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振生/文

一九一七年夏，北洋军阀首脑段祺瑞马厂暂师，讨平张勋复辟之后，重秉国政。当时对于法统有两种主张：一种是恢复旧国会，黎元洪大总统复职；另一种是仿照辛亥革命南京临时政府的办法，召集临时参议院，重新制定国会组织法及参众两院议员选举法，另行选举参众两院议员。段与黎本不相容（张勋复辟之前黎任大总统，段任国务总理，因为府院冲突，黎免段职），对旧国会更不满意，遂采用后一种办法，于是在北京有临时参议院之召集。安福系之产生，就是由这个临时参议院而来的，追述如次。

一 安福系的形成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临时参议院于北京开会。该院议员定额每省五人，由各省军政长官推选。当时各省的督军、省长多属北洋派或接近该派的人物。他们所推选的议员，当然一唯段政府之命是听，因此很快就将国会组织法及参众两院议员选举法通过，于一九一八年春公布。该临时参议院亦同时结束。安福系这一名称始传于一九一七年冬季临时参议院开会期间。那时段派在北京西城安福胡同布置了一所较宽大的房舍，作为接近他们的议员聚会之所，名之曰梁宅。其初参加者仅十数人，如光云锦、臧荫松、刘恩格等，我亦滥竽其中。这个梁宅，既无组织，也无领导，不过参加的这些人在晚间无事的时候，随便到那里坐坐，或三五人，或十数人，彼此闲谈；有时也涉及政治问题，但没有任何会议形式，仅仅是同仁交换政见、联络情感而已。

其后参加者日渐增多，娱乐之具亦随之添设，如棋类、麻雀牌等，应有尽有。于是在一般聚会之外，兼有俱乐部之性质了。及至临时参议院要结束时，这个梁宅可就热闹起来了。因为新的参众两院议员选举法既经公布，定期召开所谓安福国会，凡是关于这次大选的事情，遂成为安福胡同梁宅商讨计议的中心课题。那时段派要人王揖唐也时常参加，策划一切。我记得有一次聚会，大家认为将来到各地方经营选举，必须有一个正式政治组织，方好号召，梁宅的名义是不行的。当时有人提议：“这个梁宅不是在安福胡同吗，安国福民，名词很好，就称为安福俱乐部吧。”与会者一致同意，于是安福胡同梁宅摇身一变，就成为安福俱乐部了。操纵中央政权两年、哄动一时的安福系，就是这样形成的。

二 阴谋得逞，掌握国会

安福俱乐部初成立的时候，它的成员虽仅数十人，可是各省的人都有。他们于一九一八年夏，分别各回本省，代表安福系经营选举。

安福国会的选举与第一届国会的选举，迥然不同。我是两届国会的众议院议员，对于两次选举的情况，知道的比较多些。第一届国会参众两院议员的选举，是在辛亥革命胜利后不久举行的；那时候政治势力影响选举还不大，金钱运动之风亦较小。那么它是真正民意吗?也不是。当时操纵选举的，是各省省议会和具议

会，所以选出的议员全系资产阶级和地主的代表人。至于安福国会之选举，就每况愈下了，金钱和政治势力各显神通，而又以官僚操纵选举最为突出。即以黑龙江省为例来说，该省参众两院议员定额各十名，参议员系由省议会选出，众议员是由人民直接选举；全省共分两个复选区，即龙江道和绥兰道，各复选区监督由

各道道尹兼任。当时绥兰道道尹谷芝瑞是直系曹锟有关的人，对于安福俱乐部活动选举，是个很大的障碍。而黑龙江督军兼省长鲍贵卿以他军政长官之地位，却全力支持安福系。在选举前夕，北京国务院假辞调谷晋京有所谘询，在谷离职期间，道尹和复选监督由该道首县县长常谷香代理。常一切听命于鲍，安福系自可颐指气使，为所欲为。由此可见，政治势力操纵选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安福系挟官府之权威，加之以金钱的补助，那有不获全胜之理，结果二十名议员无一外人，全被囊括而去。黑龙江一省如此，其他各省也大同小异。所以全国大选揭晓之后，绝大多数议席，皆为安福系所占有。而这些议员既然是由安福系一手包办而来，当然也就不能不俯首帖耳，甘愿服从其驱使了。

一九一八年夏，安福国会在北京召集开会，新选的参众两院议员陆续到京，王揖唐被指定为安福俱乐部的领导人。该俱乐部以安福胡同原有房舍不敷应用，遂迁移太平湖新址。国会开幕后，王揖唐当选为众议院议长，李盛铎当选为参议院议长。

当时政治上第一首要任务是选举大总统。关于这个问题，段系内部意见，并不一致：有的主张举段，有的主张选徐世昌。举段一派的理由是：我们费尽气力，办成新国会，就应当选举我们的首领当大总统；而且想要搞政治，就得亲自去搞，不能假手他人。选徐一派的理由是：北洋派已经分为直、皖两系，现在直系首领冯国璋以副总统代理大总统职务，假如举段而不举冯，势必迫使直皖两系之分裂愈形变化；徐世昌为北洋派元老，无人反对，他既无实力，而又接近我们，必能为我们所用。段祺瑞本人决定采纳后一种意见，于是徐世昌不费半点气力，唾手而攫得国家元首之高位。

徐世昌本是清末的一个大官僚，与袁世凯相交最亲，是所谓嵩山四友之一，曾作过袁的国务卿，其为人老奸巨滑，八面玲珑。

他知道大总统须经国会选举，而参众两院绝大多数议员属于安福系，要当大总统就必须与段系接近。他表示，他当大总统只能一次，下次大总统必须由芝泉（芝泉是段的别号）来干。他对于议员也不甘寂寞，赠送亲笔对联和自题照片等等，以示联络。段系一部分人不察其奸谋，认为徐世昌是可以始终合作最适当的人物。

那知他一进中南海，坐上大总统的宝座，就满不是段系那些人所想象的那回事了。

徐的作法是，对段系不即不离，对直系则暗示亲近，即对关外的张作霖，也极尽拉拢之能事。他以为自己既无实力，就需要使直皖两系互相对峙，各不相下，才能巧取渔人之利。他算盘打的虽然不错，可是结果并不那末如意。直皖一战，段系失败，安福国会被解散，这位惯弄官僚手段最腐化的老头子，为时不久，也

不得不随之而去，真正名副其实，投诸东海（徐别号东海）无人过问了。

三西北筹边使

安福国会所做的第二件较为重大的事情，是通过“西北筹边使”官制案。这个官制案规定的权限，异常庞大。当时的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特别区，均属其范围之内，完全是因人设官，也就是为徐树铮而设。徐是段的亲信，尽人皆知。段为陆军总长，徐任次长；段为国务总理，徐任秘书长。徐虽系武人，颇喜文学，具有政治野心。他所学的尽是些过去的封建陈腐的东西和欧美资产阶级的政治糟粕，对于新时代的潮流和进步思想毫不注意，也可说根本不了解。他曾在福建利用王永泉的军队推倒福建督军李厚基，组织什么建国军政置制府。这个置制府的名词，就可见其守旧之一斑。他知道搞政治没有枪杆不成，完全依靠枪杆也不成，所以他在北京创设成达中学，并计划改为大学。这一点在北洋派的军人中是罕见的。但是北洋军阀统兵的高级军官，多属保定军官出身，而他是日本士官毕业，却依仗段之信任，看不起一般粗野无文的同僚，因此，赞成他的少，反对他的多。他看到各省地盘已为捷足者先登，无法染指，西北地大物博，尚未开发，前途大有可为。当时的中央政府以他说服外蒙取消独立，对于经营西北，也认为适当，遂提出西北筹边使官制案。

西北筹边使官制案一经提出，更招各派之疑忌。首先直系恨之刺骨，唆使接近他们的议员群起反对。东北的张作霖对此也有所不满。直系便从中挑拨，说徐之经营西北，是为并吞东北创造基础。张作霖在愤怒之下，授意东三省六十余名议员投票反对。

这个官制案，虽获勉强通过，可是直皖两系之磨擦从此日益加甚段张之关系从此日渐疏远，而北京的政局也从此动荡不安，迄无宁日。一个官制案本算不了什么，但是它对当时政局影响之巨大是无可否认的。

四 南北和平会议

安福国会所做第三件有关政治的事情，是南北议和问题。当时北京政府主张武力统一，派遣吴佩孚率军南下，攻占长沙，直趋衡阳。由于直皖内部发生问题，吴佩孚逗留衡阳，不再南进，不久即与广东护法政府勾通，倡议主和。北京政府鉴于前线统兵将领既不听命，武力统一之迷梦不能实现，遂被迫同意在上海召开南北和平会议。

双方各派代表十人。南方总代表为唐绍仪。北方总代表为朱启钤。代表当中，安福系议员占去不少，如刘恩格、江绍杰等。

会议经过的时间很久，没有得到任何进展。后来朱辞总代表，而以安福国会首脑王揖唐代之。但是，朱也好，王也好，都无和平诚意。双方所提条件相去又远，谈判经年，一无成就，延续至直皖战争，这个南北和平会议，也就烟消云散了。

五 安福俱乐部

安福国会窃据国家立法机关二年之久，影响当时政局之重大者，不过上述的二三事。其他如通过国务员和议决国家预决算案等，那不过是一些照例文章。

安福俱乐部拥有参众两院绝对多数的议席，在表面上看来，是个独一无二的大政党，若一分析其内容，却空空如也。它没有政治纲领，也没有党章，更谈不到什么主义之信仰。其组织比任何党派都不健全，不要说基层组织，就连各省市也没有分支机关之设置，仅仅在北京太平湖有一个总部而已。它的领导人名义上是王揖唐，幕后支配这个俱乐部的，则大有人在，如段的亲信徐树铮、李思浩、姚震等均系操纵指使的有名人物。遇有应办事件，他们计议之后，安福俱乐部不过在形式上加以执行。有时也召开大会，由领导人发表几篇演说，以粉饰门面；即或提出什么讨论案件，还不是一唱百和，表决通过。至于参加这个俱乐部的议员，多半是些热心个人名利之辈，只要现在有议员可当，将来有官好做，就一切不问，什么都干。

说老实话，无论是安福国会，也无论是安福俱乐部，虽然声势烜赫，盛极一时，究其实，纯粹是段系运用政治的一种工具。

段系一经失败，这一群乌合之众，自然冰消瓦解。其后于一九二四年张作霖同冯玉祥等拥戴段祺瑞为临时执政的时候，凡昔日属于安福俱乐部的人，要想参加政治活动，必其人与段系权要有关，方能被援引；否则直同路人，欲求一面，不啻登天。由此可见，即段系本身，早已不承认这个安福俱乐部了。外人不明真相，以为段系即安福，安福即段系，那是不对的。安福俱乐部，不过是段系把持政权过程中的一幕丑剧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