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祐初年宋朝向西夏割让土地的风波闹得沸沸扬扬，在历史上留下了极坏了名声。司马光执政时主张全面放弃熙河路的土地，虽然最后经过多方面的争执，却也口头上答应了放弃葭芦、米脂、浮图、安疆四地。好在司马光突然去世，中止了宋朝和西夏的割地谈判，这才将关于割地的纠纷往后拖延了几年。经过多方面的交涉，三年后宋朝才与西夏达成割地协议，主要是让西夏以永乐城被俘虏的军民来交换此四地的条约。这个条约丧权辱国，得到了宋朝朝野的抨击，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又波澜横生，引发了诸多不确定的矛盾。

在后来关于割地协议的执行中，最大的问题出现在有关兰州及其附属领土的处置上面。按照最初的割地协议，兰州并不在割地的范围内。兰州是熙河路的核心，也是宋朝攻打西夏的战略发起点。这个地方非常重要，因此新党官员们据理力争，旧党的温和派官员也不占成，所以兰州并不在割地协议的范围内。但对于西夏来说，兰州对他们的威胁太大了，所以用各种方法侵吞兰州附属的土地，以达到争取这个西北最重要战略中心的目的。然而面对西夏的狼子野心，以御史中丞苏辙为首的旧党又扛不住了，打算向西夏妥协退让。

当时是西夏已经得到了葭芦、米脂、浮图、安疆四地，对兰州和塞门寨虎视眈眈。由于宋朝始终没有答应割让这两个地方，西夏方面非常不满，便联合青唐吐蕃首领阿里骨进犯熙河路，杀害宋朝的定西城监押吴猛。此后联军在宋夏边境大肆劫掠，频繁出击兰州和塞门寨。这两地是宋军防御的重中之重，而且兵精粮足，西夏联军打了好几次都没攻下来，只能铩羽而归。为了得到这两个战略要地，西夏又提出将已得到的四地退回，更换成兰州和塞门寨。宋朝依然没有同意，西夏文的武的都没有办法，只能先偃旗息鼓。

拿到了四地后，西夏和宋朝正式划界。本来按照协议，宋朝城寨外延二十里为界，二十里外属西夏，其中各留五里为“两不耕地”。这个协议在鄜延、泾原两路执行并没有问题，但是在熙河路和兰州附近却引发了纠纷。兰州附近有质孤、胜如两个堡垒，本来是西夏的“御庄”，宋朝收复兰州时一并占领。这两个堡垒被宋军作为屯兵之用，与兰州驻军形成犄角之势，有着互相支援的战术性作用。但西夏并不承认堡垒归属于宋朝，认为它们在战争中已经被摧毁，所以要求吧堡垒周边的土地一同划分给西夏。

面对这种情况，宋朝驻扎在西北的熙河路经略使范育及兰州知州种谊强烈反对，并要求在两个堡垒之外二十里再进行划界。西夏对此很不满，派使者闹到了东京汴梁城，给宋朝扣上了划界耍赖的帽子。面对西夏人贪婪无理的得寸进尺，旧党的投降派们再次软了骨头，以御史中丞苏辙为首的旧党官员纷纷提出放弃兰州以外的两个堡垒，并附带其土地。有意思的是，苏辙的言论并不代表所有的旧党官员。很多之前主张放弃四地的旧党官员，在兰州土地的问题上却很强硬，反对苏辙提出放弃两个堡垒及附属土地的做法。

那么问题来了，本来在割让土地上已经达成共识的旧党，为什么会因为兰州外两个小堡垒的归属发生内讧呢？要解释这个问题，还得从当时宋朝的历史背景和政治格局说起。因为宋神宗英年早逝，宋哲宗赵煦即位时只有九岁，所以让太皇太后高滔滔临朝听政。高滔滔是旧党的铁杆盟友，一上台就大肆起复旧党官员，将司马光、吕公著等在宋神宗年间被贬谪的旧党官员召回了朝廷。司马光等人掌权后，大肆打压驱逐以蔡确、章惇为首的新党官员，废除新法，形成了旧党独霸朝廷的态势，历史上称之为元祐更化。

元祐更化执行到一半，司马光去世了，事情交给吕公著和文彦博接着做。不久之后吕公著因为年老致仕，文彦博也因为年纪太大不管事，于是宰相变成了吕大防和范纯仁。这两位新的宰相都是旧党中的温和派，资历远远比不上之前的三位，因此在旧党内部压不住人心。

于是旧党因为内部的利益纠纷出现了内讧和分类，成为三个政治派别。其中以程颐为首的是洛党，继承的是司马光的衣钵，算是极端保守派。以苏轼为首的是蜀党，其实就是宋初蜀党发展而来的，他们的政治态度比较温和。以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为首的组成朔党，与洛党、蜀党争锋。

因为在对于废除新法的政治态度上不同，再加上各自的政治利益纠葛，三党在朝廷的各种议题上产生了争执。向西夏割地是宋朝的重要议题，也是当初司马光口头上答应西夏使者的，所以如何执行成了三党维护自己政治利益的砝码。当时西夏急于得到兰州的土地，多次出兵兰州和两个堡垒，与宋军对多场大战，双方互有死伤。当时在边境将领中鄜延路经略使赵卨主张弃二堡，而熙河路经略使范育表示反对。朝廷中，刚升任尚书右丞的苏辙和同知枢密院事韩忠彦主张放弃，左相吕大防、右相刘挚、签书枢密院事王岩叟表示反对。

前方打得战火连天，后方却在极限拉扯，宋朝上下被这事折腾得焦头烂额。面对这种情形高滔滔也不好拍板，只能丢给旧党内部协商解决。其实问题的症结比并不在是否该放弃兰州外的堡垒，而是在于到底是蜀党的利益重，还是朔党的利益优先。这里面有两个关键人物，分别是鄜延路经略使赵卨和熙河路经略使范育。他们两人在这场边境冲突中的政治利益不同，正好分属两个旧党的政治派别。于是个人利益和党派利益纠葛，让事情久拖不决。其中赵卨是蜀党的官员，而范育则属于朔党，这就影响了上层的决策。

赵卨在王韶进行熙河开边时就是反对者，当时就暗中给进行熙河开边的王韶和李宪两位主帅拖后腿。他一向畏敌如虎，反对主动与西夏作战。这次发生边境纠纷的是兰州，兰州归属于熙河路，与他驻扎的鄜延路无关。但西夏人打仗不讲究，不但打熙河路，还会打鄜延路，所以他很不乐意跟着打仗。他提出放弃兰州附属堡垒土地的想法，实际上是一贯反战态度的表现，也是临阵退缩的结果。但范育跟他不同，范育是熙河路的经略使，丢了土地他是要负责任的。他不可能主动提出放弃土地，而必须有据理力争的立场。

两人的政治利益不同，这就直接影响到了后面的决策。苏辙作为蜀党首领，在这个问题上是听赵卨的，就算明知是西夏人贪得无厌，却也支持赵卨放弃土地的建议。因为只要赵卨的建议获得通过，未来宋夏边境划界协议就会由蜀党的官员来完成。如此一来，不仅仅涉及到国家的土地问题，更多的是党派的政治利益，也有你苏辙个人的权势问题。而且苏辙刚刚上任当副宰相，肯定需要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如果这个事情被驳回了，苏辙在官场的威信必然受到打击，以后说话都不好使了，也无法给蜀党其他官员交代。

与苏辙不同，吕大防等人的态度也是基于朔党的利益。吕大防是从头到尾都反对割地的旧党官员，而且他还是正牌宰相，自然不愿意把话语权让给苏辙。在宰相任上进行割让土地，本身就是奇耻大辱了，还被人在协议上占便宜。吕大防肯定是不干的。从朔党的利益出发，刘挚作为领袖人物也不可能将旧党中的话语权让给苏辙。当时三个党都自称是司马光的继任者，谁先妥协退让，谁就退出了朝廷大权的竞争。如果让对手占据政治斗争的主动权，另外两个党派的官员会不会步新党的后尘，这是他们最为担忧的。

在这种极限拉扯的斗争形势下，西夏得寸尽尺，突然扩大了战争规模。原本他只是袭扰熙河路和鄜延路的边界地带，现在发现宋朝没啥反应，于是把战争扩大到了麟州及神木寨。熟悉历史的朋友们都该知道，这两个地方并不是西夏所属，也从未被西夏占领过。麟州就是宋朝初年大名鼎鼎的杨家将的地盘，而神木则是麟州的核心地带。当初杨家将在这里与契丹作战多年，打出了杨无敌的名号。这样的土地怎么可能让西夏占据，因此苏辙终于不敢再说放弃土地的话了。于是宋朝全面出兵反击西夏，表示出寸土不让的态度。

结果是宋军出兵将在宋夏边境不断袭扰的西夏军队击败，西夏无力继续东侵，只好再次提出求和。执政的旧党等人本就不太想打仗，于是见好就收，重新划定了宋夏边境。这次边界的划定，说明了在蜀党和朔党的竞争中败北，退出了旧党内部的党争。但也从侧面可以看出，平日里一副君子模样的苏辙也不是好东西，而是典型性的伪君子。他为了政治利益居然提出割让更多的土地给西夏，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其道德败坏程度令人发指。现在很多网友推崇苏辙，认为他做官比苏轼强，但从此事看出他做官不过是厚颜无耻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