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发现后不久，数以万计的敦煌文物和文献被国外考察者、探险者骗取或买走，致使流散海外。此后，几代敦煌学者在世界各地寻找文献。（视觉中国 图）

荣新江至今记得自己接触的第一份敦煌文书。那是法国汉学家保罗·伯希和带到巴黎的P.3016，上面有两个“天兴”年号的牒文，日本学者那波利贞初步接触这份文书，认为它属于北魏时期。但荣新江研究后，发现这是古代西域王国于阗的一个年号。

“这是改变我一生的一个敦煌卷子。”荣新江说。那次之后，原本对唐代经济史感兴趣的他，转而做起了于阗研究。随着接触的敦煌资料越来越多，荣新江的研究范围也在慢慢扩大。如今，作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的他，研究方向不仅有敦煌吐鲁番学，也包括西域中亚史、丝绸之路等。

当荣新江做于阗研究时，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孟宪实那时还在新疆师范大学教书，几乎接触不到敦煌的基本文献，只能借到吐鲁番相关的文书。直到1994年，他到北京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选修了荣新江的“敦煌学概论”课程，才系统接触到敦煌文书。

那时，距离荣新江第一次踏上“满世界寻找敦煌之旅”，已过去整整十年。荣新江寻找的是流散海外的敦煌文物，包括古代纸本文书、壁画、雕塑等。有一段时间，荣新江待在英国，几乎每天早晨都会坐地铁到罗素广场，买一个面包、一杯咖啡，抓紧时间吃完后，立马奔向英国图书馆东方部，赶在9点半前，坐下翻看敦煌文献，看完一批换另一批。

于阗公主供养的一幅《地藏菩萨像》，荣新江用了将近二十年时间才追寻到。1980年前后，荣新江在撰写和张广达合作的第一篇学术文章时，提到了这幅画。当时画已流散，他们都没见过，只能依据王国维的跋文来写。荣新江一直想找到这幅画。

1904年，这幅画被敦煌县令汪宗翰送给叶昌炽，此后几经易手，直至毫无音讯。1953年，曾多次随同这幅画流转的另外一幅《水月观音像》被公开发表，当时它已归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收藏。荣新江推测，或许这幅《地藏菩萨像》也在此处。直到1997年，荣新江带着一堆相关资料来到弗利尔美术馆，馆方将他带进库房，他才终于看到这幅画。“公主安然无恙，色彩如新，使人激动不已。”荣新江在《满世界寻找敦煌》中写道。

四十年的时间里，荣新江走过五大洲的11个国家、48个城市，一站一站地追寻着敦煌的吉光片羽。他相信，只有看到原件才能回到历史现场。

弗利尔美术馆藏于阗公主供养地藏菩萨画像。（受访者供图）

南方周末：存在敦煌学这么一门学问吗？

荣新江：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现在基本有共识：是有这么一门学问的。

这门学问有一些特征。一般现代科学是按照哲学、文学、历史这样的学科划分，要在这样的范畴里，它不属于一门学问。但是过去在西方学术发展之后，有西方古典学、中世纪研究、大航海时代等有西方特色的研究，随着西方势力往外延，有了东方学，之后又分近东、中东、远东，各个国家比如有伊朗学、印度学、中国学，或者以前叫汉学。这种学科其实在欧美的大学里都有。

敦煌学属于这样一种学科，它不像真正的严格的学科划分，就像哲学有理论、方法、基本内涵，而是根据各个地方的不同，有一些特色的内容。敦煌学包括佛教、道教等宗教类的、历史类的、文学类的，涉及很多方面。

周一良先生觉得这种汉学、日本学、敦煌学，有一种殖民主义色彩，不应该算作一个正式的“学”。但是敦煌学随着这一百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些学科体系，甚至一些理论，特别是一些方法，比如认字的方法、认洞窟的方法，还是别的学科不能取代的。而且帮助我们认识其他学科的一些方法论，是在敦煌学里面建立的。所以我认为敦煌学绝对是一门学问了。

南方周末：站在历史的角度，如果勾画一个敦煌学的范畴，应该是怎样的？

孟宪实：敦煌学是以敦煌资料为研究对象生发出来的一门学问。因为背景特殊，所以它拥有世界性、多学科的交叉性等这些特征，大家还都是承认的。

荣新江，1960年生于天津，现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从事敦煌吐鲁番学、隋唐史、西域史和民族史等领域的研究。（南瓜视业 图）

南方周末：中国的敦煌学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从抄经开始的吗？

孟宪实：从斯坦因那个时代开始，中国了解到敦煌藏经洞的常见东西被斯坦因他们拿走，就形成了一种民族性的敦煌情结。所以从1931年编《敦煌劫余录》，中国国家图书馆（当时的北平图书馆）就开始派向达、王重民到西方，有计划地往回抄敦煌卷子。

罗振玉、王国维是第一代敦煌学学者，王重民是第二代。罗振玉他们做过往回抄经或复印的工作。他书里也讲了跟伯希和关系比较好，因为伯希和协助他们把敦煌的法藏文献复制了，那时就开始了敦煌学的早期研究。敦煌寄托了民族情感，也成了一个学术焦点。

荣新江：抄经更多的是抄普通佛经之外有学术价值的东西，比如胡适抄《神会语录》，这都是中原丢掉的。像王重民他们特别注重四部书和文学作品，变文是一个，因为变文全都没有留下来，而变文对中国的戏曲小说是一个源头的东西。

南方周末：你的满世界敦煌发现之旅是1984年开始的，这场发现之旅现在回过头看，既是偶然，又是必然？

荣新江：当时年轻嘛，有这么一个出国机会，当然不要失掉。我当时去的是荷兰，荷兰没有敦煌文书，所以我计划去英国、法国。有一个重要背景，就是我做于阗，比如瑞典有于阗的东西，也有个别的可能是北齐回鹘文那些，我碰到就搜罗了。

我的目的不是冲着敦煌去的，我到瑞典是冲着于阗去的，因为于阗的东西有拉丁字母的转写。我想，既然有于阗的文书，一定会有汉语的混在一起，我就找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汉语木简。其实那些文书的背面有一些是有汉语的。

德国，我是冲着吐鲁番文书去的，也不是冲着敦煌为首。所以我开始调查敦煌，就是像敦煌学一样，其实涵盖很多方面，不仅是敦煌，也有吐鲁番、和田、龟兹，反正遇到什么都顺便访查了。

荣新江在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书库中搜集文献。（受访者供图）

南方周末：你在英国看到哪些斯坦因带去的东西？

荣新江：有时候我们说伯希和带走的那些学术含量更高，但是伯希和（带走）的卷数远比斯坦因少得多。但也不能小瞧斯坦因，他翻了一阵之后，肯定知道哪些是一般的佛经，哪些是有价值的。比如绢画，在斯坦因、伯希和之后就没了，斯坦因还拿走胡语的东西。

我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主要是对应着我要做的归义军史和于阗。第二次我是做编目，翟理斯他们编目编到6980号，6981以后就不管了，因为太碎了，定起来很困难，他就先把目录出了，之后他去世，英国就没有人在做这个。后来1990年，我跟方广锠先生一起，他编佛教的，我编非佛教的。

我的收获非常大，遇到什么我都要提取，对于我的归义军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补充，比如说《张淮深碑》《下女夫词》，还有经变文。我遇到什么就要做点研究，包括那些道教的东西，它实际上是把这些从普通佛经里分辨出来。其实这就是一个功劳，要不然6981以后到现在没有一个目录，也没有所谓胶卷或图片。

南方周末：张淮深德政碑这个文书的对齐是在英国吗？

荣新江：对。我在那儿编目的时候，看这个字很熟，我就琢磨这东西在哪儿，必须给它一个名字。我想起那边有个像张淮深碑的字，就把3329提出来，把这个放下去。当然我不能够只走这一步，因为编目必须给一个title。后来我搜寻到北图的一个藏卷里有这个题名，题名有特征，就是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淮深到最后又加官到仆射，但是这个碑正好记到兵部尚书，所以我才敢肯定这个是他的碑名。

敦煌文献很好玩，它就是边边角角都有一些字，这些字就有些关联。有的是物理上拼在一起，有的是内容上拼在一起，内容上拼其实更见功力，更见满世界寻找的结果。

南方周末：归义军统治敦煌这一带大概多久？

荣新江：不到二百年。归义军是敦煌的一个重要阶段。敦煌这个地方很神奇，有两次在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一次是十六国时期，西凉的首都就在敦煌。作为一个小地方王国的首都，它要建立各种礼制建筑、先庙。这个时期，因为中原战乱，大家族都搬过来，所以文化提升非常快。

北魏打掉北凉后，北凉家族的好多人往敦煌逃，最后迁到高昌，但敦煌也聚集了大量的高等级人才，归义军也是这样。归义军848年赶走吐蕃，它是从东向西打的，把整个河西走廊的人才全部压缩到敦煌城里了。

河西的好多郡县，像武威，在唐朝时期是河西的首郡，但经过吐蕃统治这一段，就不行了；张掖、酒泉本来比敦煌大，但它的文化和政治经济实力不如敦煌，所以敦煌能够支撑将近两百年，从848年一直到1035年，最后被西夏占领，在历史上是有很大意义的，包括维护中西交通，推进丝绸之路，统合周边民族。如果没有归义军的话，整个中国西部的民族、政治、宗教等可能是另外一回事。

孟宪实，1962年生，黑龙江讷河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南瓜视业 图）

南方周末：安史之乱之后，吐蕃的西进把河西那么多汉族文化浓缩到敦煌，所以它能有一个大的传承？

荣新江：那些人非常厉害。吐蕃占领敦煌的第一件事，就是请昙旷到拉萨去讲经，解决他的佛教疑问。昙旷说，我已经七十多岁，走不动了，上不去，你把问题提出来。敦煌卷子里有个《大乘二十二问本》，就是回答吐蕃赞普的这些问题。

后来有一个吐蕃的三藏法师，经律论全通，也是讲文史学的，叫法成。他从吐蕃的末期到归义军的初期，是张议潮的老师，他不跑，张议潮就把他留下来了，那时候汉藏关系非常密切。

第一任的河西都僧统，也是吐蕃时期最后一任的洪辩，他父亲是甘州军使，就是张掖的最高行政和军政长官。这些人都是有名堂的，他有身份、地位、学问。洪辩地位高，是一个大和尚，去世之后，在藏经洞里头给他塑了一个像，相当于纪念堂。

南方周末：这段历史中有些东西记载于文书中，有些记录在洞窟中。这些洞窟都成为历史的材料？

荣新江：对，所有的图像都是历史观念的反映。《张议潮（统军）出行图》是最直接的反映，它是唐朝皇帝来授节的过程，同时它是收复河西一道的出行图，是一个浓缩的画面，跟敦煌卷子里有一个节度使授节仪式的过程记录完全吻合。图像和画面这样吻合的也特别难得。

除了文书记录，榜题是非常重要的。每一个榜题都有归义军节度史的称号的递进关系，我们可以把它排出一个次序来，还有它的告身，哪个是兄，哪个是弟，都在洞窟里非常清楚，都排出来了，但是壁画的研究远不止这些。

2013年，荣新江在圣彼得堡东方文献所。（受访者供图）

南方周末：藏经洞的文书90%都是佛经，非佛经的文书有多少是佛经背面的东西？有多少是单独的？

荣新江：目前为止没有人统计过。它作为一个藏经洞，我认为是个图书馆，比如那些道经，大部分背面没有文字，它是作为图书搜存的，就是和尚读的东西，还是一个废了的东西。所以这可能和佛道斗争（相关），他们要读道书，有意保存的。还有一些比较正规的四部书，比如《文选》《尚书》《诗经》，背面没有东西，它就是作为僧寺庙里的正规图书。

僧人看书，背面的东西完全没有意义。但恰恰是这些公私文书，特别是这个户籍、差科簿，各种各样的交税的、记账的，比如仓库的账单，这些东西对我们研究唐代历史的各个层面都有巨大的帮助。

南方周末：藏经洞里也有很多经史子集，那些是单独成卷的吗？

荣新江：这些好多都是单独的，只要是属于文献类的。我们有两个概念，一个是文献类，就是书；一个是文书，就是平常写完了可以作废的这些东西。文书有很多是背面有东西，（人们）利用它练练字。纸张都是有用的，拥有者可以在后边写任何东西，比如家里订个契约，他先起草一下，但是它不影响这本书的存在，这还是一本小书，放在家里，或者放在寺院里。

敦煌写本《下女夫词》，全文近2000字，以问答体裁、四言韵文形式展示了唐代民间婚俗。（受访者供图）

南方周末：你发现的文书里有苇席做的书，那是唐代的全国预算表，这个怎么会有？

荣新江：不是全国，那个是吐鲁番的文书。唐代这个大一统帝国非常了不起，它有一些是全国性的文件，要发到各个州去，各个地方，但不光是对应你这州的，比如律令格式，好多跟敦煌没有关系，也是全套地都发到敦煌了，那个预算案也是。它其中有一部分涉及西北的州县情况，有一部分是不涉及的，但是整个东西都要在官府里留存。

这些文件原来在长安没法保留，长安、洛阳都太潮湿了，埋在地下的这种有机物的东西，比如丝绸，甚至像内地发现的木头棺材都留不下来，就地下一堆铁钉子。但吐鲁番什么都留着，甚至木俑身上穿的那些丝织品的衣裳，包括干尸——这是最容易腐蚀的东西，都留着。

南方周末：敦煌有那种竹制的经帙形制吗？

荣新江：竹制的只有两件。因为南方才产竹子，所以那个经帙有可能是从内地传过去的，不可能是在当地做的，这儿没有竹子。包裹文件的（东西）不是统一的，是各种各样的，高级的是绢，有的就是皮纸、麻布。

形制也不一样。标准的应该是包完了之后，两边就是一个方形的帙子，两边封起来，上面写上编号和经名。但是它没有这么多好的东西，好多是只用绢子包上来，帙子跟绢子一样宽，两边就露天了，这个时候它就伸出一个小舌头来，就是弄个纸片写上经面。敦煌文书里有好多这样的小纸片，其实那纸条就是让你在外面可以看出这一包是什么东西。

南方周末：藏经洞盗走的文献被拿到西方世界了，怎么看待这种行为？

荣新江：这当然是一种掠夺行为，即使他付了一点点钱，也不能成立。尤其像斯坦因，他是骗走的。对于文物，也是跟本体的分离。比如很多盗窟的，特别是画，洞窟的底本就是白描的壁画，还有一些刺孔，做千佛的时候，要打粉在上面，再勾线。这种东西都在巴黎、伦敦，我们要量了之后再在洞窟里研究，所以这种东西是绝对不能跟石窟分离的。

（文物）到了西方，这是一个难度。有时候英国的馆方不喜欢揭，揭了等于又破坏了一层。但是揭出来会获得大量的文献文书资料。我也不主张再揭，已经有那么多研究材料了，要不然的话一揭就毁掉。

孟宪实：客观说，这么多宝藏落在王道士手里，让王道士负责支配，这本身就有悲剧性。这种悲剧发生在那个历史环境下，可以理解成是一种必然。

伯希和在藏经洞里挑选文书。（受访者供图）

南方周末：从流散史的角度，敦煌的流散过程大致是怎样的？

孟宪实：在国内，从发现到斯坦因来，这段时间在甘肃内部其实已经在流散，都是王道士有选择地挑出一些东西送给他的长官们，这个流散是一直到1910年。

藏经洞的所有东西进入北京以后，又开始了一个新的国内流传过程。大车进入北京的当天晚上，李盛铎他们的相关人已经开始分了，开始撕卷子。它有个总目录，目录的数量不能变，他拿一个撕一个。这帮人可是当时的文化官员、精英，对中国宝物的状态，往往是自己家里偷的那个。后来鲁迅说罗振玉偷敦煌卷子，正好说错了，他们内部显然是分成了不同的派系，实际上那个时候抢救敦煌这批卷子出力最多的应该是罗振玉，他是要保护的。

后来又再流散，包括在敦煌境内王道士藏的那些东西，老佛爷庙的那些东西。到敦煌要成立研究所了，结果发现了很多王道士藏的还没散出去的东西。

荣新江：有各种各样流转的原因。除了大谷探险队（日本人大谷光瑞成立的探险队），国外探险队大部分都是国家或博物馆支撑，回去就归公了，基本没有再散。中国的这部分是属于个人的时候，就会再流散，但是中国也有一些进入官方的，就是京师图书馆，没有再散掉。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向阳 南方周末记者 翁榕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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