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21年下半年以来，美联储开启疯狂式加息，直接将接近于零的联邦基金利率上调至5.5%的区间，为史上加息速度最快且幅度最大的一次。

国内专家一致认为，此轮美元加息乃是大国博弈步入金融战阶段的标志性事件。

此前，大国博弈历经贸易摩擦、科技围堵、以及打压资产，也就是从经贸战、科技战，如今上升到金融战的级别。

尽管“战事”不断升级且呈全面恶化之势，两国所开展的战术手段并没有想要往零和博弈的方向上靠拢，始终留有谈判的充足余地，虽然硝烟味十足，但绝没有将对方赶尽杀绝的意味。

然而，自从拜登内阁上台后，大洋彼岸对我方展开全方位的“战事”升级态势，逐渐使大国之间的博弈陷入零和较量的泥潭，无法自拔。

接下来，我先细数这六年来，大国博弈的各项“战役”，从中分析大洋彼岸的博弈手段是如何成为冲击我国宏观经济的外部因素；

其次，重点分析本轮以美元加息周期为主的金融战，通过客观事实依据及数理逻辑思维推导出胜负已分的结果，并从现象和本质这两个方面深入探讨孰胜孰负；

再来就是揭示大国博弈迎来经济方面的最终较量，并全面探讨即将到来的美元降息这一事件对我国经济复苏所起到的遏制作用，以及其负面影响。

2018年以来，大洋彼岸与我方产生经贸方面的摩擦。

彼时大洋彼岸最高首脑唐纳德·特朗普曾表示我方长期对其产生巨大的贸易顺差，严重损害大洋彼岸的对外贸易利益，故而发起针对我方多项出口商品进行关税调查的行动。

随着我方在生产供给方面的能力日益壮大，尤其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至2018年这十年间迅速成为世界工厂，不只对大洋彼岸的制造出口份额有所增加，我国的商品制造及产能输出的能力已经可以满足整个地球的有效需求。

然而，彼时以特朗普为首的联邦内阁打着大洋彼岸优先的名号，对过往的经贸全球一体化体系做出足以瓦解其结构性的举措：

先是与最重要的供给地区即我国于经贸方面展开实质性的脱钩行为，其次就是各种“退群”，包括但不限于对北约做出的防卫协定视若无睹，以及对自身盟友实行大逆不道的利益优先论，丝毫不顾由民主价值观构筑起来的盟友体系，甚至对待自己的传统盟友即欧洲地区同样发动贸易制裁，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总的来说，彼时凡是与美国本土的工人阶级利益相悖的对外政策，都要做出相应的调整。

此番举措不仅严重动摇了大洋彼岸于全世界的信用基础，还威胁到了美元霸权的稳固，不禁让世人怀疑：其本土的工薪阶级欲要使大洋彼岸不再肩负起维护全球化体系稳定运行的责任，从而对全球经济的发展前景越发感到悲观。

之后，特朗普内阁对华发动断供芯片的制裁行动，也就是将芯片技术作为科技围堵的首要战略举措，对华实施相对应的制裁。

以芯片断供为标志性事件，我方与大洋彼岸的地缘政治博弈从最初的贸易摩擦，正式上升到科技领域的全方位较量。

2019年至疫情前，伴随着南边的一座城市出现社会不安定因素而来的，乃是美西方势力对我国主要大类或核心资产的全面打压，包括但不限于在美股上市的中概股公司，以及在港交所上市的内地公司，其等的股票资产均遭遇大幅缩水的局面。

该现象一直持续到现在，海外的中概股及港股的股票资产对比2019年之前的情形，非但没有出现好转的迹象，反而处于不断探底的过程。

同年三季度，特朗普内阁正式对我国制造出口的数百种工业品及消费类商品施加关税，相关税率均提高10％-30%。

2020年，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爆发，国际制造产业供应价值链及经贸分工合作体系被迫中断，各国均意识到产业供应链稳定的重要性，纷纷将供应链的安全置于经济发展效率的前面，由此加速过往全球经贸一体化秩序的分崩离析。

尽管疫情持续了整整三年的时间，我国于2020年初成功控制住疫情，并于2021年创下了对外出口贸易于全球市场份额的历史性高位。

正当我方以为此态势必将持续下去之际，2022年海外绝大多数地区彻底放开了疫情管控，全球制造产业供应价值链逐渐恢复往日的活力，并促使国际贸易分工合作体系形成全新的发展趋势。

然而，彼时我方却与海外地区的疫情发展形势背道而驰，全国各地都在加强疫情防控措施，尤其是沪申封城的那两个多月，直接或间接导致经济损失不计其数，也加大了我国重新融入国际经贸分工合作体系的难度。

反观大洋彼岸，拜登内阁于2021年上台，先是推出价值4.5万亿美元的财政纾困计划，用于修复居民和企业部门的资产负债表。

其次，于2021年下半年开启美元加息的进程，使全世界的美元资金流动性回流至其本土，助推诸如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可控核聚变等新一波科技范式革命浪潮的到来。

随后，对于此前上一任内阁所导致的全球化秩序及盟友体系分崩离析的状况加以修复，重返巴黎气候协定，与北约国家、欧盟、日韩等传统盟友的国家或地区加强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在内的全方位合作。

紧接着，创立印太经济框架（IPEF），积极拉拢东南亚、印度、墨西哥、波兰等国家或地区，实行近岸外包或友岸外包的贸易政策，并推出《通胀削减方案》和《科技与芯片法案》，以应对大国博弈的全新形势，旨在于对抗我方包括一带一路在内的全球化布局举措。

再来，大洋彼岸对华展开全新的科技围堵战略，加大力度重塑包括全球经贸一体化秩序、全球制造产业供应价值链，以及国际经贸合作分工体系等在内的全球经贸及地缘格局。

至于大洋彼岸的博弈手段是如何成为冲击我国宏观经济的外部因素，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四点：

第一，长期巨额的贸易顺差或逆差，致使双方经贸发展失衡，任何使经贸发展再平衡的调整策略均具有合理性，比如长期经贸逆差方对顺差方发动贸易摩擦的策略行动。

第二，作为当今全球化秩序的主导者，大洋彼岸注重体系内利益分配的公正性，以及其权力贴现的最大化。

而作为深度参与者以及主要建设者，我方于当今全球化体系内的权责并不对等，于是导致我方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从而损害该体系内利益分配的公正性。

第三，大国之间针对现代化体制管理能力方面出现显著差异，并同时触发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尔伯格陷阱。

第四，大国之间针对人文主义价值观念产生分歧，比如具有资源禀赋特征的非对称竞争，以及主权力量干预并打压全球化市场主体的行为。

本轮以美元加息周期为主的金融战实则胜负已分：

美元加息回流本土，助推新兴产业商业化宣告成功，而降息则开启相关产业商业化于全球化秩序的普及；

我国大类资产长期被打压，主权货币汇率依靠消耗外储、打击做多国债势力，加上限制售汇等决策以此保持稳定。

从现象上看，美股和美房价格上涨，即民间主要资产价格上涨，非农就业率保持增长，核心通胀率已降至3%以下，尽管美债发行量持续上涨，但其收益率呈下跌态势，致使实际市场利率比联邦基金利率要低，带动核心优质资产投资基数增加；

另外，大洋彼岸长期属于全球产业供应链的上游核心技术提供方、下游全门类消费品主要目的地，尽管诸如制造业用电量、经理人采购指数等与工业生产相关的数据差强人意，也无法凭此驳斥其经济整体具有较强的韧性。

反观中股、中房的表现不佳，债券市场亦呈现投资标的荒与银行购置主权债券后的经营风险，诸如市场中货币流通量、个人住房贷款增量等与反映民间经济活力相关的数据每况愈下。

城投平台开发债、房企主体经营债、行政部门一般债和专项债、定向量化宽松的信贷扩张融资债等等，致使社会三大部门债务高企。

社会面通货紧缩，广义货币供应量创下历史新高，存款利率持续下行，带动各项贷款利率不断下行，加上国债收益率持续上涨，导致社会各类理财项目的投资回报率大幅下降，各类资产均遭遇缩水，使得社会三大部门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泥潭。

从本质上看，由于此前大国之间就已展开经贸方面的博弈，美元加息并未对我国经济造成实质性的负面影响。

一直以来，国内有很多人觉得，我国之所以主动对楼市去泡沫，是为应对美元加息欲拉爆我方的楼市资产泡沫所做的行动，实则并不是这么一回事儿。

在此，我要反驳并纠正以上国人的观点：

第一，此前我国楼市本身面临资产泡沫膨胀的内在风险。

比如房企开发商的高周转模式难以为继，以及地方城投平台遭遇债务危机。

第二，房地产市场的波动，引发经济周期变更。

全社会各个部门的债务偿付压力随着周期性萧条而逐渐加大，此属于经济规律状态下极为正常的均值回归现象。

第三，由于资本管制，美元加息无法拉爆我方的楼市泡沫。

反倒是在内需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我方降息降准的措施导致各项利率长期下行，助推楼市资产价值长期缩水。

如今，面对极度不景气的全球经济大环境，美元降息这一“黑天鹅”事件可能会对我国经济的全面复苏产生遏制的消极作用，以及一系列负面影响。

我认为，足以起到遏制作用并产生负面影响的主要因素在于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此前我在过往所写的文章中就曾提过，美国经济衰退或美元降息非但不会对我国经济有任何好处，反而会对我国于海外布局的产业资本运营产生不利影响。

比如其通过美元的资金流动性对我国的海外资产发起诸如收购、兼并等商业竞争行为，而彼时我国由于过度进行国债融资及产业开发等行为，导致与之抗衡的资金及实力严重不足，故而具有极大的风险让大洋彼岸的战略得逞。

第二，至少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我的预测是在十年到二十年内，大国博弈之于新型全球化格局的重塑趋势非但不会停止，反而愈演愈烈。

也就是说，大洋彼岸一定会持续施压我国经济转型及产业升级的势头。

即使美元降息，其资金流动性于全球各地投资布局，也不会流入我国境内，以壮大我们的资产价值，只因其于近年来对海外美元流动性的控制能力越发增强，包括但不限于针对跨国企业统一征税，以及对海外公民资产税收的加强，还有就是针对华人群体收紧移民政策、加强境内外资产进出这类属于边境海关申报等措施。

总的来说，未来一段时间内，大洋彼岸必定会持续打压我国境内的大类资产，并遏制其资金流动性于我国进行投资布局的行为。

第三，美元降息常态化或将导致我国主权货币过快升值，或始终处于升值区间，不利于进出口贸易行业的发展。

作为世界工厂，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于未来十年内依旧是中低端制造及对外出口贸易行业，尤其是将大量中低端制造工业品及消费品出口至全球最具活力的大宗商品消费市场，以及日常消费品需求市场，由此产生大量的贸易顺差，成为该行业从业者的经营利润，以及壮大外汇资产储备。

而美元降息常态化必将使我国制造的出口商品于海外交易市场逐渐丧失竞争力，且随着欧美地区对我国诸如新能源电动汽车、光伏太阳能板等新质生产力领域征收高额关税，我国主权货币长期处于升值区间有损出口贸易行业的创汇能力，还会使大洋彼岸所兴起的新型科技范式革命浪潮无法在我国境内得到普及，从而错失新一轮的海外技术涌入红利。

请注意，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至千禧年初的日本便是这般，错失掉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红利。

第四，据高盛等海外投行机构的预测，目前我国的出口制造企业于海外滞留的未结汇资金高达6000亿美元。一旦美元降息潮到来，预计会有近1000亿至2000亿美元的未结汇资金，通过结汇的方式流入到国内。

而相对应的是，央行需要准备近2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进行售汇。如此一来，虽对主权货币升值造成积极影响，但与此同时也消耗掉了相应的外汇储备。

由于目前国内正闹着投资标的荒，原先作为主权货币最大类资产的商品房价格于近年来呈现出不断下行的态势，而其他的社会资源和产业经营利润又被公有制主体所占据，使得资本市场的交易主体基数不够多，即无法产生足够多的交易利润以降低市场内的维护成本、抵消翻越制度壁垒所产生的费用，导致这批结汇后的资金只能前往债券市场，购买具有最高主权信用的一般国债或特别国债。

然而，如今我国的存款利率步入“1”字头时代，贷款利率也相应地步入到了“2”字头时代，市场内大量购买国债的行为，不仅会推高国债收益率，使国债价格长期处于下行区间，造成全社会各项利率走廊也处于不断下行的态势，还会加重投资标的荒，使得国内各种理财项目的投资回报率也跟着下降，导致银行机构的净息差不断缩小，乃至降为负值。

企业部门的经营利润大幅缩水，居民部门的三大收入来源即工薪收入、资产收入、社保收入均处于下降态势，由此恶化全社会的投资和消费预期、放大金融供给端风险，以及增加宏观经济部门即社会三大部门的偿债压力，使得社会需求端始终萎靡不振。

尽管假设未来这笔资金没有流入国债市场，而是流入到实体经济领域，根据目前国内的产业发展形势，也会助推各行各业形成过度开发式的浪费行为，使得资产折旧速率不断往上涨，最终导致产能严重过剩的局面。

写在最后

综上所述，上个阶段的大国博弈即金融战随着美元即将降息而告一段落。

总体来说，该阶段的博弈对于大洋彼岸而言赢面较多，我方作为被动一方多数时候采取战略防守的态势。

而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大国博弈于经济方面迎来最终较量，那就是美元降息极有可能遏制我国宏观经济全面复苏。

对此，我们需要高度警惕并做好万全准备，以应对这场大国博弈的最终“战役”！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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