啖[dàn]助（724-770)，字叔佐，唐廮陶（今宁晋县）人，后徙关中。唐朝著名经学家，与赵匡、陆淳并称"盛唐三贤"。唐玄宗天宝末年（756)，任临海县尉、丹杨主簿。任期届满，遂隐居，甘于清贫。耗十年之力，考辨"春秋三传"之长短，弥缝其缺漏，《春秋》杂采三传，自啖助始。著述有《春秋集传》《春秋例统》《春秋通例》。

啖（dàn）助，字叔佐，唐赵州廮陶人，后徙关中。《新唐书·啖助传》:"淹该经术。天宝末，调临海尉、丹阳主簿。秩满，屏居，甘足疏糗。善为《春秋》，考三家短长，缝绽漏阙，号《集传》，凡十年乃成。"

啖助《春秋》学的形成

啖助学识渊博，对儒家经典造诣颇深。啖助继承了先儒那种安贫乐道的精神，虽穷居陋巷、粗衣蔬食，仍处之泰然。唐玄宗天宝末年（756),客居于江东。后来因中原地区发生了安禄山、史思明之乱，他再没有回到关中。在江东，他以文学入仕，做过台州临海县尉、润州丹阳主簿。任满后，就在丹阳住了下来，潜心于《春秋》学的研究。

他不满意于前人对《春秋》的理解，认为前人"传已互失经旨，注又不尽传意，《春秋》之义几乎泯灭"。于是发愤著述，"考核三传，舍短取长，又集前贤注释，亦以愚意裨补阙漏，商榷得失，研精宣畅，期于浃洽。"

从唐肃宗上元二年（761）至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历时十年，啖助完成了《春秋集传集注》。之后，他又"撮其纲目，撰成《春秋例统》三卷，以辅《春秋集传》，通经意焉。"

现文渊阁《钦定四库全书》本现存啖助著述《春秋集传》《春秋例统》《春秋通例》各一卷。

唐代中叶，学术界兴起了一个新《春秋》学派。这个学派以啖助、赵匡为先驱，陆淳集大成，对当时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宋人陈振孙以为："汉儒以来言《春秋》者推宗三传，三传之外，能卓然有见于千载之后者，自啖氏始，不可没也。"清末皮锡瑞也说："《春秋》杂采三传，自啖助始。"

啖助、赵匡和陆淳《春秋》学的学术转型意义，除却人所熟知的尊经排传，而又兼采三传、变专门为通学外，更有着理念层面上的内容：独特的《春秋》宗旨说，建立了经文义说的主体性；记实书法原则的运用，则开启了"汉""宋"经学义理依据的转化；重以义理解经，极大地加强了经文解说的自主性；重以"讥贬之义"解经，暗含着其论说立场的转变；强烈的现实关怀，再建了《春秋》经世学统。

啖、赵、陆的《春秋》学研究，是从汉学向宋学过渡时期的产物。他们三人被当时看作"异儒"，他们的著作吸引了一大批人。不仅柳宗元师事陆淳，唐文宗中唐大和二年（828)，著名学者刘蕡（fén）《春秋》对策，许多观点与他们的精神一致。陈商、陆龟蒙等都信仰陆氏学说。因此，啖助等人的《春秋》学出现，带动了整个经学的蜕变，是《春秋》学史的一个转折点。通过这次蜕变，经学在一定程度上又恢复了面向现实的能力。

啖助的"口传"及"祖师之目"说

啖助的"口传"及"祖师之目"说，谓："古之解说悉是口传，自汉以来，乃为章句。如《本草》皆后汉时郡国，而题以神农；《山海经》广说殷时，而云夏禹所记。自余书籍，比比甚多。是知"三传"之义，本皆口传，后之学者，乃著竹帛，而以祖师之目题之。"

啖助的这一观点是有道理的。早期历史乃至于事件的记录，在文字之前经历了很长一段时期的口耳相传和结绳记事的过程。在中国上古时期，也的确出现和存在口传的情况，大体上可以分为如下两种类型：一是原始的口耳传事。二是早期学术的传承。就学术而言，在春秋战国之际又有了另一种口耳相传的可能，其契机就是周末的"礼崩乐坏，官学失守，私学兴盛。"知识从此走下贵族的神坛，广播民间，传播的方式就是学者的口耳相传。大抵从孔子之后，下至墨子、庄子，乃至于孟子、荀子等，无不开门讲学，门徒动辄成百上千，这样就在民间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传播体系。

啖助对唐宋儒学的影响

唐代中后期的柳宗元曾从陆淳受学，深受啖助、赵匡、陆淳疑辨思想的影响，用他们研究《春秋》的方法研究诸子，成为第一个从事考辨子书年代的人。永贞革新集团与春秋学派关系密切，革新集团推行善政的主要思想基础是啖助、赵匡、陆淳在发展新春秋学时提出的大中理论。

从文化意义上说，啖助等人的《春秋》学研究，是韩愈、柳宗元掀起的儒学复兴运动的前奏，并成为其中的组成部分。啖助等人的经学革新，对后代特别是宋代《春秋》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柳宗元在学术上因师从啖助、陆淳，人称"啖柳学派"。

宋代学者继承了啖助的治学传统。在《春秋》经学研究中往往弃传就经或轻传重经，注重以经求经，直寻《春秋》大义。

著名理学家程子称《春秋》三传绝出诸家，有攘异端、开正途之功。朱熹曰："赵、啖、陆淳皆说得好。"吴澄亦称："唐啖助、赵匡、陆淳三子，始能信经驳传，以圣人书法纂而为例，得其义者十七八，自汉以来，未闻或之先。"

选自《宁晋历史名人》此篇作者：李苏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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