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5月4日，许世友专门从南京乘专机进京见毛主席。这次觐见，许世友只为一件事，那就是告周总理的状。

说到这里，很多人一定已经感到很吃惊了。作为我国第一代领导核心之一的周总理，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人民，无论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上，对党也是绝对忠诚，就这样一个伟人，还能被人告状？

话又说回来，许世友也不是那种上纲上线的人，不可能随便告刁状。

那么究竟是什么事情，会让许世友，急急忙忙地从南京赶来，非要亲自面见毛主席告状呢？

原来，有人在上海市档案馆找到了一张发行于1932年2月中下旬的报纸，上面有这样一则新闻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新闻的名称叫做《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启事》，当时查到这份资料的人立刻将这张报纸上的新闻整理成了一份黑材料，向上递交。

当时许世友是南京军区的司令员，当这份材料递交到许世友那里时，许世友也是被吓了一跳。

“伍豪”这个名字在党内可是有着极高的分量的，那正是当年周总理在白区工作的时候所使用的笔名。

原本许世友是不相信总理是会有通敌嫌疑的，但是由于此前有过高、饶的案件作为先例，许世友也不敢给周总理打包票。

于是许世友便急忙带着自己的秘书李文卿一同乘坐飞机飞往北京，去向毛主席汇报。

看了许世友的汇报材料，毛主席并没有立刻表态，而是在数天之后的一次会议上为周总理进行了澄清。

毛主席知道当时的内情，毕竟与周总理共事多年。

周总理从1931年开始就已经离开了上海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

当时毛主席之所以没有单独将这些情况告诉许世友，而是选择在会议上说，其实就是要告诫那些有意罗织周总理材料的人打消这种念头。

“像许世友这样60多岁的人，尚且不知道‘伍豪启事’是敌人的阴谋，属于造谣诬蔑。可见，了解当时的历史情况是很不容易的。”

这是毛主席当时在会上说的话，虽然没有批评谁，但是足以起到震慑的作用了。会听话的人，听的都是话外音。

不过即便是毛主席为周总理做了澄清，但是这件事在当时还是有着一些不好的影响。

于是在5月19的时候，周总理又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里面有相关的历史材料，详细地将关于“觉悟社”、笔名“伍豪”以及敌人撰写《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启事》一文的前因后果都讲述了一遍。

觉悟社诞生于1919年的天津。当年的周恩来刚从日本留学回来，正巧赶上了“五四运动”。

当时作为进步青年的周恩来很快就加入了这场运动中来，并在“五四运动”中成为了天津学生界的领导人。

周恩来那时候已经接触到了共产主义的思想，与当时更多有着共同理想的人走到了一起。

为了能够更为有效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周恩来与当时的那些有着相同想法的有志青年们决定成立一个研究新思潮，探索革命真理，冲破封建习俗束缚，由男女同学共同组建的团体。

1919年回国，9月入南开大学，在“五四运动”中成为天津学生界的领导人，并与运动中的其他活动分子共同组织进步团体觉悟社。

当时觉悟社的成员主要是由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中的骨干分子组成，主要的发起人就是周恩来和邓颖超。

1919年9月16日，在天津东南角草场庵天津学生联合会办公室里，10名最初的社员，包括周恩来、邓颖超、马骏、刘清扬、郭隆真等，一起创建了这个以天下为己任，在众多新思潮中艰难地探索革命真理的团体，这里面的成员是我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

不同于当时的一些松散的学生团体，觉悟社从组建开始就是比较严密的。为了方便之后斗争的需要，当时觉悟社的会员们都是用代号来彼此相称。

至于各自的代号的确定，当时采取了抓阄的办法。周总理抓到的代号为“05”，邓颖超抓到的是“01”。

为了方便，后来周总理便将自己的“05”叫做伍豪，取“五号”的谐音；而邓颖超的则是叫做“逸豪”。

觉悟社成立之后，周恩来执笔撰写了《觉悟的宣言》。

虽然觉悟社没有正式的纲领性文件，但是觉悟社的社员们几乎都是自觉地秉持着以“反省、实行、持久、奋斗、活泼、愉快、牺牲、创造、批评、互助”为核心宗旨的精神展开积极的讨论，经常发表演讲，探究新思潮，还组织出版了刊物《觉悟》。

可以说，觉悟社当时具有一定的探索性质，更像是为后来组建中国共产党做准备的“预备组织”。

由于当时觉悟社的成员大多都是学生，所以在思想上并不是很成熟。

因此在觉悟社成立的第五天，社里面就请到了当时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先驱李大钊就应邀到觉悟社座谈。

当时邓颖超向李大钊介绍了觉悟社的情况和宗旨，李大钊在了解完之后表示“觉悟社是男女平等、社交公开的先行”。

后来李大钊向觉悟社的成员们介绍了其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几篇文章，对于当时觉悟社的学生们影响很大。

除了李大钊外，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徐谦、包世杰、钱玄同、刘半农都来过觉悟社，参加过这里召开的研讨会。

觉悟社在当时对于这些爱国青年，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是很大的，他们选择信仰马克思主义、走上共产主义道路进行了最初的启蒙与引导。

不过觉悟社的存续时间并不长。

1920年1月29日，周恩来、马骏等人在抵制日货的斗争中被捕。此时的觉悟社仅仅成立了四个月。

尽管身陷囹圄，但是周恩来依旧在用一些办法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

在狱中，周恩来用了前前后后用了6个晚上的时间，在狱中向自己狱友们介绍马克思主义。

周恩来后来于1920年7月出狱，对于自己在狱中的这段经历，周恩来后来写成了两本书《警厅拘留记》和《检厅日录》。

出狱之后的周恩来愈加感到对革命的向往，于是便与觉悟社骨干成员先后赴法勤工俭学，1920年11月后逐渐停止活动。

虽然觉悟社没有了，但是这些觉悟社的成员们却成为了我国最早的无产主义者，为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创造了基础条件。

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觉悟社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虽然没有了觉悟社，但是周恩来当年用在《觉悟》上发表文章的笔名“伍豪”却被周恩来沿用了下来。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之后，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到了武汉，并在武昌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总结了“四一二”的教训之后，大家开始懂得：和强大的敌人作斗争，必须了解它的军事、政治动向，才能准确有效地攻击敌人、战胜敌人。

于是由周恩来、向忠发、顾顺章三人组成“中共中央特别委员会”，直接指挥以情报、保卫工作为重点的中央特科。

而中央特科的别名就叫做“伍豪之剑”，主要任务就是保护我党人士和惩处叛徒。

但让人没想到的是，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并叛变。

顾顺章的叛变使得中央特科遭遇了巨大的危机，就连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的向忠发都在上海被捕，整个中共的领导核心濒临灭亡。幸运的是，周总理顺利地逃过了这一场浩劫，顺利地从敌人的眼皮子底下逃脱。

此时，由毛主席与朱德所建立的工农革命武装已然发展壮大，并有了属于自己的根据地。

于是周恩来毅然离开了上海，来到中央苏区开展工作，领导中国工农红军。

周恩来是1931年12月来到的苏区，但是当时白区的 国民党确实一点消息都没有，还在到处搜捕周恩来。

但是几番找寻未果，于是白区的国民党反动派便想出了一招离间计，在1932年2月中下旬于上海《时报》《新闻报》《时事新报》《申报》以及国内其他城市报纸大肆刊登《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启事》，好让周恩来无法回到革命组织。

殊不知这时候的周恩来早已经在苏区领导红军了。

不过这些历史当时知道的人并不多，即便是很多我军的高级干部也不知道，即便还是知道也没有这样细致。

并且很多事情当时还没有到解密期，也没有专门的党史研究人员对一些历史事件进行梳理，所以很多人并不知道周恩来是何时到的苏区，在白区时的斗争是如何开展的。

于是在1968年的时候有人旧事重提，想要以此罗织周总理的黑材料。

当时周总理已经是疾病缠身，还要应付这样的事情，也是让人很气愤的。

就来了毛主席都叹息道：“许世友60多岁的人，尚不知这是敌人的阴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