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0月22日，公安部机关大院发生了一件惊天大案——时任公安部部长的李震，被发现死于大院的地下热力管道内，死亡原因不明。

此事直接惊动了周恩来总理，他随即同叶剑英、李先念以及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然而此案错综复杂，扑朔迷离，一直到1977年3月，周总理去世一年多后才宣告破案：李震系“自杀”。

李震为什么会自杀？这成了长久以来人们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

李震是我军青年一辈的将军，他出生于1914年，22岁在北平从事学生爱国运动，一年后入党，之后被派往山西太行军区工作，曾任太行军区6分区政治部主任、6纵队16旅政委、6纵政治部主任、政委等职。

李震虽然参加革命相对较晚（在1936年），但他拥有大学学历（有人回忆他是清华大学的学生），这在当时的军队中可以说是寥寥无几的。正因如此，李震后来在军队的升迁非常顺畅。据曾和李震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回忆，李震这个人聪颖灵活，但能把握原则性，在政治上很有水平，善于团结，在干部中威望很高，也深受他在三兵团的上级陈锡联、谢富治、赖传珠的信赖。

1955年，时任沈阳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的李震被授予开国少将军衔。1966年，李震被调到中央，担任公安部副部长。

如前文所说，当时的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和李震，当年在二野三兵团时期曾有过上下级关系，因此李震和谢富治的关系还是不错的。有人因此猜测，1972年谢富治病故后，李震接替公安部长一职，就是谢富治推荐的。当然，这只是一个猜测。

当时的谢富治如日中天，炙手可热，身兼数重要职，李震在这一期间，主要是在公安部的工作上给谢富治当助手，作为政策的执行者出现。

1969年九届一中全会上，谢富治当选政治局委员，此后工作重心已不在公安部，这期间公安部的工作由副部长李震主持，他的表现总的来说属于中规中矩，作风低调，没有出现过什么出格的举动和言论。1972年，谢富治病故，李震顺理成章成了新一任的公安部长。

然而，就在一年后的10月21日（遗体22日被发现），李震却以一种非常突然的方式离开了人世。

23日、24日、25日，公安部副部长施义之调集队伍排查可疑线索和对象，搜集李震当天的活动，寻找谋杀的可能线索。

在调查的过程中，李震自杀的证据越来越多地浮现了出来。据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的刘复之回忆，当时公安部的一位老法医赵海波在看到李震的遗体后，脱口而出地判断道：“这是自杀。”根据遗体的情况来看，死者的舌头从侧面伸出，舌尖被牙齿咬着，这是上吊自杀的明显证据。

另外，办案人员还从李震的口袋里发现几十片“速可眠”，在其上吊附近的地面，也散落着若干同类安眠药品。

在李震的办公室里，办案人员发现一段被剪刀剪断的尼龙绳，经过刑侦技术人员验证，这两端尼龙绳的切口完全吻合。而且，在剪刀上、桌面上、地下管道都只留有李震的指纹，并无他人的痕迹。

经过遗体解剖，法医从死者胃里取出30多片“速可眠”，加上死者口袋里的和散落地下的，正好是100片。主持这次遗体解剖的，是著名医学权威，时任中国医科院副院长的吴阶平医生。

而据公安部机关卫生所的医生陈述，几天前，李震曾亲自到卫生所，向值班的小杨要了一瓶100片装的“速可眠”。

然而，在这一系列的证据链面前，副部长施义之却坚持认为：“李部长不会自杀……不破此案不瞑目。”施义之由此把矛头对准了同为副部长的刘复之，并对他实施了突然逮捕，迫于这种压力，没有人再敢提“自杀”二字。

直到1977年3月，随着施义之等人被开除党籍、军籍，这桩沸沸扬扬的大案才走入正常流程，经过重新梳理，公安部最终宣告：李震之死系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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