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endaya身穿“I Told Ya”标语T恤
Josh O’Connor身穿“I Told Ya”标语T恤
为什么想要参与到电影的时装设计，并做出这样一件带有他一贯怪趣味的T恤？Jonathan Anderson在一次采访中回应：“为《挑战者》设计服装让我意识到，竞技体育所产生的活力并不仅仅只是留存于赛场上，同样也留存在赛场之外。这部电影让我觉得或许现在青年文化和体育运动之间的关系变得与以往不同，变得更加紧密了——运动员们将自己打造成了一个个品牌，品牌们又在效仿着运动员掀起全球浪潮。因而，我希望能够在服装设计上展现出这样一个状态。”
超模Kaia Gerber身着“I Told Ya”标语T恤
Jonathan Anderson身穿“I Told Ya”标语T恤
小约翰·肯尼迪于1997年身着“I Told Ya”标语T恤玩飞盘
从这段话中，我们便能找寻到“I Told Ya”的秘密——Anderson希望借由标语T恤，这个从诞生之初便与流行文化和社会议题有着紧密联系的时装品类，来论述年轻一代与竞技体育之间的关系。而标语T恤，也再一次展现出了它惊人的流行力量，让Loewe推出的这件看似简单的单品，成为了今年的标志性时装之一。
标语T恤为何有这样的力量？这要从它的诞生开始说起。
早在1960年代的英国，由设计师Tommy Roberts和他的搭档Trevor Myles一同创办的时装精品店Mr Freedom便已经开始售卖一些由两人设计的、从迪士尼动画中脱胎而来的卡通文字短袖，轻松戏谑的风格与彼时的享乐主义风潮相呼应。Roberts和Myles明显带着玩乐性质的T恤设计并没有在主流层面掀起水花，但当Mr Freedom被Malcolm McLaren和Vivienne Westwood接手并更名为“Let It Rock”后，这些单品得到了更为“朋克”的诠释。在Westwood和McLaren的设计之下，常规的T恤被破坏，并加以各式各样的信息及印花，表达对当时一些社会现象的态度和看法。
Westwood、McLaren的这种反叛精神滋养了1970年代的朋克文化场景，朋克文化场景所诞生出来的一系列视觉表达又反过来让标语T恤得到了更加多元化的诠释。很显然，在这一阶段，标语T恤不再是一种玩票性质的设计尝试，而是成为了一个设计师积极融入自己思考的媒介。但受制于朋克文化本身的地下属性，标语T恤依旧没有进入到主流观众的世界里。
真正让标语T恤收获大众关注的设计师，是同样来自英国的Katharine Hamnett。1984年3月的伦敦时装周，时任英国首相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在唐宁街接见了彼时参与到时装周当中的各位新锐设计师。或许是英国人骨子里的反叛，Hamnett在自己的夹克里面穿了一件标语T恤走进唐宁街，“我脱掉夹克，确保T恤上的文字能够让在场的所有媒体和记者看清。他们很快就像疯了一样，对我的衣服不断拍照，闪光灯不停。”Hamnett凭借着唐宁街会面时的标语T恤一举成名，她在之后的采访中解释道，“标语能够起到很多种作用，它可以在潜意识里改变你的看法，也可以将你与一种行动或者一种态度联系起来。此外标语T恤还有很强的社群属性，穿着它就好像是在宣传自己。”
也正是因为Hamnett的成功，让越来越多的品牌意识到自己可以在简单的T恤上印制标语来创造一些不一样的观点，彰显简单且直接的个性。而同样的，从Vivienne Westwood和Malcolm McLaren那里“继承”来的对社会现象的关切，也成为了标语T恤一个十分重要的作用。
譬如在1980年代末期的Act up运动当中，标语T恤就扮演着宣传的重要角色。彼时欧美国家都笼罩在艾滋病恐慌阴云之下，六位活动家于1987年在纽约街头张贴各式海报，以此唤起公众对艾滋病患者群体困境的关注。很快，张贴海报的行为被替换成在路边分发T恤与徽章给来往的路人，以希望政府为彼时的艾滋病恐慌寻找一个解决办法。通过六人的不懈努力，最终美国FDA加速了治疗艾滋病药物的上市审批进度，拯救了数以万计的HIV携带者和艾滋病感染者的生命。
Britney Spears身穿“Dump Him”标语T恤
随着娱乐产业的不断发展，标语T恤开始逐渐与流行文化有了紧密的关系。
千禧年左右，社交媒体尚未兴起，明星们开始频繁上身各种标语T恤来作为一种无声的回应。在这个情况，标语T恤被赋予了巧妙回击的新功能。当时的媒体甚至给这类标语T恤起了一个专门的名词——Clapback T-Shirt。像是在2002年，Britney Spears便被狗仔抓拍到她身着一件Juicy Couture的“Dump Him”（我甩的他）婴儿蓝短袖出现在街头。彼时她刚跟同样如日中天的Justin Timberlake分手，而T恤上的两个单词，便简明扼要地给分手消息一个总结——是我主动提的分手。
Paris Hilton的各式标语T恤成为其千禧年的标志造型这样的例子在千禧年还有很多。同样为青少年偶像的Lindsay Lohan与Wilmer Valderrama分手之后，在参加综艺节目时身着一件“You Were Never My Boyfriend”（你从来都不是我的男朋友）T恤来昭告天下她对男方的憎恶，又曾在一张狗仔抓拍的照片中露出了“白骨精”的T恤来回击媒体对她有厌食症的猜测。Paris Hilton亦是在千禧年将标语T恤作为表达自己玩世不恭态度的媒介，像是她上身的“Don’t Be Jealous”（别嫉妒我）以及“Stop Being Desperate”（别那么绝望）都成为了千禧年流行文化的经典——后者甚至因为被网友恶搞成“Stop Being Poor”（不准穷）而成为了经久不衰的互联网迷因。
《老友记》里的“Frankie Say Relax”标语T恤这股关于标语T恤的浪潮同样延伸至了影视剧当中。像是在经典美剧《老友记》中，David Schwimmer扮演的Ross Geller就曾穿着一件“Frankie Say Relax”（Frankie说：“放轻松”）的标语短袖。这一标语灵感来自于1980年代的合成器流行乐队Frankie Goes to Hollywood及其经典单曲《Relax》，在剧中创造出了意想不到的幽默效果。而在另一部经典美剧《欲望都市》中，Carrie Bradshaw也曾穿着过一件写着“Hang In There Baby”（坚持住宝贝）的标语短袖出现。
行为心理学家Carolyn Mair对千禧年的标语T恤热潮做出了自己的分析：“标语T恤比起单纯的服装更能够忠实地表达我们的所思所想。服装也有着自己的语言，如果我们单靠衣着本身，他人很有可能会从中感受到与我们所思所想不同的信息。而标语则可以让我们的表达变得十分清晰明了。”在崇尚自我表达的千禧年，这种浪潮的呈现便是自然而然。
数年过后，标语T恤又再一次回归到时尚行业。
Maria Grazia Chiuri在她为Dior设计的首个系列2016春夏女装系列中，引用了尼日利亚作家Chimamanda Ngozi Adichie的口号“We Should All Be Feminist”（我们都应该是女权主义者），将其印制在T恤上，作为自己日后于品牌设计中不断讨论的女性艺术、女权主义的开场白。这一标语T恤在随后被品牌代言人Natalie Portman穿着登台演讲，Chiuri直白的引用在这一刻发挥了最大的作用，在场的人不需要联系前后文、不需要了解任何的历史背景，都能够被文字所具有的号召力量所打动。
此后Chiuri又几次引用了其他女性艺术家的语录并印制于T恤上。其中同样颇具代表性的应当是2018春夏女装系列秀场上的那件“Why Have There Been No Great Women Artists?”（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性艺术家？）条纹标语T恤。在这里，她引用了美国艺术史学家Linda Nochlin于1971年发表的同名文章，同样也是希望强调女性的声音应当“被听见”。
Virgil Abloh对标语T恤的实践更富有当代艺术精神。在Off-White 于2017年推出的标语T恤系列中，他与当代艺术家Jenny Holzer合作，将后者1970年代“Truism”系列作品中创作的标语印制在T恤之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讲，Abloh的这一做法是相当精妙的。Holzer本身便是一个相信文字就有颠覆性力量的艺术家，她的日常创作中便是将直白的标语、文字应用在不同的媒介之上。而与Abloh的合作，则是将媒介转换，让衣服也成为了艺术的一部分。
强烈的社交媒体属性在标语T恤上也得以体现。在2023年底的时候，艺术家、时装设计师Michaela Stark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一张自己穿着印有“Bring Gisele Back”的标语T恤在街头吃汉堡的照片。在Stark为品牌Victoria’s Secret打造的一系列特别内衣大片里，她选择了大码模特，而非Victoria’s Secret传统的纤细模特来进行拍摄。不少网友对此表达了强烈不满，并表示希望品牌能够将巴西超模Gisele Bündchen请回合作。于是她便将这些评论做成标语T恤，穿着在自己身上，来表示自己对这些评论的不屑。
社交媒体的即时性也让标语T恤拥有了很强的时效性。在2022年底，“Nepo Baby”（裙带宝宝）一词席卷了社交网络，表达了大众对于靠家庭关系而非自身努力进入演艺行业并获得名利的星二代、星三代们的不满。作为“Nepo Baby”的代表人物之一，来自于Baldwin家族的Hailey Bieber，在话题正盛时自嘲式地穿了一件印有“Nepo Baby”的标语T恤出现在街头，这种“主动认领”很显然拉近了她与大多数网友之间的关系，也同样十分具有社交媒体的精神。
Victori Beckham于2023年底在个人品牌中推出了一件“My Dad Had A Rolls-Royce”（我爸爸有一辆劳斯莱斯）来自嘲自己于David Beckham的Netflix纪录片《Beckham》中那番关于“自己来自工薪阶层”的发言。更早之前，Victoria Beckham其实已经开始用社交媒体对她的评论来制作标语T恤了——因为网友认为她总是不苟言笑，她便推出了“Fashion Stole My Smile”（时尚偷走了我的笑容）和“I’M Smiling On‘The Inside’”（我内心在笑）两件标语T恤。
此外像是音乐人Charli XCX在她的专辑《Crash》发行后不久，也用时装品牌Praying印有“They Don’t Build Statues of Critics”（他们不会为评论而立碑）的标语T恤，回应那些对她新专辑发表恶评的自媒体。作为一个充满幽默精神的品牌，Praying的标语T恤也被流行偶像如Olivia Rodrigo和Megan Thee Stallion所选择，用这些标语来展现她们的个性。
如今我们看到标语T恤的回潮，或许与全球社会环境有着一定的关系。不管是世界各地爆发的战争，还是自然灾害和经济衰退等一系列问题，都让我们需要寻找一种新的释放形式，而标语T恤或许就是一种轻松有趣，又不失力量感的表达。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要明白标语T恤并不只是我们表达某种态度的全部。
Katharine Hamnett曾表示过：“我觉得通过标语T恤这一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是很棒的，但问题是，当你身边都围绕着这些跟你持有同样想法、穿着同样标语T恤的人，你会认为这个世界也是这么想的，而事实上并非如此。你穿上标语T恤来表明态度，只是让你自我感觉良好，并浪费了自己可能真正改变一切的精力。对我来说，标语T恤只是行动的开始。但似乎可悲的是，几十年后的今天，它变得似乎比往日更加重要了。”
毕竟服装就像潮流一样，只是一时的，但切实的行动和思考，却是可以不断成长且获得永恒的。
编辑-代晶地
新媒体编辑-Monster C
文字-Toby
图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