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党的第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也就是在会议期间，根据毛主席的提议，颁布了六条规定：

“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

这六条规定，是为党中央即将迁居北平时特意提出的要求，时至今日，这六条规定还在西柏坡纪念馆里，供后人参观留念。

直至建国后四年，即1953年，毛主席还又一次提到了这六条规定。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毛主席虽然亲自提出这六条规定，却为了一个人曾违背过这六条规定中的其中一条。

即1942年5月，时任八路军副参谋长的左权牺牲在辽县南艾铺后，根据中央指示，将八路军总部驻地辽县改名为左权县。

据说左权牺牲以后，各地都曾掀起过把地名改为烈士名字纪念的风气，后来根据统计，我国共有37个县曾以抗日烈士的名字来命名。

甚至于当时还有不少人提议，以毛主席等领导人的名字命名各城市。

尽管在国外就有这样的传统，比如苏联的斯大林格勒，列宁格勒等等，但毛主席还是很反对这样的提议。

1946年6月18日，《新华日报》还专门发表了题为《革命领袖与烈士名字不能乱用》的文章：

“最近有些地方的行政机关……只局限於表面的纪念，隨便应用革命领袖的名字,作一些小地方或街市的名称……这样將先烈和革命领袖的名字混用起來,使很多群众分不清。”

后来建国以后，许多以牺牲烈士命名的城市，大多数都改回原名，只有左权县在毛主席特批下，至今仍然保留。

左权是抗战时期八路军牺牲最高级别的将领，时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兼前总参谋长。

有很多人为了突出这一点，还牵强附会说左权如果不牺牲，1955年授衔时保底大将，最高元帅等等。此类说法在我看来，均属于揣测。

以授予何等军衔来形容一个革命烈士过去的革命资历，无疑是很狭隘的。

至少是在建国后，不少的开国将军在授衔时，心中一开始想的并不是自己应该授予何等军衔，而是那些过去牺牲的烈士。

左权是黄埔一期毕业的，后来还曾赴苏联留学，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回国后出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作战参谋，也正是在这段时期内，左权展现出过人的组织能力，后来逐渐受到了重用。

无论是在土地革命时期，还是后来抗战时期，左权都是我军中少有的出色将领。

左权作为我军之中著名的游击战创始人之一，1989年经中央军委评定，位列36个军事家之一。2009年，左权将军被评选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更让人动容的是，左权对家人的那份深情厚谊。

左权与妻子刘志兰是1939年4月成婚，也因为前线战事频仍，夫妻两人聚少离多，为此左权将军对妻子总是满怀愧疚。

1940年5月27日，左权与妻子有了个可爱的女儿，后来朱老总亲自为孩子取名为“太北”，因为孩子出生在武乡，而武乡又位于太行山之北。

在左太北出生的头几个月里，左权难能可贵的在妻子身边陪伴了三个月。为了能让妻子休息好，左权几乎是承包了全部的家务，他经常在半夜为女儿换尿布，洗尿布。

不过三个月后，随着日军对根据地的扫荡逐渐严重，根据时局变化，当时八路军总部决定对华北日军实施反击，原计划是调动22个团，但直至战役结束，才发现调动的部队有105个团。

后来还是彭老总发话，不管几个团，就叫百团大战。

身为八路军副参谋长兼前总参谋长，在百团大战前夕，左权那时经常在指挥部忙于作战部署，只有趁着一些空隙时间，他才能跑回去看妻儿。

刘志兰埋怨丈夫长时间不回来探望，左权面对妻子的埋怨，也只是嘿嘿一笑，从来不辩驳，只是默默地拿着女儿换下来的尿布到河边清洗，直至夫人气消了，他才回来安抚。

左权心里很清楚，自己对妻儿的愧疚，但他也无力去改变这个现状，只能够尽可能的安抚妻子的情绪。

考虑到前线战事紧张，左权决定安排刘志兰母女返回延安。

从分别直至后来牺牲，左权一共给妻子写过12封信，除了丢失一封外，其余11封都被刘志兰细心的保存下来。

对于送妻子到延安，左权是非常赞同的，不仅仅是为了安全考虑，同时也是让妻子在延安能够有个安心学习的环境，可以不被前线环境和家庭生活所影响。

不过，左权虽然亲手把妻儿送回延安，但从后来往来的信件中，却总能看到他表露出“后悔”的情绪。

1941年5月20日，左权在给妻子的信中，鼓励她学习的同时还在信中诉说自己的思念：

“志兰！亲爱的，你走后我常感生活孤单，常望着有安慰的人在，你当同感。常有同志对我说把刘志兰接回来吧。我也很同意这些同志的好意，有时竟想提议你能早些返前方，但一念及你求知欲之高，向上心之强总想求进步，这是每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态度。为不延误你这些，又不得不把我的望之切念之殷情打消忍耐着。”

另外在信中，左权将军也不止一次的提到过女儿。

“托人买了两套热天的小衣服给太北 ，还没送来，冬天衣服做好后送你，红毛线裤去冬托人打过了一次寄你。如太北的衣服够穿，你可留用，随你处理，我的问题容易解决。另寄呢衣一件、军衣一件、裤两条及几件日用品统希收用，牛奶饼干七盒是自造的还很好，另法币廿元，这是最近翻译了一点东西的稿费，希留用。”

时至今日，我们在读到左权将军这些家书时，依然能够感受到他那力透纸背的情感。

自从刘志兰回到延安后，左权思念的情绪就没中断过，到1941年战事稍缓后，左权又迷上了种兰花，当时总部的一些官兵在院子里面种满了兰花，左权一看见这些花就想起妻子。

1941年9月，左权在给妻子的信中，还特别提到了这些花：

“每次打开门帘，见到各种花的时候，就想着我的兰，我最亲爱的兰。”

1942年5月22日，时任冀南军区第二军区政委江明准备回延安，临别之前，左权嘱托他给妻子带回一封信，这封信也是左权牺牲前给妻子的最后一封信。

要知道距离左权上一封信寄回还不到半个月，此次他又写这封信，本来只打算写十几个字，但后来一开头就收不住笔，直至写完才发觉已经差不多有五六百字。

“志兰！亲爱的，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二十一个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愿在党的整顿之风下各自努力，力求进步吧！以进步来安慰自己，以进步来酬报别后衷情。”

可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这封信寄出去三天后，左权将军便英勇牺牲，时年37岁。

刘志兰在延安收到丈夫牺牲的消息后，最初还不大敢相信，直至询问上级，她才确信了这个消息。要知道在当时，刘志兰也不过才25岁，骤然听闻丈夫牺牲，这对她而言，打击实在有些大了。

至于左太北，当时尚不满两岁，她对这一切一无所知。

左太北从记事起，对父亲的印象就只是停留在照片上，相比之下，她更熟悉父亲身边的战友，比如朱老总，再比如彭老总。

作为左权的老战友，彭老总对左太北简直是视如己出。也因为彭老总夫妇对左太北太好，使得左太北在彭老总面前，总是敢于“放肆”一些。

建国后，左太北考上了北师大附中，但是因为刘志兰被调到外地工作，无暇顾及女儿，就把女儿托付给彭老总。

本来刘志兰已经安排好左太北寄宿，但彭老总一听说此事，眼睛瞪得溜圆：

“读什么寄宿，就住在家里就行了，我家离她学校也近，正好还可以和我侄女彭钢做个伴。”

彭钢记得很清楚，伯父彭老总本来对她也很是照顾，可是左太北一来，伯父就让她把住的房间让出来给左太北，自己住在书房改的卧室。

相比之下，左太北对父亲的了解，也是后来一点一滴从身边人慢慢积累起来的。

一开始左太北了解到的父亲就只是一名烈士，直至建国后参加父亲的移灵葬礼仪式，她才第一次了解到，父亲不仅仅只是单纯的一个烈士，他还是一个民族英雄。

偶然的一次机会，左太北从彭老总口中知道了父亲牺牲的经过，那时彭老总还很感慨的对她说：

“作为一个老军人，你爸爸肯定知道在日军第一颗炮弹之后，紧接着会有第二颗炮弹飞来， 躲避一下还是来得及的。但当时十字岭上集结着大批的人员和马匹， 你爸爸不可能丢下部下自己隐蔽。 他是死于自己的职守，死于自己的岗位，死于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啊！“

左太北在了解到父亲的事迹后，便始终以父亲作为她的榜样。

可在时隔多年以后，当她看到父亲给母亲的信时，心中却又涌起难以言喻的情绪。

1982年，刘志兰把珍藏了40多年的左权信件交给女儿，并将之称为“宝贵的遗产”。

左太北一封一封展开看，几乎每一封信都写满了无尽的思念，唯独最后一封信结尾，却又有所不同。

“我虽如此爱太北，但是时局有变，你可大胆按情处理太北的问题，不必顾及我。一切以不再多给你受累，不再多妨碍你的学习及妨碍必要时之行动为原则。”

左太北一度对信中父亲对自己“可大胆按情处理”一事有着很深的芥蒂，父亲是如此爱自己，为什么要在时局有变，要让母亲大胆处理自己呢？

在极度的悲痛之中，左太北慢慢的才了解了父亲的用意。

“父亲准备随时牺牲自己的亲骨肉，这决不说明父亲无情，而是共产党人个人情感服从革命事业的具体体现。父亲作为高级将领，关键时刻舍生取义，战场捐躯就是明证。”

2002年，经左太北编辑，出版社出版了《左权将军家书》。

与父亲左权壮烈牺牲相比，左太北一生就有些默默无闻，身边的同事也说左太北做事很多，说话却很少，大家了解她，也是通过一些公开的资料，却从来不曾在她口中听她说起。

左太北其实她也做了许多工作，只是她并不经常提起，至晚年退休后，她又把全部的精力放在追寻父亲的足迹上，对她而言，这是她晚年最有意义的事。

“父亲左权是一位真正的民族英雄，有一身宁折不弯的铮铮铁骨。正因为他是民族的英雄，中国人民会永远怀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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