织石刻匠人开始碑文的镌刻工作。为确保刻字效果，石刻工匠们采用了特制的钢凿，每个字都经过三遍打磨。在镌刻过程中，工匠们必须严格按照周总理书写的笔画轻重来控制凿刻的深浅，以求真实还原书法的艺术效果。

碑文镌刻工作持续了整整一个月。期间，书法专家多次到现场指导，确保每个字的刻制都准确传神。完工后，工程人员又用特制的防水材料对碑文进行了防护处理，以抵御风雨侵蚀。这些细节性的工作，都体现了对这份历史文献的珍视。

五、落成典礼与群众参与

1958年4月30日清晨，天安门广场上人头攒动。人民英雄纪念碑落成典礼的筹备工作已经持续了整整一个月。北京市政府抽调了数百名工作人员，组建了专门的典礼筹备组，负责协调这场重要仪式的每一个细节。

典礼当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络绎不绝。其中包括了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同盟会会员、北伐战争的老战士、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老战士，以及解放战争时期的功臣模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革命烈士的遗属也应邀前来参加典礼。从河北石家庄专程赶来的刘胡兰烈士的父亲刘景范，带来了女儿生前使用过的红布袖章。

典礼现场的布置极具特色。广场四周悬挂着红色绸带，象征着革命先烈的热血。纪念碑基座周围摆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花圈，其中包括了井冈山茶花、延安枣花等具有特殊意义的花卉。工作人员还特意在纪念碑四周摆放了56个大型音响，确保现场每个角落都能清晰听到典礼过程。

上午9时整，典礼正式开始。礼炮声响彻天安门广场。由解放军仪仗队组成的护卫方阵，手持红缨枪列队站立在纪念碑两侧。随后，中央乐团演奏了庄严的国歌。在场的群众自发跟随音乐齐声高唱，歌声回荡在整个广场上空。

典礼最为动人的环节是各界代表献花。首先是革命老前辈们缓步上前，将象征着革命传统的红色绸带系在花圈上。接着是各行各业的劳动模范代表上前献花。其中，来自河北石门峰矿区的老矿工张福才，将一束用矿灯装饰的花束敬献在纪念碑前。

整个落成仪式持续了两个小时。仪式结束后，现场并未马上散去。北京市民自发组织起了参观队伍。据统计，仅当天下午就有超过十万群众前来瞻仰。为了维持秩序，北京市公安局特意调派了数百名警力，组织群众有序参观。

在接下来的一周内，全国各地纷纷组织参观团来京瞻仰纪念碑。上海的工人代表团带来了南京路上纺织厂女工们编织的花环；西安的农民代表团献上了陕北民间艺人制作的剪纸作品；广州的青年团员代表带来了珠江两岸盛开的木棉花。

为了便于全国人民了解纪念碑的意义，文化部还特意组织摄影队伍，从不同角度拍摄了大量照片。这些照片被制作成明信片，发往全国各地。同时，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专门拍摄了一部纪录片，详细记录了纪念碑的建造过程和落成典礼的盛况。

在此后的日子里，各地学校纷纷将参观人民英雄纪念碑列入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许多工厂、企业也组织职工代表来京参观。来自江西瑞金的红色旅游团更是将纪念碑作为必访之地。每到清明节、国庆节等重要节日，前来献花的群众更是络绎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