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𫖮，字伯仁，出生于269年，这时西晋刚建立三年。他是西晋安东将军周浚之子。周𫖮年少成名，长得神彩秀彻，受到当时名人的亲近，自己却能保持一份庄重。广陵的戴若思以其英俊潇洒闻名东南，考中秀才后来到洛阳，老早就听说周𫖮的大名，去他家等着，终于没敢显示自己的才辩，坐坐就出来了。周𫖮的堂弟周穆也是当时的美男子，想欺凌侮辱一下周𫖮，周𫖮毫不在意，照样心情舒畅，完全不跟他计较。于是周遭人士更是推崇景仰并来依附周𫖮，州郡征召起用他，他都拒绝。

周𫖮二十岁左右继承了父亲武县候的爵位，担任秘书郎，一直升到尚书吏部郎，大将军司马毗的长史。

永嘉初年（308年前后），周伯仁跟随当时的安东将军琅邪王司马睿镇守建业（今南京），为军咨祭酒。当时琅琊王氏士族的王导及其堂兄王敦全心扶持后来成为晋王的司马睿在建康站稳脚跟，收获人心，成为司马睿的心腹；周𫖮和刁协也是司马睿的左膀右臂。

周𫖮后来出外做宁远将军、荆州刺史时，刚到荆州就遇到叛乱，只得狼狈退走，左将军王敦派兵平叛，周𫖮幸免于难，投奔到在豫章的王敦那里。军司戴邈说：“周𫖮虽然退败，并没有归咎众人，德望素重，应该让他回去继续做荆州刺史。”王敦没听，留他在身边。然后司马睿召周𫖮为扬威将军、兖州刺史。周𫖮回到建康后，司马睿留着周𫖮并没有把再他派出去，还是让他做军咨祭酒，很快又转为右长史。

晋愍帝被俘第二年，司马睿在建武元年（317年）称晋王，统摄万机，周𫖮补吏部尚书。很快，因为醉酒被查，革职留任。又因自己的门生砍伤人，免官。

318年，晋愍帝被杀后，司马睿即位为晋元帝，又让周𫖮继续做吏部尚书，拜为太子少傅。周𫖮上疏说自己“学不通一经，智不效一官，止足良难，未能守分，遂忝显任，名位过量”，不知晋元帝所图；

晋元帝下诏说他“幼冲便居储副之贵，当赖轨匠以祛蒙蔽。望之俨然，斯不言之益，何学之习邪”，说他看上去就堂堂正正，何需去学习什么，别人跟他在一起就会受到良好的影响，让他不要推辞。转任他为尚书左仆射。

在周𫖮这样一个清正的人面前，一个心怀不轨的人确实会感到不自在。王敦就一向忌惮周𫖮，每次见到周𫖮都脸上发热，即使是冬天也要拿扇子扇个不停。

中书郎庾亮曾经对周𫖮说：“诸人把你比作乐广（西晋名望很高的官员，官至尚书令）。”

周𫖮回答：“何乃刻画无盐（战国时齐国丑女），唐突西施也。”

一次晋元帝宴请群公，酒喝到高兴时说：“今日名臣共集，和尧舜时相比如何？”

周𫖮因醉厉声说：“今虽同人主，怎么能再比圣世！”

晋元帝大怒而起，手诏把周𫖮交廷尉，关起来要杀，好几天后才被赦免放出。诸公去看望他时，周𫖮说：“近日之罪，固知不至于死。”

一次，某尚书请王导、周𫖮等人喝酒吃饭，周𫖮喝醉后大失仪态，又被官员上奏晋元帝。晋元帝下诏说他多次因酒犯下过失被官员抓住，但是体谅他“极欢之情”，也是对沉湎于酒者的警戒，相信他是“必能克己复礼者，今不加黜责。”

周𫖮当初以雅望获海内盛名，但因为嗜酒，也影响了他的名声。伯仁经常一醉不醒，当时人称“三日仆射”。

庾亮感叹：“周侯末年，所谓凤德之衰也。”

周𫖮在西晋时期，能饮酒一石，过江来到南京后，虽然每天要喝到一醉方休，但常说找不到能和自己对饮的人。一次有个旧时能对饮的人从北边来，周𫖮遇到他开心极了，拿出二石酒两人共饮，各大醉。等到周𫖮醒来，让仆人去看看客人，客人已经因过度饮酒腐胁而死。

周𫖮品性宽裕而友爱过人。他的弟弟周嵩一次喝醉后怒目对他说：“你才能不如我，怎么竟得到那么大的名声！”拿起一支燃着的蜡烛就扔向伯仁。

伯仁神色自若，慢慢说：“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

周嵩曾经在母亲面前评价说：“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识暗，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

是啊，伯仁确实不会自全，但是以周嵩之心怎能度伯仁之腹呢？伯仁什么都不做，性情自然的存在就能映衬出的他人的不足，就会被人说成“好乘人之弊”；伯仁不会钻营，就会被人说成“识暗”。

伯仁只比王导小三岁，特别得到王导看重。两人无疑是好友。王导曾经头枕周𫖮的膝部指着他的肚子问：“卿，这里面有什么呀？”

伯仁回答：“此中空洞无物，但足够装下你这样的人数百个。”

王导也不生气。

一次伯仁和王导同坐时傲然啸歌吟咏，王导问：“卿希望嵇康、阮籍在世吗？”

伯仁回答：“何敢近舍明公（指王导），远希嵇、阮。”

司马睿过江后，琅邪王氏家族对他的扶持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随着王敦大权在握，滋生的野心也显露出来。晋元帝开始重用刘隗、刁协，疏远王氏，外派驻兵，说是讨伐胡人，实际上是制约王敦。握有重兵的王敦更加不满，于永昌元年（322年）正月，以诛杀刘隗为名起兵，要进攻京师建康，开始了史称的“王敦之乱”。这时东晋建立还不满四年。

太子中庶子温峤问周𫖮：“大将军此举似有所在，当无滥邪？”因为刘隗性刚讦，当时名士多被弹劾，而刁协也是性刚悍，与周围人多有抵触，还每每崇上抑下，当时众人大概都不喜欢他俩，所以比周𫖮年轻近20岁的温峤会问出这个问题，不太确定大将军王敦此举的性质。

周𫖮说：“你年轻经历的事情不多。人主自非尧舜，何能无失，人臣怎么可以举兵要胁君主！共相推戴，还没有几年，一旦如此，岂云非乱乎！处仲（王敦字处仲）刚愎强忍，狼抗无上，其意宁有限吗！”

晋元帝很快把镇北将军刘隗和征西将军戴若思召回护卫京师。刘隗、刁协进见晋元帝，奏请诛杀王氏一族，晋元帝没同意。王导听说后，每天率宗族子弟二十多人赴朝堂请罪。

这天，正值周伯仁入朝，王导招呼说：“伯仁，这百口人就托付你了。”

伯仁没看他径直走了进去，见到晋元帝后，却极力赞美王导对皇上忠贞不二，千方百计营救王导。晋元帝接受了他的请求，伯仁高兴得在宫庭里就要了酒喝，醉了才出来。王导还在门口，叫伯仁，他没答理王导，看看左右说：“今年杀诸贼奴，得个斗大的金印挂在胳膊上。”

回到家后，周伯仁又写了一封奏疏，言辞恳切地为王导表白。不过，王导不知道周伯仁在救自己，对他产生了怨恨之心。

后来，王墩攻入了建康西边的石头城，戴若思、刘隗、王导、周𫖮等六人率军三道出战，六军全败。晋元帝只得妥协。周𫖮奉诏去见王敦。

王敦说：“伯仁，卿负我！”（周𫖮到任荆州刺史就遇到叛乱，王敦算救了他一命）

周𫖮说：“你起兵叛逆，下官亲率六军，没能讨伐成功，使王旅奔败，因此负公（输给你）。”王敦惮其辞正，不知所答。

护军长史郝嘏等劝周𫖮逃避王敦，周𫖮说：“我是备位大臣，朝廷丧败，宁可复草间求活，外投胡越邪！”

王敦自封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封武昌郡公，邑万户。他征求王导的意见，说：“周伯仁、戴若思是南北两方的望族，应当位列三司（太尉、司空、司徒），无所疑也。”王导不答。王墩又说：“若不做三司，尚书令和仆射合适吧？”王导又不答。王墩随后说：“这些都不行，就应当把他们杀了。”王导还是没说话。

很快，周𫖮与戴若思都被收捕，路经太庙时，周𫖮大声说：“天地先帝之灵；贼臣王敦倾覆社稷，枉杀忠臣，陵虐天下，神祇有灵，当速杀敦，无令纵毒，以倾王室。”语音未落，收人用戟刺伤其口，血流到脚跟，他面色不变，容止自若，旁观者都为他哭泣。

周𫖮随后在石头城南门外被杀害，时年五十四岁。

后来，王导在整理朝中的文书旧事时，发现了周伯仁写给晋元帝救自己的奏疏，字字殷勤挚诚，王导手持奏书泪水长流，悲不自胜。他告诉自己的儿子们说：“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负此良友！”人死不能复生，因为心生怨恨，导致自己该做的事没做，成了王导心中永远的痛。

从此，“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这句千古谚语，流传至今。

虽然伯仁被杀前并不知道，如果王导替他说句话，也许他不会死；但是，即使他知道了王导有机会却没有为自己说话，他也会死得很坦然，不会觉得要怪谁，谁需要为自己的死负责。

伯仁这样一个性情中人，不太会受外界环境的影响，也不会说多余的话，一句话就点到关键。他就做自己该做的事，全心全意，心无旁骛。

伯仁也绝不是因为王导和自己交好而去救他，他看到的是王导忠君爱国为民的拳拳之心。当他一心急切地去告诉晋元帝王导是个什么样的人的时候，周围的一切对他来说都不存在了，王导在朝堂门口碰见他时对他说了什么，门口有一堆人在那儿干什么，和他毫无关系，好像那是存在于另外一个时空，他根本就没在意谁在那里，说了什么，他只一心去完成把国家栋梁王导救下来这个事。

晋元帝接受了伯仁说的话，不会杀王导，伯仁高兴得喝了个醉。接下来一心要做的事就是要去剿灭王敦，其他事都不在眼里了，所以会说：“今年杀诸贼奴，得个斗大的金印挂在胳膊上。”那个时候他只在自己的时空里。

伯仁这样的人，这一生没有白来：不因为自己神彩秀彻而自傲；不利用受人欢迎和喜爱而为自己谋取名利；不因为失败而尴尬，逃出命来就好；皇帝说的不对的也可以给他纠正一下；君子之交淡如水，做自己该做的事，足矣；明辨是非、忠奸，要我的命吗？拿去！绝不苟且偷生，玷污了真性！尽显一派不修道已在道中的风范！

那么，如果王导为周伯仁说了话，王敦就肯定不会杀伯仁吗？我们会在下一篇文章探讨这个问题。

参考文献：

《晋书》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