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秦正 来源：《炎黄春秋杂志社》
导语：1996年12月，著名教育家、理论家、社会活动家、南京大学名誉校长、《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主编匡亚明因病辞世。为缅怀老校长，南京大学于1997年10月出版《匡亚明纪念文集》，收录了大量追忆匡亚明光辉人生的文章。其中，原中顾委委员、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的署名文章《深切缅怀隐蔽战线的老前辈匡亚明同志》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匡亚明革命人生中一段鲜为人知的隐蔽斗争经历由此传播开来。
匡亚明是担任过两所知名大学校长的著名教育家，是主持编撰《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思想家，也是曾经领导过《大众日报》等多家报社的杰出报人。鲜为人知的是，他还是我党隐蔽战线上品德高尚、贡献卓著的一员。
两所“211”和“985”大学的奠基人
匡亚明的大半生都是与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早年在上海开展地下斗争时，就已开始从事教育工作。1926年10月，匡亚明担任沪东引翔港地区团部委书记时，曾出任引翔港团部委开办的工人夜校校长，亲自给工人上课、作报告。1931年受组织委托，他在沪东创办了江苏省委领导下的大型工人学校—博爱学校，早晚两班来校学习的工人达几百人，所开课程有文化课、政治课、歌咏课。“由于学生人数多开支大，省委给的经费不够。当时匡亚明同志是文坛颇有名气的作家了，他就将写文章的稿费捐给学校。”[1]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办学，是此后献身教育事业的起始。
1932年，匡亚明出任徐海蚌特委宣传部部长兼青委书记。在他的推动下，特委决定在铜山县西北乡郑集、敬安集、车村开办农民夜校，自编识字课本作为教材。与此同时，在铜山师范学生中广泛开办读书会，组织进步学生阅读高尔基的《母亲》、辛克莱的《石炭王》、杉山荣的《社会科学概论》等进步书籍。
此后的革命岁月里，匡亚明转战新闻宣传战线，领导创办了多家革命报社，成为战斗在一线的卓越报人。虽一时远离了教育，但他常对身边同志说，革命胜利了，要继续投身教育事业。
新中国成立后，匡亚明婉辞了组织上安排的重要领导职务，多次请求到教育战线工作。1955年5月，匡亚明出任东北人民大学（后改称吉林大学）校长兼党委第一书记。任职8年期间，他亲自聘请著名古文字学家于省吾、著名先秦历史学家金景芳、著名诗人公木等人来校任教，一时间吉大校园硕学鸿儒云集。他大力改善教师工作生活条件，推出了为系主任装电话、为教授配助手、校医院为教授和副教授设特诊、财务室为副教授以上教师送工资到家、粮站为教师送粮到家等一系列具体实在的措施。他不拘一格提拔青年教师，多名30岁上下的青年俊彦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这些人后来都成长为吉大第二代学科带头人。他还推动党委作出了《关于重点培养提高教师工作的决定》，分两批确定培养提高78名骨干教师。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当初被确定为重点培养对象的青年教师，绝大多数成长为各专业的学术带头人或颇有成就的博士生导师，有的已经当选中科院院士。匡亚明狠抓科研工作，从1956年下半年开始，“吉大开始在数理化三个系筹建物质结构与特殊材料性能、高分子、化学动力学与催化剂、半导体材料及其应用、计算数学、基本理论问题6个研究室；1959年在全国率先成立了半导体系，1960年成立了外文系”[2]。
1960年10月，经中央批准，吉大成为全国重点综合大学，这所建校15年，建成综合大学仅9年的新兴学府，开始跻身我国高等教育的主要骨干行列。吉林大学能够迅速崛起，跻身重点，匡亚明同志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63年5月，匡亚明转任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他一如既往地高度重视教师队伍建设，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登门拜访老教师，征求办校意见。经过艰苦细致地工作，他聘请“文革”中深受迫害、尚未复职的著名戏剧家陈白尘出任南大中文系主任，聘请“文革”中遭受不幸、已退休赋闲的著名文史学家程千帆教授和英国文学专家张月超教授到南大执教。匡亚明注重校风建设，上任伊始就明确提出：“一个社会主义大学应当具有高度的社会主义政治空气，浓厚的社会主义学术空气，严肃的社会主义文明空气，活泼的社会主义文娱体育空气。这四种空气是相互联系的，综合起来就是校风。”[3]
匡亚明以创建一流大学为己任。改革开放初期，他两次率校长代表团赴日本和美国考察高等教育，于1986年与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建立了“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走出了中外联合办学的开拓性一步。1983年5月，匡亚明与几位大学校长联名向中央和国务院提出了《关于将五十所左右高等学校列为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的建议》，后来的“211”和“985”工程可以看作是从这个设想发展而来的，而匡亚明曾经深耕的吉林大学和南京大学皆是首批入选的重点名校。
有一种忠诚叫忍辱负重
在《深切缅怀隐蔽战线的老前辈匡亚明》一文的开篇，罗青长深情地称匡亚明为“我的革命挚友、胜似兄长”，并进一步介绍说，匡亚明同志是曾在周恩来、陈云等同志领导下工作过的我党隐蔽战线上的老前辈之一。一语道破了匡亚明这位著名教育家在隐蔽战线的资历与声望。
1926年至1937年的11年间，匡亚明一直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他负责创办的博爱学校，是在国民党教育部门登记注册的公开合法的工人学校，因而同时肩负着隐蔽斗争掩护平台的任务，“陈赓负责的特科工作人员也有在学校工作的”[4]。
1928年1月，在当时党内“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路线的影响下，江苏省委要求上海、南京等地发动工人暴动。时任共青团江苏省委委员的匡亚明明确表示，反对无充分准备且缺乏群众基础的暴动。省委一些人竟据此怀疑匡亚明是“叛徒”，派专门负责锄奸的“红队”暗杀匡亚明。
一天，匡亚明接上级通知去开会，他一边走一边低头看报纸，走过杨树浦工人区僻静处，忽然觉得什么东西重重撞了一下嘴巴，旋即倒地昏了过去。过一会儿醒了，觉得嘴唇痛，一摸一手血。旁边站着一个巡捕说，别动，你给人家打了一枪。原来，“红队”的子弹迎面打掉了他两颗门牙，从后脖颈穿出去。所幸射击距离较远，使匡亚明幸免于难。国民党特务闻讯前来医院，千方百计诱降匡亚明。匡亚明义正词严地说：“对于误伤，这是我们共产党内部的事情，我对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坚定不移的，我决不会受你们挑拨，我决不会向你们反革命投降。”[5]
特务们认定匡亚明是共产党的大人物，轮班看守着他。一位同志设法提醒匡亚明：“人家还要药死你！快走！”[6]趁半夜特务放松警惕时，匡亚明不顾伤痛跳窗逃脱。
随着“左”倾错误路线被纠正，了解匡亚明的一些同志纷纷致信中央为匡亚明伸张正义。中央批评了原江苏省委，匡亚明得以平反，重返工作岗位。后来，匡亚明的夫人丁莹如闻听此事，感到惊愕和愤恨。匡亚明却说：“虽然如此，我对党和共产主义事业没有任何动摇，党是实事求是的，我没有错，给我平了反。就是那些做错事的人，他们并不是坏人，只是建党早期有的人很幼稚，这是思想问题，他们还以为自己很革命呢，实际做了亲者痛仇者快的事。”[7]
罗青长在《深切缅怀隐蔽战线的老前辈匡亚明同志》一文中回忆说：“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匡亚明同志在白区坚持革命活动，先后被捕四次，在狱中受尽了酷刑，始终坚贞不屈。最后一次被捕，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才由南京八路军办事处的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设法营救出狱。”“他在白区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摧残，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和崇高革命气节的事迹一时在延安的干部当中传为美谈。”
人最为宝贵的，就是生命与名誉。匡亚明被自己人误解、误伤，身体受到伤害，名誉受到玷污，他却始终对党忠贞不渝，理想信念毫不动摇，不消沉，不抱怨，不负气，甚至对打击他的人宽容相看，这样的思想境界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
隐蔽战线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复杂、尖锐、残酷，行走于刀锋之上，不仅需要勇于流血牺牲的气概，还需要甘于忍辱负重的坚忍与胸襟。
情报整编分析工作的先行者
1941年下半年，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欧洲，法西斯德国闪击苏联，苏德战争爆发；在中国战场，八路军和新四军坚持抗战的敌后战场，吸引了大量侵华日军兵力，承受着巨大压力。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对情报工作的要求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共中央需要考虑和处理带有全国性和国际性的重大战略问题，因而急需国内和国际政治和军事的战略情报作为重要参考和依据，以保证共产党继续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为此，党的情报工作也急需由获取警报性、保卫性情报为主，转向以获取军政战略情报为主。具体而言，就是以日伪、国民党、欧美三方面为主要对象，调查研究其政治、军事、党派、人物、特务、社会等方面的基本情况及动向走势。这就要求情报部门既要有深入虎穴获取秘密情报的能力，也要有从海量公开信息的积累、整编、分析中提取情报的能力。
1941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李克农任部长的中央情报部，作为中央和军委统一的军政战略情报机关。彼时从华东来到延安的匡亚明，被选入中央情报部工作。罗青长回忆说：“我与匡老的初次相识是在1941年的延安枣园，那时匡老从华东来到了延安，在以中央社会部为基础而扩建的党、政、军战略情报机关—中央情报部工作。”
为落实《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毛泽东自荐为中共中央调查局局长。中央情报部是中央调查局所属重要部门，下设四个室：第一为军事调查室，第二为政治调查室，第三为军事研究室，第四为政治研究室。各室主任、副主任都是党、政、军高级干部担任，匡亚明同志被任命为第四室副主任，实际主持全面工作。当时四室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对历史、环境、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研究。作为中情部部长，李克农十分重视情报工作中的调查研究，强调要将秘密情报与公开材料综合起来研究，既相互补充，又彼此印证，从中得出正确的研判结论，供中央决策参考。情报工作中的“调查研究”，实际上就是国际通用情报术语中的“情报整编分析工作”，是把情报转化为决策和行动依据的关键一环。整编分析在党的情报工作中历来有之，但中央情报部四个室的成立，标志着党的情报部门从此有了专职的情报整编分析机构。从这个意义上讲，匡亚明和他的战友们所从事的，是一项带有开创意义的工作，他们因此成为专职情报整编分析工作的先行者。
当时，中央情报部所属各地情报组织长期、系统地搜集敌占区的公开材料，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延安。西安情报组织负责秘密订购国统区刊发的书报杂志。晋绥情报组织通过日寇占领区学校的进步教师或情报内线，采购日文报纸13种、中文报纸10种及大量日文、中文书刊杂志和年鉴，为此专门秘设了通往延安的两条书报交通线。华北情报组织搜集到日本特务机关刊物《建设》、伪蒙政府所编《蒙疆年鉴》、伪满洲国《满洲年鉴》报送延安。
中央情报部四个室的工作，不是对日、伪、国民党书报的一般摘录和简单综合，而是经过资料积累、系统研究、综合分析后，就某一事件、某一问题、某一组织或人，形成全面的研究成果，呈报中央供决策参考。抗战期间中共中央公布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少将以上军官投降日寇的名单，就是中央情报部根据平时积累的人物材料提供给中央的。
匡亚明主持四室工作后，又在室内分设了敌伪组、欧美组、党派组等，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取得了很大成绩。他搜集了大量日伪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发行的图片报刊资料，进行深入研究和综合分析，为我所用。他亲自编撰了《什么是……》系列丛书，内容通俗易懂，语言简洁明了，以史实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丑恶面目。丛书包括什么是满洲国，什么是日本特务机关，什么是三青团，什么是军统中统，什么是CC复兴社，什么是川康、两广、云南地方实力派等十几本。
在《什么是日本特务机关》一书中，匡亚明不仅对日本长期以来针对中国的间谍活动进行了揭露，还列举了其在中国扶植傀儡政权和日伪组织的大量事实，使读者进一步认清了日本帝国主义犯下的罪行。在《什么是CC复兴社》一书中，匡亚明指出，复兴社是国民党内的派系组织，虽然也从事以“反共”为目的情报、侦察活动，但不等于就是特务机关，复兴社是党派问题，不是特务问题。罗青长评价说：“从《什么是……》丛书中，澄清了大家很多模糊的观念。”
匡亚明还总结工作体会，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论调查研究工作的性质和作用》一文，对调查研究工作进行了系统归纳：调查研究是决定革命行动的依据、是制定政策的基础、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武器、是产生理论的来源。这四点认识，把《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提升到了思想和理论的高度，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被指定为延安整风运动学习材料之一。
匡亚明一生有过上海和延安两段鲜为人知的密战经历，在上海，他展现了崇高的思想境界；在延安，他展现了过人的情报分析能力。正如罗青长所评价的那样：“他为隐蔽战线的思想建设和理论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注释：
[1][2][3][4][5][6][7]《匡亚明纪念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2页，第207页，第62页，第214页，第11页，第58页，第97页。
【作者：秦正 来源：《炎黄春秋杂志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