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唯独只有粟裕改变过毛主席的决策，而且还是两次。

其实这两次我们过去讲得多了，分别是苏中战役、豫东战役。

尤其是豫东战役，后来直接促成了淮海战役，极大的推动了解放战争的进程，当时在我军之中，几乎没有人有粟裕如此能力。

这还要从我军对解放战争进程的规划讲起。

粟裕第一次改变毛主席的决策，是苏中战役时期。

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大举进攻解放区。

事实上从前一年抗战胜利到内战全面爆发，双方基本上都处在军事冲突中，国民党军虽然在解放战争初期大多都云集于西南各地，但随着美军军舰投入运输以后，华北、华东、中原以及东北地区我军优势很快就没有了。

尽管那时敌人的确占尽优势，但我军仍然顽强作战，取得了不少胜利。

党中央毛主席那时的主张是，如果能够在一定范围内取得大胜，那么未必没有争取和的机会。

1946年6月中旬，党中央发给各大战区的电文，除了谈到了蒋介石大打出手的可能性外，也着重强调了这一点：

“六个月内外的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

当然，这封电文过后，蒋介石直接大打出手，发动全面内战，中原军区迫于无奈，只好放弃根据地战略转移，在付出了极大牺牲的情况下，至少牵制了国民党军几十万大军的有生力量，客观上延缓了蒋介石发动的全面战争。

全面内战爆发以后，我军就要改变战略，至少是不能像之前小范围内冲突的时候，我军战略反击那么简单。

根据粟裕回忆录记载，当时中央制定了一个外线出击的战略。

“党中央、毛泽东同志鉴于敌人大举进攻在即，迫切需要制订我军的战略方针，于六月二十二日没想了一个南线作战的战略计划，请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同志考虑。这个计划，是在全局破裂，国民党军向我大举进攻时，我山东、太行两区主力实行外线出击，向南作战。要求我太行区的部队以豫东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集中主力尽可能攻取陇海路沿线南北十几个县城，着重在野战中消灭敌军有生力量，相机占领开封；山东野战军则以徐州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集中主力配合苏皖北部的部队攻取津浦路徐蚌间以及陇海路黄口、徐州段的各点，着重调动徐州之敌在野战中歼灭之，相机占领徐州。而我华中主力须对付江北之敌，予以配合。还考虑在形势有利时，两区主力南渡淮河，向大别山、安庆、浦口前进。”

之所以要考虑出击外线，也是我军过去一直以来就沿用的法宝。

无论是土地革命，亦或是抗战时期，我军时常处于敌强我弱的一个基本态势之下，如何在这样一个情形下取胜，是我军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回到外线出击这样一个战略部署上来，如果用一个词简单形容，就是攻敌所必救，敌军大举进攻根据地，而原防区必定兵力空虚，我军趁机进攻，迫使敌人不得不回援，我军趁敌露出间隙，伺机寻找战机。

应该说这是一个比较妥当的战略安排。

当时，面对国民党军强势来袭，毛主席也并无把握能在正面作战中击败敌军，所以采用这种办法，从敌人缝隙中寻找战机取胜。

可偏偏粟裕提出反对意见。

粟裕认为内线也可以寻找战机作战。

粟裕认为内线歼敌我军有优势，主要是考虑到我军在根据地经营多年，深得百姓支持，打仗相对容易，而仓促出击外线，内线部队难于承担牵制敌军任务，两头作战均不利。

不过，有个历史细节挺有意思。

粟裕在给华中局以及中央的电文中强调了很多客观上的困难，比如出击外线粮食弹药不如在根据地内补给有利，按照毛主席以往的脾气，肯定是要批评的，但意外的是，毛主席竟然同意了粟裕的请求，批准了他内线歼敌的想法。

毛主席批准粟裕的计划，主要有一个考虑，即试探敌人的强弱。

“最好先打几个胜仗，看出敌人弱点，”

苏中战役七战七捷，从战役结果不难看出，粟裕实现了毛主席的计划，即蒋介石的美械装备王牌部队虽然强，但只要我军在战略上运用得当，是可以取胜的。

尽管苏中根据地确实是丢失了，但我军保存了有生力量。

粟裕后来做苏中战役报告时也提到了这个观点：

“谁保存的有生力量，谁就会胜利，谁消耗或丧失了有生力量，谁就会失败。”

1946年9月18日，《解放日报》发表评论，将苏中战役、定陶战役以及中原突围并称为我军三大胜利。

粟裕第二次改变毛主席决策，就是豫东战役了。

有关粟裕“斗胆之陈”、“子养电”的故事，我们过去提得多了，这里也就不多谈了。

我们这里重点阐述一下，豫东战役对解放战争进程的推进。

过去我们看老电影，比如电影《大决战》中，毛主席曾说“抗战急不得，解放战争拖不得”，但这句话其实是有语境的，就是当时三大战役即将举行，我军已经从过去游击战转变为正规战，而且从实力上来说，已经完全可以与国民党当面锣对面鼓的打。

时间回到解放战争爆发之初，毛主席对解放战争的预计并不是那么乐观。

1946年10月25日，党中央毛主席给东北局的电文中，明确提出“在全国与东北均是敌强我弱，为改变此种形势起见，必须准备长期艰苦斗争。”

不过，当时国民党军无论是在兵力还是在装备上，都要远远优于我军，所以毛主席考虑是尽可能在一定范围内取得胜利后，再争取和的可能（那时候还要争取和谈）。

当然，毛主席这个说辞并不是对革命悲观失望，而是科学的、系统的分析，毕竟那时我们也在发展，而且敌人也并不是不可战胜。

1946年11月21日，毛主席在《要胜利就要搞好统一战线》中又谈，提到我们只要熬过一年，今后就会有所好转。

这篇文章中还提到，我们通过一年作战，大量歼敌以后，将双方实力拉平，然后就展开反攻，首先是安徽、河南、湖北、甘肃，然后可以再向长江以南发展。

毛主席估计，这个过程大概需要三到五年，当然考虑到事态发展或许没那么容易，毛主席还做了最坏的估计，可能要用十五年。

到了1947年以后，毛主席在很多场合都强调，解放战争的进程最好是三到五年，最坏是十五年，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固定的逻辑。

从后来解放战争的进程不难看出，毛主席的估计大概不差（即1946年11月21日的报告中）。

反攻是从1947年6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开始的，包括后来陈谢、陈粟三大战略集团挺进中原，标志着我军反攻彻底开始，应该指出的是，东北战场进行完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后，也展开了战略反攻。

尽管刘邓挺进大别山战损严重，但战略目标是实现了的。

在1948年之前，毛主席考虑二次南进，即组建东南野战军，要求粟裕率领华野一四六三个纵队渡江南进。

毛主席这个考虑，小的战略在于扯碎中原地区的敌人，便于我军分化歼灭，大的战略是向长江以南发展，为后续解放全国做铺垫。

至此时，整个战场的战局还在毛主席战略规划里。

不过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粟裕明确提出反对意见，决心留在中原打大仗。

粟裕认定我军已经有同国民党军决战的实力，这大大出乎毛主席预料之外。

毛主席虽然想到了我军要从游击战过渡到正规战，但时间上拿的并不是那么准确。

在过去我们同精锐的国民党军交手，一般都是等敌人进攻，然后在敌缝隙间寻找战机，即便是后来选择出击外线，纯粹是因为战争拖得根据地老百姓太艰苦，必须要把战争引向蒋管区。

毕竟敌强我弱的态势并没有改变。

到1948年初，国民党军精锐仍在，特别是围绕五大主力形成的战略集团实力仍然很强，我军那时在中原地区的部队，刘邓大军被拖的状态很差，只有陈谢集团还存在一定实力，华野战斗力虽然强，但在组织、后勤等各方面存在问题（所以有后来的濮阳整训）。

换言之，毛主席那时对我军是否具备正规战的能力，尚存一定疑虑（应该除了东野，但那时东野抽不开身南下，华北地区我军显然又不具备单独解决一大战区的能力）。

粟裕一再斗胆直陈，毛主席虽然震怒，但却让他看到了我军一线指挥员的决心。

毛主席第二次破例接受粟裕的意见，同意他留在中原地区打大仗，但同时提出了要求，要在四至八个月之内，歼敌6到12个旅。

显然，这道题并不仅仅只是出给粟裕，而是出给了所有在前线的将士们。

粟裕后来确实不负众望。

1948年3月，陈赓兵团配合华野部分兵力夺取了洛阳，此战规模虽然不大，歼敌数也不多，但实现了两个目的。

一、华野、中野两大野战军首次配合作战；

二、夺取了中原地区大城市——洛阳，代表我军攻坚能力的上升。

1948年5月30日，华野一四六三个纵队濮阳整训完毕后，渡过黄河南下，自此以后，华野、中野各部队开始密切配合，多次取得战役胜利，特别是中野，后来发起的襄樊战役，还被朱老总誉为是“小型模范战役”。

从游击战过渡至正规战的效果已经初显。

华野当时渡黄河南进后，一直没有抓到战机，毛主席为了不让前线指战员过度忧虑，还特意致电前线：

“在整个中原形势下，打运动战的机会是很多的。但要有耐心，要多方调动敌人，方能创造机会。”

1948年6月17日，华野猛攻开封，因敌人增援并不积极，打援未能实现，于是粟裕果断拿下开封，气得蒋介石大骂邱清泉无能，邱清泉吃了骂后，立即迅速出动，粟裕又果断放弃开封，丢给邱清泉，又在睢杞地区为主了驰援开封的区寿年兵团。

如果不是后期黄百韬兵团意外突入战场，华野打的疲惫，只能选择后撤。

豫东战役，是我军游击战转入正规战以后集大成的一仗，不仅仅是取得丰厚战果，而是锻炼了部队打大仗的能力。

中野、华野两军在豫东战役期间，虽然没有统一的指挥机构进行指挥，但彼此配合就要比洛阳战役时更出色，尽管中野也被拖得很累很苦，但中野自始至终选择服从大局，没有选择后退一步（大兵团作战军纪要严的重要性就在此处）。

豫东战役的胜利，也成为后来淮海战役胜利的预演。

事实上，如果不是济南战役打得太快，粟裕阻援兵团就要同杜聿明驰援济南的徐州三大兵团交手了，届时淮海战役没准就要提前发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