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期的毛主席为寻求真理走南闯北，因此结识了许多对他影响至深的老师，如启蒙老师文正莹、邹春培、毛宇居、毛麓钟，恩师杨昌济、徐特立。

但除了这些老师，还有一位也与他有过师生之情，他就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最著名的记者和《京报》社长——邵飘萍。

邵飘萍

1936年，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的毛主席，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斯诺的采访时，还曾回忆过这位老师，他说：“特别是邵，对我帮助很大。”仅仅几个字，就能看出邵飘萍在毛主席心目中的地位。

1918年，25岁的毛泽东为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第一次来到了北京。在人生地不熟的北京，毛泽东有幸见到了自己的恩师杨昌济。

在湖南教书的时候，杨昌济就非常看好毛泽东，如今见自己的得意学生在这偌大的北京无依无靠，便决定帮其渡过难关。

杨昌济

杨昌济当时正应蔡元培聘请，在北京大学任伦理学教授，他得知北大图书馆正缺人手，便将毛泽东介绍到了那里担任助理员。每月月薪虽然只有8元，但也能维持日常开销。

就这样，毛泽东置身于北京大学这座新文化运动的堡垒之中，获得了一个极好的学习机会和人生机遇。

不久，北京大学成立了新闻研究会，并聘请了《京报》社长邵飘萍为导师。对于这个可遇不可求的机会，毛泽东当然没有放过。

1919年，他出席了在北大文科第32班教室召开的新闻学研究会，获得了该会“听讲半年”的证明书，从此邵飘萍成为了他的导师。虽然邵飘萍和他只有半年的师生情，毛泽东却得到了邵飘萍极大的帮助。

当时，到图书馆读报的新文化运动名人很多，毛泽东几次试图与他们交谈，但总有一些人因为他的“南方土话”而不屑于与他交流，这让毛泽东很是苦恼。

但邵飘萍却不同，不仅热情地与毛泽东交流政治文化问题，还对毛泽东提出的各种问题予以解答。而毛泽东，也对邵飘萍新思想新思潮不竭的探索精神、人格魅力以及他卓越的新闻采访能力、恣意凌厉社评文章的潇洒感到无比佩服。

邵飘萍

在课堂上，毛泽东虚心好学，受到邵飘萍教诲最多。在这半年中，毛泽东迅速掌握了新闻理论基础，认识到了新闻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学会了办报刊的各种实际本领。

正因为邵飘萍的教导，毛泽东才会在之后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写出气势磅礴的政论与通讯。

几个月后，毛泽东回到长沙，《湘江评论》横空出世，虽然只存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但《湘江评论》带来的影响却非常深远，使得大批青年都投入到了救国的革命事业中。

《湘江评论》之所以具有如此大的影响力，这与邵飘萍对毛泽东的教导有很大关系。因此，毛泽东对邵飘萍一直感怀在心。

但可惜的是，毛泽东还没来得及报答邵飘萍的恩情，邵飘萍就被杀害了。

邵飘萍被害后，毛主席十分惋惜，1949年2月，毛主席亲自批文追认邵飘萍为革命烈士，他对这段短暂的师生关系极为珍视，直到晚年，他仍然称：“我是邵飘萍的学生！”

青年毛主席

邵飘萍出生于1884年，14岁中秀才，18岁入浙江高等学堂，在校期间为《申报》撰稿。毕业后，邵飘萍回到家乡任教，但他心怀天下，辛亥革命爆发后，他便到杭州与杭辛斋合作主办《汉民日报》。

在《汉民日报》，邵飘萍专门揭露贪官污吏和地方豪绅的丑行，还对袁世凯的罪行进行了抨击。这使得袁世凯愤怒不已，不仅下令封闭了报社，还将邵飘萍抓到了狱中，幸而后来被救出，才逃过一劫。

1914年，邵飘萍被迫流亡日本，在法政学校读书。两年后，邵飘萍回国，他仍不放弃用笔杆救国，担任《申报》、《时报》及《时事新报》主编期间，其撰写的近200篇“北京特别通讯”风靡全国。

1918年，邵飘萍辞去了《申报》职务创办《京报》，受到许多爱国青年的喜爱。但也因为其揭露曹汝霖、章宗祥等卖国罪行，触怒了段祺瑞政府。

《京报》因此被封，邵飘萍也再次被迫流亡日本。

不久，直皖两军为争夺北京政府统治权打了起来，结果段祺瑞败走，邵飘萍闻之立刻赶回了北京，《京报》也得以恢复。

虽因抨击北京当权者行为受了不少罪，但邵飘萍依然不畏强权，用笔杆子说话。回京后，他以《京报》为论坛，支撑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和“五卅”、“三一八”反帝爱国运动。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的第二天，他更是在《京报》上全面揭露反动政府公然屠杀爱国群众的真相。

邵飘萍还坚决支持冯玉祥的国民军和郭松龄倒戈反抗奉系军阀，反对张作霖的“讨赤”主张，斥责其的亲日行径。

可邵飘萍的言行无疑惹怒了张作霖，1926年，张作霖接管北京政府后，就将邵飘萍列入了抓捕黑名单中。

当时，邵飘萍也已经知道张作霖必不会放过自己，便在奉系进入北京前，就躲在了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中。

可邵飘萍还是没能逃出张作霖的魔掌，于4月24日魏染胡同北口被侦缉队捕获押送到了警厅。

至今，关于邵飘萍为何冒险离开六国饭店仍是一个谜团，社会上流传最广的是邵飘萍被友人张汉举出卖。

据传，奉系苦于无法进入使馆区捉人，便收买了张汉举，并允诺事成之后会奖赏两万大洋和让其担任造币厂的厂长。

张作霖

4月22日，张汉举找到了邵飘萍，哄骗称奉系顾虑外国人和舆论的力量，不敢对他下手，并称已与张学良达成默契，只要他改变作风，不仅可以保护其人身安全，还能让《京报》正常出版。

邵飘萍亲信了友人，因此一出饭店就被抓了起来。

但对此猜测，张汉举却并不承认，他称当日与邵飘萍见面只是叙旧，并无其他。

邵飘萍被捕后，尽管他的夫人和家人以及北京新闻界积极营救，并面见张学良，却终究没有挽回他的性命。

4月26日，邵飘萍被押至天桥刑场枪毙。

邵飘萍虽然被害了，但他的遗志却留在了人间。他的夫人汤修慧主持了《京报》，仍致力于关心社会时局，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督促批评政府。她活跃在新闻战线上，足迹遍于天津、太原、泰山、汉口等地。

邵飘萍和妻子汤修慧

抗战全面爆发后，汤修慧让出了《京报》的大半股权，专心致力于北方界抗日救亡活动，但也因此她成了日本人的眼中钉，曾写匿名信威胁要杀掉她。

对此，汤修慧根本不害怕，她雇了几名保镖，又在《京报》上刊登了恐吓信，用坚决的态度表明自己抗日的决心。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汤修慧听说丈夫的学生毛泽东荣登共和国最高领导岗位，十分激动，立即冲破重重阻碍返回北京。

毛主席

毛主席也非常尊重这位师母，对其工作生活都给予了极大关心和照顾。但在那场运动中，汤修慧还是受到了冲击，1967年，汤修慧祝福女婿郭根起草致毛主席的信，反映自己的情况。

毛主席收到信后，亲自出面保护自己的师娘，汤修慧才得以在北京安度晚年。

1986年，汤修慧病逝于《京报》馆内，享年9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