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袭前朝的传统，尤其是对唐朝政治制度的继承和发展是北宋前中期监察使职设置的原因之一。

所谓“以为君子致用，在乎经邦，经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必参今古之宜，穷始终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终可以行于今。”

这也是我国第一部收录封建王朝典章制度的政书《通典》所认同的观点。

此外，《宋史·职官志》中对宋朝官制的特点总结为“宋承唐制，抑又甚焉”，北宋初期进行制度设计时继承并发展了唐朝的职官制度。

监察使职作为地方监察的重要一部分，在北宋前中期不仅得到继承，甚至发展成“监司”制度。

除了继承唐制，北宋前中期，监察使职的制度设计与唐末五代十国的动乱也不无关系。

因此对于前朝制度，北宋前中期的统治者，尤其是宋太祖、宋太宗两朝，都采取继承并反思的态度。

他们认为，唐末五代十国乱世皆源于中央政府的统治无能。因此宋初统治者吸取了之前的历史教训，十分重视政权内部的稳定。对官员的监督成为宋朝建立之初迫切要解决的重点问题。

例如，唐初出于控制地方的需要，任命中央高级官员担任观风俗使，考察地方风土人情的同时监督地方官员。

观风俗使成为中央对地方的监管力量，成为监察使职在地方行使监察权的开端。

唐朝中后期监察使职从临时任命到固定设置，监察使职逐渐成为地方行政官员，官职本身的监察职权被忽略，地方行政事务失去中央政府的监督与管理，逐渐失控。

监察使职原本的监察职权被行政权力掩盖，原先监察职能无法正常行使，中央对地方的掌控下降。

五代十国时期，后梁的晋王在隆德二年任命魏博观察判官张宪作为“镇冀观察判官”，代理地方州军府事务，以监察官员的身份对地方事务进行管理。

到了北宋前中期，设立转运使、按察使、监军等监察使职，代表中央对地方事务进行巡查和管理，对地区事务实行有效监督。

又如，转运使最初设置时执掌得是地区间物资的转运，保证唐朝“两都”之间物资的正常交流、转运和地区经济事务管理；

中、晚唐时期，随着“两税法”实行和推进，转运使成为管理和监督地方税制的官员，开始具备经济监察职能；五代十国时期，转运使则是作为军中专司物资调配的临时官职，不是地方常设使职。

随着中原地区的统一战争结束，原先作为军中职务的转运使职能产生变化，管理地方行政事务成为转运使的一大职能，但更多还是作为地方监察官员行使职能。

北宋初期监察使职制度，仍作为唐朝做法的继续被保存下来。

“崇文抑武”是世人对宋朝最为普遍的印象。宋朝对文官的宽待，更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中，极为突出的现象，这实际上这也是为解决武官权力膨胀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

宋朝建立之初，统治者认为唐末五代乱世的根源在于地方节度使拥兵自重，数目可观的军队并不能成为中央政府的屏障，反而成为国家安定的隐患。

实力派拥兵自重，反而成为政权解体的诱因，政权建立之初武官恃功自傲的局面，成为统治者亟须解决的问题。

五代十国时期，各个割据政权大多承继自唐末节度使的军事力量，成为当时各个割据政权倾轧的基础，造成战乱频仍的局面，都与武将的贪婪和拥兵自重不无关系。

五代时期政权更迭频繁，经常出现政权内部领兵将领侵夺政权自立的事情，宋朝的建立正是最为直接的体现。

时任后周殿前指挥使的宋太祖赵匡胤以辽朝进攻、边境示警为借口，引兵出征。

太祖趁着后周世宗柴荣早逝，即位的后周恭帝柴宗训年幼，太后摄政，主少国疑，在政权交替之际发动兵变，篡位自立。

宋朝建立之后，武将原有军权和手中的军队，成为统治者认为的最大威胁。“杯酒释兵权”被认为是以和平手段解决王朝建立之初，将领拥兵过重威胁中央政府的绝佳案例。

收缴兵权之后，统治者为达到对武将的绝对控制，武将在担任一般行政职务期间派遣监军，专门负责监视武将是否有不轨的言行。

北宋监察使职，由此构成了一张全方位监控地方官员的网络，监军作为其中负责军事监察的重要官职，就是为实现对将领和地方军队有效监察而设置。

北宋初期为消除武将带来的不稳定因素，北宋不仅设置监察使职，而且对武将极为不信任。这样的做法在宋太祖、太宗朝国家内部尚未稳定时情有可原。

但之后各代却以“祖宗之法”的名义将其不断强化，继而矫枉过正，成为最终拖垮北宋军事部署的一大原因。

因此，为遏制武将势力，贯穿两宋时期的“崇文抑武”的做法也是北宋前中期监察使职设置的原因之一。

北宋建立之初对将领采取的谨慎态度几乎是历代之最，宋太祖、宋太宗两朝对五代十国时的军阀，尤其是历经多个割据政权的军阀采取了更加谨慎的态度。

经过赵普的提醒之后，宋太祖对符彦卿采取极为谨慎的态度，派遣专门的官员对其进行监视和节制。

由此可见，五代十国时期军事将领对统治者造成的阴影始终伴随着北宋的统治者。因此，宋太祖即位后决定提升文官地位，直接压制武将集团，以求得政权巩固。

这属于维持政权内部均势做法的集中体现。

狄青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狄青本人并没有监察使职的任职记录，但是其作为北宋时期极为著名的军事将领，他一生的遭遇，正是北宋“崇文抑武”传统做法的集中体现和直接体现。

宋仁宗时，狄青作为武将中的佼佼者，多次打击少数民族政权对北宋的侵略；平定如侬智高这样政权内部的叛乱，成为朝中重臣，被授予武将先前绝不可能得到的枢密使一职。

武将以军功晋身本是自秦汉以来军功爵制下的常态，尽管狄青尽管战功彪炳，但是文官集团仍对其产生无谓的、偏执的攻击。

狄青的军旅生涯都伴随着文官集团的攻讦。狄青被任命为枢密使之后，汴梁城中流传着各种各样有关狄青的奇怪言论，关于狄青及其家人的言行也引发各种奇怪的联想。

在重文臣抑制武将的同时，北宋前中期还针对文化事业的改革和强调使全社会重新重视起文士的作用，具体的举措包括对科举制度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重视士人阶层等等。

宋太祖下令强调儒学的地位，登基不久即扩修儒学先圣祠庙，重视科举取士，也成为之后促进北宋文化昌明景象出现的原因所在。

总而言之，北宋建立初时，通过对将领的限制，进而达到对文、武两方势力的均衡处理，继续保持国家的发展和稳定，这样的做法被完全保留下来。

尤其是从宋太宗两次北伐失败之后，放弃之前汉、唐时期的发展理念，采取守内虚外的做法，对武将的防范更加严格，对其压制更甚。

因此，“崇文抑武”的方略因此得以确立，即后世所称北宋的“祖宗之法”，造成国家制度制定的根本原则是畸形的，到宋真宗、宋仁宗两朝更甚，科举出身的文臣已成为执政的主体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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