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为了纪念毛主席诞辰110周年纪念日，韶山的毛泽东纪念馆准备对原陈列进行改造，并新设计了群塑雕像。

新设计的群塑雕像中，毛主席、周总理、王稼祥三人栩栩如生，但据后来领导人前往参观时，曾指出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那时候，张闻天是总书记，怎么这里面没有？”

于是，在后来设计建造的群塑雕像中，增加了张闻天的形象。

从党史资料中不难看出，当时为推动遵义会议的召开，起到作用的有四个人，毛主席、周总理，王稼祥，张闻天。不仅如此，在遵义会议后的2月5日，在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而毛主席作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助手。

1938年9月，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党的日常工作也是由张闻天负责的。

在中国革命前途未卜的时刻，张闻天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据说在遵义会议前，毛主席同张闻天之间曾有过一番有趣的对话。

毛主席说：

“在我们韶山有个祠堂，族长一般是权利最大的，但是我年轻时就带着大家反对过他。”

张闻天只是笑了笑，随后说道：

“可惜了，这里不是毛家祠堂。”

从两人话中隐晦的含义不难看出，当时中央红军所面临的困境。

1934年10月，因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踏上长征之路，湘江一战，八万红军折损过半，如果再按照原来的计划到湘西去，与贺龙领导的红二、六军团会合，就会掉入蒋介石的包围圈之中。

就在这一关键时刻，毛主席站出来表示，应放弃原来的计划，转道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摆脱敌人，争取主动。

1934年12月15日，红军占领贵州黎平后，并于18日在黎平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也就是这次会议上，大家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为红军彻底打开了一条求生之路。

当然，那时的毛主席仍然被排挤在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

应该说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毛主席也曾提出过不少正确的建议，但统统都被否定，为什么在黎平会议上，会呈现出这样的局面。

这都是源于张闻天的支持。

需要指出的是，后来推动遵义会议召开的张闻天、王稼祥，一开始都是支持博古的。

王稼祥早年曾在苏联求学的，回到国内以后参加革命，曾经拥护过王明的教条主义见解，只是王稼祥为人正派，鄙视小集团的活动。

张闻天则情况类似，他于1925年10月赴苏联留学，博古则是在第二年年底赴苏联，在苏联时期，张闻天便与博古交好。

得益于此，当时在苏联的中国留学生中，逐渐形成了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小集团，张闻天、博古都是其中的成员。

张闻天、王稼祥、博古陆续回国后，参加了党的领导工作。也因为不熟悉国情，加上盲目推行“左”的错误路线，使得中国革命遭受到很大的损失。

不过，随着后来几次反围剿作战下来，张闻天、王稼祥越来越意识到，毛主席的决策是正确的。

长征开始以后，毛主席同张闻天、王稼祥被安排在一起行动，彼此之间的交流也比以前多出不少。

值得一提的是，黎平会议中，张闻天虽然支持了毛主席的主张，促使中央红军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但并没有对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进行彻底清算，甚至企图在违抗黎平会议的决定。

12月20日，张闻天、王稼祥（王稼祥是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被炸伤）因病被红军战士抬着黄平县旧州古镇的行军路上。

在一处橘林中，王稼祥满怀忧虑的说道：

“我们这次转移(指长征)的最后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

张闻天摇摇头叹息了一声：

“唉！也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这个仗看起来这样打下去不行。毛泽东打仗比我们有办法，还是要毛泽东出来。”

当天晚上，王稼祥就把张闻天的话告诉了彭老总，彭老总随后又告诉了毛主席，不久之后，红军之中绝大部分高级将领，都知道了张闻天要推举毛主席出来指挥部队的想法。

为什么说张闻天的支持起了关键作用，是因为在大家心目中，张闻天在当时是仅次于博古的二号人物。

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兵分两路向黔北挺进，并于12月底抵达了乌江南岸的猴场。

1934年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

尽管在会议期间，博古、李德仍然顽固坚持拒绝过江，留在乌江南岸打游击或者是到湘西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但在周恩来、张闻天等绝大多数与会人员的反对下，会议重申了以遵义为中心，建立川黔边根据地的想法，并同时做出规定：

“红军作战方针、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

实际上这一决定等于变相的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1935年1月15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尽管出席会议的人很多，赞同毛主席主张的人占了绝大多数，但真正能够拍板决定的只有四个人。当时，中央书记（等同于中央政治局常委）只有四个人，即博古、周恩来、张闻天、项英。

项英是留在了中央苏区的，而张闻天的地位与周恩来相当，如果没有他的鼎力支持，遵义会议能不能开都是问题。

据耿飚回忆称：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如果没有张闻天、王稼祥两位同志，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闻天同志那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相当于现在政治局常委。他在当时中央的这个职务，是长征路上最先反对错误路线的三个人（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中最高的。所以认真想起来，遵义会议如果没有张闻天首先在中央提出 这个问题来，会议就不可能开。事实上，如果他不提出来，也没有别人敢提呀。”

不仅如此，根据遵义会议的议程，博古做第五次反“围剿”的主题报告，周恩来做副报告，这个副报告是有关军事方面的问题，而张闻天负责做“反报告”。

张闻天的“反报告”是在同毛主席、王稼祥商讨后最终形成的结论，也因为他的身份地位，因此这份“反报告”在会议上的分量很重。

在报告的一开始，张闻天便与博古针锋相对：

“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因为他不认识与不承认战略战术基本上错误的。”

张闻天的报告也为遵义会议定下了基调。

也就是在张闻天做“反报告”以后，毛主席站起来做了重要发言，随后王稼祥也站起来，支持张闻天与毛主席的主张。

遵义会议开了两天，并对中央和军委成员做了改组，毛主席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指定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不久之后，中央常委讨论分工，张闻天取代博古出任总书记，在党内负总责。

遵义会议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张闻天主党、毛主席主军，两人密切配合，在中国革命历史上被形成了一段佳话。

张闻天的高风亮节之初在于，他并不贪恋权力，在党的领导方面处处以配角自居，到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张闻天虽然仍负责党的日常工作，但实际上已经离开了“党的负总责”的职位，专司宣传、干部教育和理论研究等工作

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张闻天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却始终默默无闻。

新中国成立以后，张闻天转外交部门工作，并于1951年出任中国驻苏联大使。

不过，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张闻天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被迫离开外交部，1960年11月，中央安排张闻天到中央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担任特约研究员。尽管身处逆境，但张闻天仍然秉持着认真负责的态度，积极调查研究，并写了数篇报告。

张闻天的夫人刘英曾几次劝说丈夫：

“是否就不要送了，你的意见人家不会采纳，弄不好又要引火烧身。”

尽管明知道会受到影响，可张闻天还是坚持递交了报告。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张闻天也受到了冲击，从1967年开始，彻底离开了工作岗位。1969年10月20日，张闻天接到通知，解除监护，安排到广东定居，在广州军区第二招待所住了一段时间后，又被安排到离广州110公里的肇庆居住。

按照要求，张闻天另外取了一个叫“张普”的化名：

“既然我是普通人了，那就叫‘张普’吧。”

在身处逆境的日子里，张闻天依然担心的不是自己的荣辱，而是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命运。

在肇庆生活的日子其实很苦，因为没有工资、存款也被冻结，张闻天夫妇只好向军分区借款维持生计，一直到3个月后，每个月才按时发一点生活费，因为子女都不在身边，两位已经上了年纪的老人，每天自己做饭料理家务。

在肇庆居住的日子里，张闻天每天最大的乐趣还是看书思考、读书写文章，张闻天也想过，自己将来有一天能够出席会议，在会上发表讲话，谈一谈自己对时局的看法。

刘英后来也对儿子坦言：

“他写的文章太多，笔头快，把他的文章全部加起来，大概有五六千万字。”

到1974年夏，张闻天的“肇庆文稿”基本写成。

这份文稿后来也被誉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丰碑”。

张闻天仍然想着有一天能够恢复工作。

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后，周总理主持了各方面的工作，并推动了一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恢复工作。

张闻天也觉得，自己应该再做一些事儿。

1972年3月，张闻天到广州看病，广州军区给他转来了一封周总理的信，张闻天看后不胜感慨，于是也给中央写封信：

“希望能回到北京去，在党的领导下做一些工作。”

从后来情形看，这封信是起到一点作用的。

1972年6月，张闻天收到了中央的回信，信中称从5月份开始恢复他和妻子刘英的工资。

可不做工作光拿工资，并不符合张闻天的个性。

1973年8月，党的十大上，不少的老同志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张闻天欣喜异常，认为自己也可以恢复工作，于是在这一年，他又给毛主席写了封信：

“如果没有别的工作可以做，就把我调回来原来的单位，经济研究所，当个普通的研究员也行。”

据说毛主席后来看到了这封信，还亲笔写了批示：

“让张闻天、刘英参加党的工作。”

可因为某些缘故，这件事后来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无人问津。

一直到后来，广州军区政治部将此事上报，才引起了周总理的关注。周总理看了报告以后，立马把汪东兴叫来：

“我上次传达毛主席的话，让张闻天参加党的工作，不知道你通知下去没有。”

在周总理的重视下，张闻天的情况有了根本改善。

1974年1月19日，张闻天、刘英恢复了组织生活，被安排带广东肇庆市委工作，夫妻两人被编入肇庆市委副书记兼武装部长朱明清、市委办公室主任甘少君、市委机要员廖锦超3人的一个党小组里，允许到工厂里做一些调查研究，可以写调查报告给中央。

重新工作后的张闻天很高兴，立即马不停蹄的投入调查研究中，甚至不顾自己年迈身体不好的情况。坚持下到一线工厂。

1974年3月6日下午，张闻天、刘英夫妇在警卫班战士的陪同下，到肇庆通用机械厂参观。

一路上，张闻天兴致勃勃，浑然不顾身体，看了一个车间又一个车间，一直到下班都不肯走，结果因为过于劳累加上机器噪音引发了心绞痛，一旁的干部马上将他扶到一边休息。

可张闻天自己呢？他从衣袋里掏出一粒硝酸甘油吞下，略作休息，就又站起来，当时工厂负责人提出派车将他送回去，但张闻天坚持要看完工厂所有车间才回去。

那天，张闻天在工厂里足足呆了三个小时。

张闻天在肇庆一住就是6年，期间受到很多关照，这也让他晚年倍感欣慰。

1974年7月，张闻天第三次给中央写信，这一次他在信中提出，希望到北京养病和居住，但不知道为何，一年以后才收到回复，中央组织部没有安排张闻天回北京，而是安排他到无锡或者是苏州去。

张闻天也很无奈，只好动身前往无锡。

据子女回忆，张闻天到无锡时，心情还算是不错，那时邓小平已经复出工作，各方面都已经有所好转。

得知邓小平复出工作，张闻天还高兴的对身边的人说：

“小平同志很能干，办事果断，实事求是，他出来工作，我们国家就有希望了，周总理也不用那么忙了。”

不过很遗憾，张闻天没有等到他所期待的那一天。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病逝后，当时张闻天正在医院，听闻广播消息，心痛的差点晕过去。

从三十年代开始，张闻天便与周总理熟识，几十年革命生涯相互扶持，周总理的去世，对张闻天是个很大的打击。

“周总理是难得的人才，没有他，我还不知道在哪呢。”

医护人员出于为他身体考虑，每次都不让他看电视、听广播，但张闻天不管不顾，仍然还要看新闻，每次一听到周总理逝世的消息，就忍不住掉眼泪。

噩耗进一步摧垮了张闻天的身体。

1976年7月1日，张闻天因病在无锡逝世，享年76岁。

临终之前，张闻天留下遗嘱，要求把所有的工资全部交给党做党费，并让妻子刘英签了保证书。

话又说回来，张闻天当年在无锡写成“肇庆文稿”后，还找来了时任复旦大学经济系的教师马文奇誊抄稿件，后来马文奇将这份原稿带回上海，为了安全期间，马文奇将这份十万字的稿子连抄了三遍，分别藏在不同的地方，又从原告中不连接的三处抽出6页留下，其余的全部焚毁。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张闻天的遗孀刘英到北京瞻仰毛主席遗容，王震看见她后特意嘱咐道：

“闻天同志是我们党的理论家，他写的稿子你千万不能烧掉啊，一定要保管好，如果不方便，把它放到我这里。”

刘英后来把自己珍藏的一部分稿子交给了王震保管。

从1979年开始，张闻天的“肇庆文稿”陆续公开发表，人们这才惊奇的发现，张闻天留下文稿中提出的许多观点都很超前，而且被后来的历史都验证是正确的，并且有一部分观点直到今天，仍然有着借鉴的意义。

1979年8月25日，张闻天的追悼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邓小平致悼词称：

“张闻天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