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迷们都知道，“陈不离粟、粟不离陈”，是指陈毅和粟裕两人密切的工作和个人关系。但若真正从时间上论起来，粟裕与饶漱石的交集并不少于与陈毅。抗日战争时从“黄花塘事件”后，陈毅到延安有一年多时间。解放战争中后期，陈毅又曾到中原野战军工作相当一段时间。而饶漱石从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算起，一直是新四军政委、华东局书记和华东军区政委，一直是一把手，一直是粟裕的顶头上司。粟裕与饶漱石在一起合作，前后大概有七八年时间，比他与陈毅在一起合作的时间并不短。从这点上说，谈粟裕必绕不开饶漱石。特别是当年传闻的粟裕曾“随饶（漱石）反陈（毅）”，更是给两人的关系蒙上了一些神秘的色彩。帅克将从粟裕与饶漱石关系到底如何？“随饶反陈”之说到底成立不成立？回避或放大二人关系为何说都不妥？三个方面进行分析解读。

第一个问题，粟裕与饶漱石关系到底如何？

帅克首先亮明观点：饶漱石与粟裕二人关系不错，无论是工作和个人关系都不错。某种程度上说，也可以用“饶不离粟、粟不离饶”来形容。

从“粟不离饶”来讲。粟裕如果没有饶漱石这个一把手的大力支持，是不可能一心投入到打仗中去的。这种支持是多方面的，既包括组织上的、人事上的，也包括动员上的、支前上的、后勤上的、等等。在这方面，粟裕是有切身体会的，红七军团北上抗日先遣队期间，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因为当时的一把手政委对粟裕有看法，给他以极大的掣肘，便得粟裕根本不能全身心投入到打仗中去。

我们再举个例子。1947年7月，我军战略进攻开始后，由于“七月分兵”等各种原因，导致南麻、临朐两个战役没有打好。这使得陈毅、谭震林对粟裕“提出了严肃的批评”。谭震林还专门给粟裕写了一封信，信中措辞也有些“重”。而此时以饶漱石为书记的华东局，却对粟裕没有半点指责，相反却发来了一封关心的电报：“二十年革命战争中，你对党对人民贡献极大。近两个月来的战斗，虽未能如5月以前那样取得伟大胜利，却已给敌强大杀伤。近月来伤亡均较大，主观上虽可能有些缺点，但也有客观原因……自74师歼灭后，你头晕病久未痊愈，我们甚为怀念，望珍重”。透过这封热情洋溢的信，与别人对粟裕的指责不同，饶漱石对粟裕是真关心、是真安慰、是真鼓励！而这种关心、安慰和鼓励，无疑是对粟裕雪中送炭，可谓弥足珍贵。

从“饶不离粟”角度来讲。饶漱石作为华东战略区的一把手、当家人，肯定非常需要粟裕这个“战神”来撑起打仗这个主业，只有打仗这个主业撑起来了，一切才好说，他这个一把手才有“面”。战争年代，如果你这个战略区仗不能打胜，一切就不好说了。而在这方面，粟裕恰好又是那样的给力。仅以解放战争开战第一年为例，便先后打了七战七捷、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等一个接一个的大胜仗。这也使得华东战略区的表现雄冠全军，受到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的高度肯定和表彰。战争年代，打胜仗永远是硬道理。在这一问题上，饶是需要粟的，是倚重粟的，甚至可以说是离不开粟的。

从饶粟关系实质来讲。饶粟关系虽不错，但仅限于工作关系。要知道，饶漱石不苟言笑、城府很深、自律极严。这种人原则性很强，往往不可能跟任何人走得很近的。而粟裕则专注于谋划和指挥打仗，内心世界非常纯然纯粹，对于拉关系、套近乎这些，根本不是他的特长，他也根本不懈于玩这些。这样一来，就使得饶粟两个人的关系不可能超越工作关系而更深入一步。事实上，两个人政治性原则性都很强，也不可能出现无原则的一团和气。前面我们只是提到了饶漱石大力支持粟裕的例子。我们再举一个他批评粟裕的例子。车桥战役打完后，虽是一个漂亮的大胜仗，但由于饶漱石担心过分刺激日军而招致报复，因此，他便对这场战役提出了严肃的质疑和批评。后经粟裕的反复解释才作罢。

第二个问题，“随饶反陈”之说到底成立不成立？

“随饶反陈”，是指当年新四军黄花塘会议饶漱石整陈毅，并把陈毅赶出新四军时，粟裕跟随的是饶漱石，反对的是陈毅。这个说法泛起于1958年军委扩大会批判粟裕的时候。当时有人上纲上线，故意把粟裕往饶漱石这条线上拉，目的无非是想彻底打倒粟裕。

不过，令人深思的是，“随饶反陈”的说法虽泛起于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批粟，但这种苗头和端倪实际上早就有之。根据《粟裕年谱》记载：1955年4月1日，在北京饭店粟裕参加了由陈毅主持召开的华东同志座谈会。会上就所谓饶漱石和粟裕的关系问题，对粟进行了集体“帮助”和“批评”。粟在检讨中只认为自己是对饶“缺乏应有的警惕性”。

不难看出，《粟裕年谱》这段记载，一是体现并印证了饶粟关系确实不错；二是体现了由于饶粟关系不错，而饶漱石倒台，才招致了陈毅主持华东的一帮同志对粟裕的“帮助”和“批评”；三是体现了粟裕不得不做检讨，但又看得出，粟裕并不怎么“认账”，只是承认对饶“缺乏应有的警惕性”。

看来，自从饶漱石倒台后，一直有人对饶粟关系耿耿于怀，甚至抓住不放。直至1958年批判粟裕时，把“粟裕说成是饶漱石的人”，正式提出粟裕“随饶反陈”。这个“大帽子”的杀伤力显然是很强的。好在粟裕对此一直拒绝，他深知个中厉害，即使在那种“政治高压”之下，他仍予以反驳，作了实事求是的说明。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实际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新四军“黄花塘事件”发生时，粟裕并未参加会议，而是派陈丕显和管文蔚参加了这次会议。粟裕则留在前方打仗。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对军部的情况很不了解，对饶漱石制造的黄花塘事件我们根本不知道”。只是过后才听有的人谈起。当时参加会议的管文蔚在他后来的回忆中则这样写道：

陈丕显和我回到苏中后，我们向粟裕汇报了会议的情况。粟裕听了双眉紧锁，沉重地说：“这些事真假难辨。我听到的不是这么一回事。陈军长的为人，我们都是很了解的。如今既没有中央文件，又没有证据。这件事我们三个人知道就行了，不要传达。

透过管文蔚的回忆，粟裕不但不存在“随饶反陈”问题，而是在关键的时候理解并支持陈毅，甚至顶住饶漱石的要求，没有把黄花塘事件向下传达。看来，历史有时真的需要反复玩味、反复研析，才能体味个中三昧。

第三个问题，回避或放大饶粟二人关系为何说都不妥？

说起饶粟关系，使我们联想到了彭德怀与高岗的关系。抗美援朝一周年时朝鲜方面决定要给彭德怀授予一级国旗勋章。彭德怀会后托着金光闪闪的勋章说：“这勋章授给我不合适，第一应该授给高麻子（指高岗），第二应该授给洪麻子（指洪学智），如果没有他们两人昼夜想尽办法支援志愿军的粮弹物资，志愿军是打不了胜仗的”。

这段话套用在饶粟之间的关系上，某种程度上说同样也是适用的。抛开政治，不管怎么说，饶粟前后有七八年的共事时间。而在这七八年间，特别是解放战争的三年间，恰恰又是粟裕叠创战功，最为辉煌的时期。而他创造的这些辉煌，如果离开他的一把手顶头上司饶漱石的鼎力支持，这是根本无法想象的。换句话说，饶粟关系如果差了，粟裕不可能一门心思谋打仗、打胜仗的。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勿须讳言这点。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把饶粟的这种正常的、良好的革命工作关系给有意放大、甚至扭曲，演绎或炮制出“随饶反陈”、“粟裕是饶漱石的人”，显然是不怀好意之举，是非常不妥的，是非常不可取的。对于这种别有用心的误传误导，我们应该坚决抵制。

主要参考文献：《陈毅传》《粟裕传》《陈丕显回忆录》《管文蔚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