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危险的旅途
刁武道多年在川东、湖北部分地区流窜，之所以能一次次逃过旧警局的侦缉，除了他的格斗技术、精明的头脑以及丰富的江湖经验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警匪一家”。他跟一些旧警的关系密切到什么程度呢？这么说吧，他可以在作案后溜进某个警局，到警员宿舍里住上几天，等风头过了再大摇大摆离去。
解放后这种办法就行不通了，刁武道终于体验到人民民主专政的威力。在这半年多时间里，他如丧家之犬、漏网之鱼一般到处乱窜，还曾在武昌、鄂州、信阳被捕过，不过只是被当做寻常毛贼羁押于派出所待查，结果让刁武道钻了空子，趁看押松懈之机施展手段逃脱。
尽管一次次侥幸逃脱，但刁武道也意识到，这种流窜作案的日子要到头了，遂决定逃亡境外。不过，他虽然为匪多年，江湖经验丰富，但对如何偷渡越境却不知从何着手，只得去向一个老友求教。
这个老友名叫金欣然，四十挂零，是武汉市公安总局的一名留用警员，原是刑侦中队长，解放后被安排到治安处下面的机动中队当了一名普通警员。多年前刁武道在涪陵作下“上官氏灭门案”后逃往武汉避风头，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老金。
其时身为刑警的金欣然跟刁武道的境遇可有一比。金欣然有两个不良嗜好，一是赌，一是色，都需要钱。刁武道干着抢劫行当，不缺钱钞，而老金又是嫖又是赌，经常捉襟见肘，刁便时常予以周济，一来二去，两人结为兄弟，你图我的钱，我图你的权，互相利用。
解放后，金欣然被留用。为了避人耳目，两人的来往减少了，但双方都捏着对方的把柄，都不敢暗使绊子，否则就是跟自己过不去。但刁武道的存在，确实成了老金的心病。据其落网后交代，他连做梦都能梦见他这个结拜兄弟挂了，经常半夜笑醒，而醒来之后的沮丧也可以想见。
正所谓怕啥来啥，刁武道找上门来，说打算逃往境外，特来征求金哥的意见。老金喜出望外，寻思把这尊瘟神送往境外，那不是一劳永逸吗？金欣然就为刁武道支招：“你不是有个长相酷似的双胞胎哥哥吗？那就好办了，可以假借其姓名身份。我去找人刻几枚涪陵警方的公章，让精于仿真工作的老手弄一套齐全的身份证明和证件，到时就能以‘刁文道’的名义出境了。”
出境证明好办，金欣然手头就有。去年5月武汉刚解放时，中南社会部下发过一批统一印制的居民出境证明，当时有些省市还未解放，为方便起见，那些证明上省市一栏都是空白的，由各地公安局签发时填上。当时金欣然留了个心眼，瞅个机会截留了几份，现在正好用得上。
不过，个人身份证明有点儿麻烦，金欣然说：“你那个双胞胎哥哥不是在涪陵船厂工作吗？那厂子是国营的，肯定发了工作证，照片、姓名什么的只字不改，拿过来就能使用。你有办法搞到你哥哥的工作证吗？”
刁武道的心眼可谓玲珑剔透，一听就明白了，冷冷一笑：“索性连他的命一起拿掉算了。”
金欣然心里一凛，暗忖得赶紧把这尊瘟神送走，连自己的亲兄弟都不放过，哪天杀到我头上也难说呐！
要说刁老二的心智，那还真的不敢小看。他把如何将老哥骗到成都的整个过程考虑得极为周详，连刁文道在得知“真相”后要往涪陵其供职的船厂发电报请假的情况也料想到了，早有应对之策。哥哥刚刚提出要发电报，他立刻不动声色地把这事揽了过来。
刁武道去柜上跟伙计商量：“我弟（刁武道故意称‘弟’，是出于发生万一时的提防）喝高了，非得要发份电报。辛苦你去邮局跑一趟，不必真的发什么电报，只要从柜台取一份业务回单，把我弟应付过去就行。”
要说这业务回单，乃是旧时川东地区邮电行业的一个特色。倒不是说回单本身有什么不同，而是用户取回单的方式比较另类。窗口的柜员每天一上班就先把一本盖上当天邮戳的业务回单用麻线串起来，挂在柜台一侧供用户自取。刁武道借此做了手脚，刁文道信以为真。
当然，如果刁武道真能做到滴水不漏，那三·三“案件专班侦查员就不可能知道这世上还有”文武双道“这么一对双胞胎哥们儿了。刁武道自认为这个计划严丝合缝，却没想到最终坏事还是坏在自己身上——他爱说梦话，尤其是喝酒之后。
次日一早，哥儿俩退了房，前往长途汽车站（其时重庆和成都之间的成渝铁路尚未修建）。那时一天一共只有三班长途汽车，他俩买到了最后一班的车票，于午前发车。
因路况差、弯道多，以及汽车质量问题（那年月汽车全靠进口，或进口零件拼装，用于长途客运的车辆均是淘汰下来的旧货，维修不易），一路走走停停，两天半后总算抵达成都。途中汽车分别在荣昌、内江两地停车过夜，刁武道的梦话就是在内江过夜时说的。
当天晚上，哥儿俩下榻于内江汽车站附近的一家简陋旅馆。刚入住，外面就下起了川地这个季节常见的牛毛细雨，淅淅沥沥，湿冷异常。武道提议喝酒驱寒，文道也嗜酒，自是一拍即合。两人喝了两瓶酒，都有些醉意，早早上床睡觉。下半夜，刁文道渴醒，起来倒水喝，忽听弟弟说梦话：“爹，我把文道杀了……不要怪我，不然我没法出去啊……”
可以想象，刁文道该是何等的震惊！他并没有听错了或者弟弟说胡话之类的疑惑，他太了解这个同胞老弟与生俱来的那份德性了，别说杀他这个哥哥，只要碍他事，连父母都下得了手！
刁文道吓得瑟瑟发抖，好在思维还正常，暗忖他编了这么一大套说辞，把我骗往成都，原来是为他逃遁之需啊。天可怜见，幸亏被我听到，否则到了成都，怕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哩！往下该怎么办？这就滑脚开溜？溜不了，内江有城墙，晚上是关城门的，出不去。向公安局报告？也不妥。这小地方的警察料想没多大本领，怕也对付不了，还是明天到了成都再说吧……
次日，3月2日黄昏，长途汽车终于到达成都。刁武道对成都很熟——他以前在川东作案后，马上变换身份，使用伪造证件化装成正儿八经的外埠商人到省城挥霍。两人在成都东门车站下车，一起上了车站外面揽客的一辆三轮车，刁武道吩咐车夫去八宝街的“福三元旅馆”。
刁武道落网后交代，他在成都有几家关系稳熟的固定下榻旅馆，老板账房伙计都知道他是一个来自湖北的出手大方的生意人。这次因为准备制造凶案，他没去那几家旅馆下榻，而是选择了从未光顾过的位于八宝街的这家“福三元旅馆”。
刁武道本打算次日与刁文道一起游览锦江，再喝点儿小酒，酒后在江边散步时伺机下手。即便尸体被发现也无妨，锦江哪年不漂来几具尸体？况且他把哥哥骗出来，兜了一个大圈子，又是坐船又是坐长途车，就算警方查明了刁文道的身份，也已经是好几个月之后的事了。那时候，他早就身在境外了。
这，就是二代独行大盗习武道的如意算盘。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因为自己的梦话，导致计划前功尽弃。
刁文道心中已有主意。随同老弟入住“福三元旅馆”后，他竭力让自己的神情举止保持自然，只是晚饭喝酒时偷偷留了点儿量。刁武道自信满满，根本没想到此番竟然会阴沟里翻船，还寻思着毕竟要对同胞兄弟下手，不免有些免死狐悲的伤感，酒喝得也比平时多些。
当晚，刁武道沉沉睡去。刁文道则按照预案，出门“溜达醒酒”去了。离开前，他临时起意带走了刁武道随身的背包。他知道包里放的是盘缠，而刁武道若是没了盘缠，醒来之后想追踪自己，也不是那么容易。当然了，最安全的办法还是直奔公安局报告，成都是省会，省会的警察应该能对付得了这个本领高强的老弟了。
出门后，他向旅馆对面卖混沌的摊主一打听，此地离最近的第三公安分局还有一段路。刁文道马上就为自己的打听之举后悔不已。大半夜的，没有公交，三轮车也不见一辆，去分局只能靠两条腿走路。如若刁武道突然醒来，肯定会出门寻找。旅馆门前就这么一个夜宵摊点，老弟多半会像自己一样，向摊主询问其出走方向，如此一来……乖乖，那还得了？
无奈之下，他决定前往离得最近的警务单位——第三分局看守所（该看守所与第三分局是两个地址）。只要进了看守所，就好比进了保险柜，刁武道能耐再大，也不可能闯进看守所要自己的命吧？不料，看守所门卫对于他求见领导的要求置若罔闻，反倒让他去分局报案。担心老弟随时可能追上来，刁文道也顾不得许多了，于是就有了“袭警”一幕，总算如愿以偿被关进了看守所……
三位侦查员听看守所长成为松如此这般一番陈述，大喜：好家伙，这真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赶快向“三·三”案件专班报告，全城搜捕刁武道吧！但愿这主儿还没离开成都。
澹台岩忽然想起，刁文道不是说昨晚离开旅馆时带走了刁武道的背包吗？那个背包哪里去了？一问，刁文道说他来看守所途中经过江边，看到停着一条残破船只，就把背包藏在船上一个隐蔽旮旯了。他是船厂技工出身，熟悉船舶结构，知道藏在哪个位置比较稳妥。
刑警随即去破船上寻找，果然找到了。背包里有数份不同私营公司商铺的盖章空白介绍信，还有六百多万元钞票（此系旧版人民币，与1955年发行的新版人民币的兑换比率为10000：1，下同）。
接到“三·三”案件专班的报告，市局领导下令全城搜捕。3月5日凌晨3时许，刁武道在一家旅社落网。让人意外的是，这家旅社居然就是位于三槐树街天灯巷口的“柏记客栈”！
原来，睡在“福三元旅馆”客房里的刁武道起夜，发现哥哥不在房间，而且自己的背包也不见了，自是大惊。出门向馄饨摊主一打听，心知不妙，当下拔脚就逃。去哪里先不考虑，离这个是非之地越远越好。
刁武道身上只有入住旅馆登记时顺手放在衣袋里的一纸出差证明和一些零钱，寻思先得弄些钱钞，然后找遍全城也要把刁文道找到。次晨，他就随机闯入了“柏记客栈”那个向社会开放的后花园，巧的是，井台上有个瘸子正在练八段锦，看其装束，应该是有些钱钞的，遂借着渐渐升起的雾气的掩护抢劫行凶。
当天稍后，警方在寻找“柏记客栈”凶杀案的凶手，刁武道则在寻觅哥哥的踪迹，找了一天无果，便使用那纸昨晚用过的出差证明入住“柏记客栈”——他玩灯下黑玩惯了，认为警方不可能想到一大早在这家旅馆抢劫杀人的主儿，傍晚竟敢常而皇之上门登记住宿。
刁武道落网后，因为有其老兄这个活证据在，对之前的罪行供认不讳。不久，川东行署公安局责成涪陵专区公安处派员将其押解涪陵，于1950年初夏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七、瘸子特务
侦查二组破获“柏记客栈”抢劫杀人案之后专班总指挥、市局政保处长宋德龙指令二组全体刑警与侦查三组会合，集中两个组的力量调查3月3日下午发生在锦江游船上的“周晓武命案”。
之前，侦查三组已经对“周晓武命案”调查了两天，没有获得任何进展。侦查二组一干刑警加入后，两个组聚在一起开了个案情分析会，重新对周晓武命案的一应情况进行分析，检视了三组定下的调查方向，认为没有偏差。既然方向没有问题，只要调查足够细致，是应该能发现破案线索的，遂决定两组合力沿着此前的方向继续查下去。
谁知，二组、三组十几人忙活了整整两天，竟然还是白板一块。3月7日晚上，宋处长出席案情分析会，和大伙儿一起研讨侦查未能取得进展的原因。会议还没开始，市局总机的电话就打进来了，说赴武汉开展调查的侦查员来电，要求直接跟宋处长通话。宋德龙马上意识到：有戏！
宋德龙在“三·三”案件侦查专班组建伊始的首次案情分析会结束后，他头脑里已经形成了一个清晰的观点：死在“柏记客栈”后花园水井里的那个瘸子旅客刘安存，是已被中南公安部、武汉市公安局联手破获的“应康药材批发行”特务案中的漏网之鱼董清甫。按说此人侥幸逃脱，应该设法销声匿迹才对，他却拿着药材批发行的介绍信入住成都的旅社，多半涉及武汉潜伏敌特跟川西潜伏特务组织相勾结进行的某个破坏活动。
为查清敌特的真实目的，必须对武汉“应康药材批发行”即代号“扬子鳄”的潜伏特务组织的情况进行充分了解。头天部署调查分工时宋德龙即指令三名政保侦查员金雍笙、孙瘦铁、诸葛仁赶赴武汉。此刻，这个三人小组为首的侦查员金雍笙打来长途电话，想必是已经获得了有价值的线索。
宋处长一接电话，金雍笙向其汇报了情况——三人小组到达武汉后，想了解董清甫的履历以及此次他赴成都所谓“出差”的情况。可是，这些情况武汉警方竟然也不知晓——“二厅中南第066潜伏组”除中校组长亦即批发行老板贾必樾以外的十六名特务，虽然长期同处一“行”，但相互之间并不知道各自的底细。想了解这些人的详细履历，只有问贾老板。警方端掉“应康药材批发行”时，贾老板是与其十五名部属（董清甫已经化名刘安存潜赴成都）一起被捕的，问这老小子便是。可是，贾必樾在警方抓捕时负隅顽抗，开枪打伤两名警员。警方不得已开枪还击，贾必樾受了重伤，在医院昏迷不醒。中南行署首长已向上海方面求助，即将有几位沪上顶级的中西医专家飞抵武汉进行会诊。
三人小组趁这个空当儿，前往看守所提讯那十五名落网特务。当然，旁边是有武汉公安总局的政保侦查员陪着的——三人小组的讯问内容只限于董清甫，不能涉及其他案情。
经上海医学专家的抢救，贾必樾于次日苏醒，随即接受高规格调理。两天之后，贾老板终于可以接受讯问了。但讯问有先后，武汉警方肯定排在前面，他们要弄清的问题还不少，不抓紧时间，谁知道这主儿会不会突然伤情恶化，一下子就伸腿咽气了呢？三位成都侦查员只好继续等着。
好不容易武汉这边完事，轮到成都侦查员提讯了。同样，有规定时间，而且旁边照例有鄂方政保侦查员陪同。三人小组早已反复做好功课当下按轻重缓急进行了讯问。万幸，讯问期间贾必樾神志一直保持清醒。讯问中，侦查员了解到以下内容——
董清甫，1910年出生于江南太湖之滨西南岸浙江省长兴县城雉城镇，上至初中二年级时，辍学进了著名的汉阳兵工厂做徒工。他有文化，悟性高，被兵工厂中的“兵器奇匠”、高级技工宫伯堂相中，收为徒弟。三年学徒满师，有了满身的本事。
汉阳兵工厂是国民政府兵工企业的龙头老大，蒋介石非常重视，军委会二厅还专门派了特务加强管控。对于董清甫这样有本事的青年，特务组织很是欣赏，遂将其招致麾下。
当时，蒋介石正处心积虑要把刚刚经历长征抵达陕北的中共武装力量剿灭，下令汉阳兵工厂仿制枪榴弹，董清甫参与其中，在一次测试枪榴弹时发生了事故，他的腿被炸伤，变成了瘸子，而且瘸得比较厉害，走路时间稍长就需要借助手杖。抗战爆发后，董清甫离开兵工厂，在“应康药材批发行”潜伏下来。
1950年2月11日零点20分，“应康药材批发行”的电台收到一条密电，内容为：近日将有江南客户持09号暗语前往接头。两天后，果然有一个操上海口音的“药材掮客”来到“应康行”。贾必樾与其用暗语接头，对方口头传达了来自台北“国防部二厅”厅长郑介民的指令：西南方面的数股武装力量，将于稍后发起旨在占领成都周边数个县城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国防部”为助力顺利攻克诸县城，决定向这些武装提供“杀器”。因地理位置及军事态势的限制，该批“杀器”无法空投。经高层研究，决定指派你处“011”同志携带武器图纸密赴西南，对遴选出的西南方面精英同志实地培训该“杀器”之技术及使用方法，并自行装配。西南方面将派联络员一名赴你处接应，并护送“011”前往。
“掮客”传达完郑介民的指示后，取出了2月11日台北“二厅”总部发来的那份密电中所谓的“礼品”——枪榴弹图纸。而那个代号“011”的特工，自是曾在汉阳兵工厂测试枪榴弹并因此被炸断了一条腿的董清甫了，那份图纸他并不陌生，不过是在当年试验品的基础上做了些改进。
图纸用密写药水绘在一套1948年上海新月书局出版的《说岳全传》线装书里。“二厅”策划此事的特工专家考虑得很细致，把图纸分别绘于《说岳全传》的上下册内。随同“礼品”起送来的还有一瓶显影药粉，届时用液体溶解涂在线装书上，即可将图纸显现出来。
稍后，已获得“中华民国川康（四川、西康两省的简称）第七反共特别纵队”番号的西南政治匪伙派出代号“天麻”（即周晓武）的土匪抵达汉口，来“应康药材批发行”跟贾必樾接上了头。
贾必樾为董、周二位践行，席间得知周曾是成都帮会“大洪堂”成员，该堂口后被国民党成都警备司令部剿灭，仅有包括周晓武在内的三人漏网，也算是命大之人。
董、周二人前脚出发，贾必樾就跑了一趟邮局，把伪装成上海仙康制药公司出品的“醒脑灵”的显影药粉，连同几瓶鱼肝油一起，装在一个邮用木匣里，以“挂号邮寄，留局待领”的方式办理了邮寄手续。
“留局待领”是当时邮政业的一种服务方式，客户可以把邮件（包括挂号信、包裹、汇款）寄到开通这项业务的全国任何一家邮局，在办理邮寄手续时，要把一组不少于六位阿拉伯数字的密码填进单子，邮件寄达后，不论何人，只要准确报出这组密码，无须出示其他凭证，即可顺利取走。贾必樾设置的密码以及成都的收件局，是事先告知董清甫的。如果董清甫没遇到大盗刁武道，按照预定的行动计划，他将在抵达位于成都郊区的“川康第七反共特别纵队”秘密据点跟“二厅”特派员接上头之后，方才可以交出那套《说岳全传》，同时告知收件邮局和取件密码。
宋德龙了解了情况后，立即指派姜慈琨、纪胜先两名侦查员持公函前往邮局调查这份来自武汉的特殊邮件的下落。一个小时后，终于把这个特殊邮件拿到手。我方专家对其进行了检测，发现这种由美国研制的显影药粉堪称同类产品中的翘楚，可以根据使用者的需要调整剂量，以控制密写内容显示出来的时间，最快的，显影几秒钟就会消失。
八、调查“大洪堂”
目前已可以断定，周晓武拿走的那个包里装的就是《说岳全传》，众人对下一步怎样抓获杀害周晓武的凶手“络腮胡子”进行了研究。有侦查员提出，之前特务头子贾必樾交代，周晓武曾加入“大洪堂”，被国民党成都警备司令部剿灭。从正常办案程序来说，当年成都警备司令部审理“大洪堂”一案的卷宗里，应该记录了周晓武的社会关系，说不定能从中发现“络腮胡子”的蛛丝马迹。
宋德龙表示赞同：“这个思路不错，只要我们的调查工作充分细致，一定会有收获。”
3月8日下午3时许，“三·三”案件侦查专班十多名侦查员前往原国民党成都警备司令部，查阅1939年“大洪堂”间谍案的卷宗。成都解放前夕，警备司令部军法处虽然接到焚毁全部档案卷宗的命令，但当时人心惶惶，根本没人认真执行命令了，所以档案得以保存。侦查员进入库房大门，眼前是成堆的卷宗！大伙儿只有叹气，没奈何，那就一张一张翻寻吧。十几人一番折腾，长达十多个小时，终于把“大洪堂”间谍案的所有卷宗找出来，待到按册号页码理齐，已是3月9日午前了。
按规定，由警备司令部保管的档案是不能带离库房的，只能在库房内翻阅。侦查员遂分成两拨，一拨查阅、摘抄，另一拨人则裹着军大衣在库房角落里睡觉，两小时调换一次。如此一直折腾了六个多小时，总算完成了查阅工作。
虽然辛苦，但收获不小。诚如所料，当年国民党成都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破获“大洪堂”间谍案后，果然曾对侥幸逃脱的周晓武等三名案犯进行追捕，但最终一无所获。
卷宗里保留着这三名逃犯的基本资料。周晓武的情况已在之前提及，不再赘述。其余两名一个名叫单和福，1920年生，四川内江人氏，少年时流浪至成都，在“威猛武馆”当小厮，系馆主、蓉城名拳师柳大有的记名弟子，几年后因违反门规被柳馆主开革，遂投奔“大洪堂”，做了一名专职打手。另一个名叫裴兴海，重庆人氏，1917年生早年随舅舅去上海，在沪东一家日本人经营的纱厂做徒工，因头脑活络，被日本厂主安排到厂部，从事清洁卫生及跑腿的杂役。这人确实聪明，几年下来，竟然能够用日语跟日方管理人员进行日常交流。抗战爆发前，纱厂的日本老板及职员有从事间谍活动的嫌疑，被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与上海市警察局联手查封，员工四散，裴兴海离开上海，到成都投奔一个远房亲戚薛医生。
薛医生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在成都开了一家内科诊所。其医术一般，但有从境外购买紧俏西药的渠道，诊所的经营情况还过得去。裴兴海在诊所打杂，凭着他那份机灵，跟前往诊所看病的“大洪堂”老大龙三爷打了几次交道，就被收为弟子。后来受战事影响，薛医生在境外的进货渠道断了，诊所无法经营下去，便去重庆谋了一份卫生署公务员的差使。裴兴海没跟着去重庆，被龙三爷安排到一家茶馆当跑堂。
这家茶馆是潜伏成都的日本特务接头交换情报的联络点。裴兴海生性虚荣，平时喜欢卖弄自己的“不凡”，一个雨天，茶客寥寥，老板外出未归，几个跑堂闲极无聊，他们知道裴兴海会日语，又有一副天生好嗓子，就撺掇他唱一首日本民歌。裴兴海正好借机展示才艺，当下便一展歌喉。两个化装成中国人正在接头的日本特务闻之暗惊，立刻对裴兴海予以关注。以职业特工的那份手段，弄清这个茶馆跑堂的底细当然不算难事。很快，裴兴海的情况被报到了日本潜伏特务头目的案头。
特务头目对裴兴海产生了兴趣，认为此人通晓日语，又是黑道帮会成员，可加以利用——利用其茶馆跑堂身份，给潜伏特务组织跑交通；利用其与“大洪堂”老大龙三爷的师徒关系，在日特与“大洪堂”之间建立一条渠道，进而收买“大洪堂”为日本人效力。至于怎么把裴兴海拉下水，那更是易如反掌，这人没有丝毫民族气节，又贪图小便宜，随随便便就能上钩，如此，“大洪堂”就由黑道帮会进一步堕落为民族罪人。
在对“大洪堂”其他的成员的审讯中得知中，周晓武、单和福、裴兴海三人比较谈得来，侦查专班据此认为，1939年“大洪堂”被国民党成都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端掉后，周晓武三个侥幸漏网，四处躲避追捕，难免同病相怜，他们之间应该有联系。如果能找到单和福、裴兴海中的一个，他们也许知道周晓武逃亡的细节，说不定就能发现“络腮胡子”的线索。
那么，怎么才能找到这两个家伙呢？宋处长的思路是，“大洪堂”这两个漏网分子中，单和福是武师出身，后加入“大洪堂”做了专职打手，可想而知，这家伙的身手不错。以民国时期的社会风气，这种角色的周围自然而然会形成一个比较复杂的社会关系网，因而在单和福的朋友圈里，应该是武人居多。那时的武人比较注重义气，不一定达到义薄云天的程度，但在单和福落难时伸手帮一把，提供一下临时性的救援还是可以的。侦查员推测，十年前单和福遭遇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的追缉时，正是依靠朋友圈的帮助才逃过一劫。他几乎一直在成都活动，长期从事武师职业，缺乏其他谋生手段，不大可能逃离成都地区，多半就潜藏于郊区避风头。待到抗战胜利，追逃风头已过，他多半还会潜回成都，改头换面，靠昔日朋友圈的人脉找一份职业谋生。
另一个漏网分子裴兴海，是自幼就在上海滩混世界的机灵角色，这种人别说在国内逃亡，就是逃到境外去，谋生也不成问题，况且他日语尚能自学成才，学习其他语言料想也不费劲。因此宋处长估计，寻找这主儿踪迹的难度要比单和福大得多，当然，再难也得找。
根据以上分析，宋处长决定首先在成都市内追查单和福、裴兴海的下落，重点是前者；如果市内查不到线索，再考虑扩大调查范围。至于分工，还是以专班下辖的侦查组为单位，侦查二组负责单和福，侦查三组负责裴兴海。
次日，3月10日下午2点多，侦查二组侦查员姜慈琨、纪胜先找到了“威猛武馆”老馆主柳大有。其时武馆已经关闭，柳大有多年前就中风失语瘫痪卧床了，无法回答任何问题，好在他儿子柳成欢知道单和福的下落。
诚如宋处长的分析，当年单和福侥幸逃脱后，由于军警布控甚严，不敢往他熟悉的川东地区逃窜，遂投奔了早年跟柳大有有八拜之谊的师弟、西郊五将军庙的住持应善和尚。
宋德龙遂派侦查员去五将军庙，得知单和福早已死去多年。原来应善和尚得知了单和福跟随“大洪堂”为日本人做事的情况后，毅然清理门户，打死了单和福并埋于后山竹林。宋德龙闻报，当即联系市局法医室及刑技人员，随同数名侦查员前往西郊五将军庙，法医对从后山竹林里挖出的尸骸进行了检验。七十多年前当然没什么DNA检测，不过，当年国民党警察局发出的通缉令上提及，汉奸逃犯单和福有一颗金牙，和竹林里那具尸骸的特征相符，应该就是单和福无疑了。
至此，单和福这条线索算是彻底断了，侦查专班想通过“大洪堂”间谍案的三个漏网分子顺藤摸瓜追查“络腮胡子”的踪迹，唯一的希望就是裴兴海了。三个侦查组也不必再分工了，宋处长下令，两人一组，全力以赴查找裴兴海的下落。
让侦查员们没想到更不敢想的是，他们竟然跳过了寻找裴兴海这一步，直接抓到了“络腮胡子”！
九、菜鸟侦查员立大功
1950年3月11日，“三·三”案件侦查专班分为多个小组，开始了新一轮调查。其中一个小组的两名成员一老一少，分别是一分局侦查员姚达诚和沈仿仙。
小沈刚刚入警，菜鸟一枚。可“三·三”案件的侦查工作进行到这当儿，恰恰就是这个菜鸟脑子里闪过的一个念头，致使调查方向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对于“络腮胡子”来说，乃是一场灭顶之灾。
3月3日下午法医解剖周晓武尸体后，排除了死者中毒的可能。这一点，有那条乌篷船上遗留的酒菜，以及船家陆允大的证言为佐证。小沈是学西医的，上学时曾解剖过尸体，而且心特别细。他给法医室打电话，想了解一下周晓武胃里尚未消化的食物有没有留下检材或记录。对方查了一下验尸报告，告知从死者胃内检得食物七种，引起沈仿仙特别注意的是其中一种：疑似马肉和黑芝麻相混合的某种食物的残渣。
沈仿仙对姚达诚说：“3月3日的现场勘查报告有一部分是我起草的，其中包括乌篷船那个陆姓船家提供的酒菜品种，我记得里面并无马肉，也没有黑芝麻。看来周晓武跟‘络腮胡子’见面前，在其他地方吃过东西。我们是不是可以朝这个方向了解一下？”
姚达诚用惊奇的目光打量着沈仿仙：“后生可畏。小沈，你这个想法可以啊，案情分析会上怎么不说出来？”
小沈不好意思地笑笑：“也是刚刚冒出的一闪念，没把握，先听听您的意见。”老姚站起身：“那咱就别磨蹭了，赶紧去‘马永斋’打听打听！”小沈不解：“‘马永斋’是什么地方？”
“马永斋”是第一区督院街的一家只有一个半门面的小吃铺，一年到头只出售两样食品：秘制熏马肉和马肉芝麻火烧。店主是个五十多岁的小老头儿，性格有些古怪，不大愿意跟人沟通，对公家人也不待见，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说明来意后，姚、沈最担心的是这小老头儿来一句“都七八天过去了，哪记得住有没有你二位说的这号顾客”。好在他没有马上打回票，仄着脸作思索状，思索时间似乎有些长，长得侦查员以为他是在故意装腔作势。半晌，他终于开口，却不是回答，而是询问：“你们所说的那男子是何许人？”
阅人无数的姚达诚当机立断：向对方道明原委。跟这种人打交道，必须坦诚相待，对方才肯跟你说实话。“掌柜的，不知您有没有听说过，前些天锦江乌篷船上有个人被杀了，我们向您打听的这个人，就是乌篷船上的死者，他长相有些猥琐……”
“3月3日，哦，是那个人，我想起来了。早上8点多他就过来了，坐在店堂角落里，说先不点东西，等朋友来了再点。这一坐，至少待了两三个小时，就这么呆呆地坐着，抽过几支香烟。快到中午时，我给他送去一壶大叶茶，说是奉送的，不收钱。他喝了茶，可能觉得饿了，就要了两个火烧。一个还没吃完，我过去想给他续茶，这是从外面来了个人，他忽然一跃而起，一边嚼着火烧，一边冲门口招呼，他嘴里嚼着东西，我没听清他说的是什么……”
来者留着浓密的络腮胡子，看得出，周晓武对“络腮胡子”甚是恭敬，似乎急于解释什么，说话声音都有点儿发颤。这回店主听清楚了，他管“络腮胡子”叫“何二爷”。“何二爷”打断他的话，说咱们找个地方一边喝酒一边聊。他说话时，眼睛直盯着周晓武寸身不离的那个黑色挎包。
令店主夫妇印象深刻的是，此公动作神速，没见他胳膊动弹，手掌往前一伸，两根手指间已经夹着一张一万元的钞票放在桌上。店主让老婆找零，对方说“免了”，转身出了店门。周晓武紧随其后。店主照例礼送，见两人上了一辆出租马车。侦查员从时间上推算，马车应该是直接去了锦江边的乌篷船停泊处，周晓武的生命旅程也就到此为止了。
姚、沈两位侦查员查摸到这个情况，自是激动。不过，这仅仅是查明了“络腮胡子”和周晓武的接头地点，往下如何寻找这个“何二爷”的踪迹，还没有头绪。他们接着询问店主夫妇之前是否见过“何二爷”，店主夫妇都说没有印象。两人又去向“马永斋”周边四邻八舍的商铺、住家打听，转了一圈，依然没有收获。这时已是中午，两人商量，打扰了店主夫妇这么长时间，午餐就在“马永斋”吃了吧，也算是略微照顾一下人家的生意。老姚要了瓶酒，一杯下肚，话就多了，脑洞也似是开大了，围绕着“何二爷”下落的问题聊了一阵，忽地一拍额头：“我想起一个人来，他没准儿知道这个川西惯匪！”
姚达诚说的这人名叫曾彪，是个旧警察，时年四十出头。这人在国民党成都市警察局刑侦大队当了二十来年刑警，却没穿过一天警察制服，因为他搞的是刑侦情报，对四川一带的黑道非常熟悉。老姚曾救过他的命，曾彪对此非常感激。现在，脑洞大开的老姚想起了曾彪，如果“何二爷”确如专班分析的系川西惯匪，而且在成都地区活动的话，曾彪肯定听说过。
说到这儿，老姚酒也不喝了，两人直接去找曾彪。成都解放后，曾彪被新政权留用，不过刑侦情报不让他做了，军代表考虑到找曾彪外调的太多，干脆让他去后勤科当内勤，天天守着仓库，也不耽误外调。
姚、沈两个赶到市局后勤仓库时，曾彪刚刚接待完两个外埠来蓉城外调的便衣，一见老姚叫着“恩公”迎上前来。老姚遂把打听“何二爷”的来意说了说，曾彪说：“恩公您算是找对人了，我和这个‘何二爷’打过交道，这主儿是新津那边的股匪‘黑云帮’的三舵把，干的是兄弟以前的活儿，也是搞情报。‘何二爷’是化名，其真名叫杜宜鑫。前两天，还写来一封信函，信上说他有一个亲戚，是汽车司机，原在成渝公路跑运输，解放前夕运输行老板把汽车都卖了，全家跑到境外，亲戚失了业，杜宜鑫问是否可以帮忙在成都这边找一份开车的工作，还请我抽空去他在西马棚街29号经营的大车店坐坐。我倒是答应了，不过还没来得及过去，你们就来了。”
姚、沈二人一听，立马联系宋德龙，对杜宜鑫实施抓捕。杜落网后，对自己的一应罪行供认不讳。这个二十年匪龄的惯匪，系股匪“黑云帮”的三舵把，负责收集情报、窝赃销赃以及对外联络。半年前，“黑云帮”匪首被“二厅”收编纠集附近数股匪伙合并为“中华民国川康第七反共特别纵队”，杜宜鑫被授子少校军衔，继续负责情报工作，并且统管其他数股匪伙的情报人员，算是“特别纵队”下辖的“情报支队”。其实这是一个空头名号，其他数股匪伙连各自情报人员的花名册都没给他，更别说“统管”了。他这个支队长也没有“队部”，还是待在成都西马棚街29号的大车店里。
不久前，杜宜鑫接到“黑云帮”匪首、“川康第七反共特别纵队”司令长官熊三畏的通知，让他去一趟“纵队司令部”驻地新津普兴场。他过去之后才知道，原来是“二厅”的特派长官蔡源声抵达了。蔡传达了郑介民的命令：于1950年春夏之交发起武装暴动，周边将有多股力量配合，要求必须占领新津县城。“二厅”将为暴动提供武器弹药、行动经费、特务器材，武器弹药中就包括“轻火器中的重杀器”——枪榴弹。不过，这种“重杀器”目前还停留在图纸上，将指派兵工专家携图前往，指导制造及使用。为此，熊三畏、蔡源声做了分工，摊到杜宜鑫头上的活儿就是派员前往武汉迎接兵工专家刘先生。
杜宜鑫受命返回成都，即派人召来“情报支队第一大队上尉大队长”周晓武，对他下达了死命令。当时周匪拍胸脯保证，一定不辱使命，把刘先生安全接过来。
3月2日傍晚，周晓武、董清甫抵达成都下榻于“柏记客栈”，这是杜匪事先指定的。哪知3月3日清晨出了事，而他派出的暗桩守在客栈门外，并不知情。稍后周晓武发现情况不对，匆忙拿了那个持包逃离客栈，认出了暗桩，即让其速回大车店报信儿。周晓武还让暗桩转告“杜支队长”：按规矩，他不能直接去大车店，故会在“老地方”候见——这个“老地方”就是“马永斋”，是周接受任务时杜亲口交代的，暗桩并不知道具体位置。
杜宜鑫闻报大惊，当即前往三槐树街打探情况，又去督院街“马永斋”附近暗作观察，一直磨蹭到中午才进店跟周晓武见面。其后，他把周带到锦江的乌篷船上。往下杀害周晓武，均与侦查专班的分析相符。
3月4日，杜宜鑫派手下喽啰前往新津“川康第七反共特别纵队”窝点报告，得到的指令是：小心谨慎，按兵不动。没提要他承担责任的话头，他稍稍放心。杜寻思周晓武已死，“情报支队”其他成员都没出事，最重要的是图纸还在自己手里，那就安心等待熊老大派人来交接吧，没想到，等了个把星期，没等到熊老大派来的人，却等来了警察。
当时川西匪患猖獗，政治土匪敢在光天化日的成都近郊公开作案，我军方正根据中央统一指挥部署剿匪，本案破获后，明知新津盘踞有多股匪伙，只能暂时按兵不动，“川康第七反共特别纵队”得以继续嚣张了两三个月。不过，郑介民许诺的“重杀器”成了一个肥皂泡，再加上我方迅速加强了新津县城的守卫力量，“二厅”精心策划的武装暴动阴谋因此破产
不久，解放军的剿匪行动开始，“川康第七反共特别纵队”逃窜西康，于1950年秋被解放军剿匪部队彻底消灭。其时，惯匪特务分子杜宜鑫已经被处决半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