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刘芸丽 8月14日，马来西亚经济学家卓莫·夸梅·桑达拉姆(Jomo Kwame Sundaram)在吉隆坡发表演讲中强调了从金融危机中吸取教训的重要性，分析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中的不同经历和反应，探讨发展中国家进行金融改革的进路和方向。 卓莫表示，如果我们不能从过去的金融危机中吸取教训，我们将冒着犯下本可避免的错误的风险，这些错误往往带来不可逆转，甚至是悲剧性的后果。 卓莫回顾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GFC）和大衰退期间发展中国家的经历与全球北方国家的应对策略区别。卓莫表示，受GFC及其后大衰退的沉重打击，发展中国家的财政状况因随后的疲软增长而进一步削弱。更糟糕的是，随着主权债务的上升，它们的外汇储备和财政平衡下降。 大多数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EMDEs）主要储存美元。少数拥有大额贸易顺差的国家长期以来一直购买美国国债，为美国的财政、贸易和经常账户赤字提供资金，包括战争费用。 然而，金融市场变幻莫测。卓莫表示，全球金融危机后，包括养老基金、共同基金和对冲基金在内的国际投资者最初在投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时继续规避风险。因此，全球金融危机在不同时期通过各种渠道打击了全球增长。随着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收益和前景下滑，投资者的兴趣下降。 但是，由于“量化宽松”政策，廉价金融可以获得更多利润，资金流向了全球南方。随着美联储在2022年初加息，资金纷纷逃离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贫穷的国家。 长期以来，在宽松信贷的支撑下，房地产和股市崩溃了。随着金融变得越来越强大和重要，实体经济受到了影响。随着增长放缓，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收入随着资金外流而下降。因此，资本不是反周期地提供帮助，而是在最需要的时候流出。这种逆转的后果大不相同。可悲的是，许多本应更了解的人选择对这种危险视而不见。 在全球化在世纪之交达到顶峰后，大多数富裕国家以全球金融危机为借口，推翻了早期的贸易自由化。因此，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即远在新冠大流行之前，经济增长放缓。 卓莫分析道，这种趋势有可能导致市场崩溃。他表示，此前，在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支持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股市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暴跌。可以说，这场动荡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伤害远远大于富裕国家。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大多数富裕家庭和许多中等收入家庭都拥有股票，而许多养老基金在近几十年来越来越多地投资于金融市场。 金融风暴直接影响到许多收入、资产和实体经济。更糟糕的是，银行在最需要信贷的时候停止放贷。这迫使公司削减投资支出，转而使用他们的储蓄和收益来支付运营成本，这往往导致他们裁员。 随着股市暴跌，偿付能力受到不利影响，因为企业和银行变得杠杆率过高，从而引发了其他问题。股价下跌引发螺旋式下降，经济放缓，失业率上升，实际工资和工作条件恶化。随着政府收入的减少，他们借更多的钱来弥补缺口。 由于政府的反应各不相同，不同的经济体对此类影响的应对方式也各不相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如何通过反周期和社会保护政策来应对。然而，早先放松管制和减少手段通常会削弱它们的能力和能力。 面对这样的经济状况，卓莫强调了经济政策的重要性。他表示，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批准了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官方政策应对措施，其中包括他们批评东亚各国政府在1997-1998年金融危机期间采取的措施。这些努力包括要求银行以低利率放贷、为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或“救助”，以及限制卖空和其他以前允许的做法。 许多人忘记了美联储的使命比大多数其他中央银行更为广泛。它不仅要通过控制通货膨胀来提供金融稳定，还要维持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许多富裕国家采取了大胆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来应对大衰退。降低利率和增加公共支出起到了帮助作用。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持续放缓，2022年以来收紧财政和货币政策对发展中国家的伤害尤为严重，有效的反周期政策和长期的监管改革受到阻碍。相反，许多国家顺从了市场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削减了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 卓莫表示，在危机期间，呼吁政府加强干预和监管的声音很常见。但是，一旦形势不那么严峻，如在2009年底，顺周期政策就会取代反周期措施。快速解决方案很少能提供充分的解决方案。它们并不能预防未来的危机，而这些危机很少会重演过去的危机。相反，措施应该针对当前和可能的未来风险，而不是早先的风险。 注：本文为亚太日报原创内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