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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临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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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937年，北平沦陷，日本人进了城，很多人都以为故宫的宝贝要“全军覆没”了。可偏偏，这些文物居然“安然无恙”地渡过了八年！是日军手软了？还是另有隐情？
在日伪政权的种种施压下，张庭济带领故宫职员护住了这些国宝，每天提心吊胆与敌人周旋。当然，让故宫宝贝保留下来的原因，并不在故宫本身，背后的曲折故事，令人不禁拍案称奇。
故宫宝藏，悬在刀口上的传家宝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北平很快就沦陷了。在这座历史名城被侵略者占据的那一刻，许多人不免为故宫捏了把汗。
故宫，这座沉淀了几百年历史的皇宫，藏着多少令人艳羡的珍宝啊！作为中国文化的象征，文人墨客的诗词、珍贵的书画古籍、历代皇帝留下的玉玺金印、精美绝伦的青铜器……光是想想这些宝贝的清单，就知道日军不会轻易放过这个“文化瑰宝”。
但谁也没想到，早在战事迫近时，聪明的国人已经悄悄进行了“避敌西迁”的大手笔。大量故宫精品文物被分批转移，南下再一路西迁至四川等地的“隐蔽地”。
虽然转移过程堪称千辛万苦，但终究算是给国宝上了“双保险”。不过，毕竟还有不少文物留在了故宫，这些可是国之重器。换句话说，留守的文物，是我们在故宫传家宝的底线，不能有丝毫的闪失。
而这份守护重任，落在了张庭济的肩头。张庭济，这位当时的故宫博物院总务处处长，临危受命，接下了留守监护的艰巨任务。
他带领故宫的守卫人员，在故宫内每天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要说留守的辛苦，完全不亚于随军西迁的同事们。
外有日军虎视眈眈，内有伪政权趁火打劫，张庭济带着一帮忠心的职员，每天都得绞尽脑汁来应付各种突如其来的难题。
一日，张庭济正盯着账簿细细清点文物，忽然听到外面传来急促的脚步声。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就见一名故宫的职员跑了进来，满脸焦急地说：“张处长，伪政权的官员又带了日军宪兵到故宫外面，说是要来‘检查’。”
张庭济心里“咯噔”一下，他知道这“检查”背后，少不了他们觊觎文物的心思。可怎么办？
毕竟手无寸铁，不能跟这帮人硬碰硬，于是他只能尽量争取交涉的空间，一边冷静地吩咐职员们按事先准备的计划藏匿一些特别珍贵的文物，一边整理出那些不太重要的书籍和杂志，准备“舍车保帅”。
张庭济挺直了腰板，走向迎面而来的日军宪兵队长，用带着浓重京味的官话和对方打起了太极。日军宪兵眼看着没有特别顺利的机会，只能在那些他不在意的杂志和书籍中翻找一番，最后悻悻离去。
很多人会疑惑，为什么日军不直接抢呢？背后其实是复杂的国际关系制约，尤其是当时日本侵占东北找的借口是建伪满洲国，这故宫里全是满清皇朝攒下的宝贝，溥仪从小在这里长大，如今还在帮日本人做事，这日本也不敢乱来。
日本人真“手下留情”？背后算盘精得很！故宫宝物不仅在国内人尽皆知，国际上也享有盛名。外界对这些珍贵遗产格外关心，尤其是欧美各国的外交领事，甚至一度要求日军放手，不得破坏这一文化瑰宝。
加上日本正处于扩张势力的时期，他们打着“中日亲善”的幌子，声称要在华北建设一个“大东亚共荣圈”，因此，日军必须维持自己“光辉正义”的形象，不能公然对故宫大肆劫掠。
但日军也并非什么正人君子。早在北平沦陷初期，坊间就传言故宫文物即将被东渡运往日本，报纸上频频刊登日军掠夺文物的消息。
尽管没有确凿证据，但从颐和园等地的遭遇来看，普通市民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然而，为什么故宫相对“幸运”，并未被日军一次性扫荡一空？背后原因其实复杂得很。
要知道，日军的劫掠行为其实有迹可循。1938年，日伪宪警两次借口“检查”，闯入故宫太庙图书馆，粗暴地搬走、撕毁了大量书籍杂志。
这些所谓的“检查”，不过是日军为达到其政治意图的手段罢了。令人稍感欣慰的是，图书馆所存书籍中，并不包括那些真正的故宫珍品书籍。因而，这次“突袭”虽然令张庭济等人心惊胆战，但总算没有让最重要的文物蒙受损失。
真正对故宫文物威胁巨大的，莫过于1944年的献铜献铁运动。此时，日军已经陷入战略困境，军需物资紧缺，迫切需要各类金属来制造军用物资。
于是，伪政权成立了所谓的“北京市金品献纳委员会”，发起了“献铜献铁”的号召，强制征集民众的铜铁器物。故宫这个“国宝大户”，自然成了重点“拜访”对象。张庭济面对伪政权的压力，再三抗争，最终还是不得不象征性地交出了一些无号残破的铜缸、铜炮，算是勉强过关。
但日军胃口极大，第一次收集远不能满足其需求。金品献纳委员会的汉奸们进一步施压，要求故宫再上交更多的文物。
张庭济意识到无法彻底拒绝，只能另辟蹊径。他决定对铜缸进行详细登记，尽量挑出那些年代模糊、无特别历史价值的器物交上去，以此应对强征要求。
通过一番巧妙操作，最终54件铜缸和2尊铜炮被拉走，这次选择性“舍弃”暂时缓解了日军的逼迫，让故宫宝藏再次躲过一劫。
文物劫难与护宝传奇：铜缸、铜炮的失而复得尽管有了日伪与民间舆论的“压力”，张庭济等人仍不敢掉以轻心，毕竟当时的局势随时可能变动。
果不其然，不久之后，日军再次盯上了故宫，带走了91个铜灯亭和1尊铜炮，准备将其运往日本。
这批文物刚运到天津，日本便宣布投降，这批“流亡文物”在劫难中再次迎来“重见天日”的机会。张庭济闻讯后，迅速与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取得联系，派人奔赴天津，最终将这批珍贵文物带回故宫。
战后，故宫的清点工作相当繁重，张庭济带领的守护团队全力投入其中，彻查每一件文物的损毁情况。遗憾的是，这些铜缸、铜灯亭的流亡经历并非一帆风顺，不少文物已被日军毁坏，重量较运出前少了约971公斤。
这段守护历史告诉我们，日军之所以没敢肆意掠夺故宫文物，绝不是出于“心慈手软”，而是多方面因素的合力结果。
日本在当时打着“大东亚共荣”的旗号，想营造出自己“文明征服者”的形象。因此，日军不得不考虑国际影响，多少在掠夺故宫文物时放慢了脚步，甚至装出一副“尊重文化”的姿态。
毕竟当时日本侵占东北，表面打的旗号是伪满洲国，日军要是一下把故宫抢干净了，也是打日本自己的脸。
作为日本在华北的统治象征，日伪政权极力宣传自己是“善意占领”，让人们产生一种“日军也能带来好处”的幻觉。
在这种思路下，日伪政权并未对故宫展开全面洗劫，而是通过伪组织和汉奸施压，试图以“合法”手段获取部分文物。
伪政权任命了代理院长祝书元，虽然也是亲日派，但他在主持故宫工作时竟然没有过分参与劫掠，而是尽量维持故宫的正常运转。就连日军自己也没有想到，祝书元的保守态度反而有助于保全了一大部分珍贵文物。
八年侵占，故宫经历了无数次危机，但最终守护者们和日伪的各种制衡，共同成就了一场“被动的幸运”。正是因为那些不为人知的舍弃与抗争，才让我们今天能够在故宫看到那一件件文物，了解那段不屈不挠的历史。
参考资料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张庭济与沦陷时期的故宫博物院
沦陷前后张庭济与“奉命维持”的北平故宫博物院事业 - 故宫博物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