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密电曾被叫作＂天书＂，红军如何攻克破译难关？答案在这里
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谜题，它不是关于某次重大战役的胜负，也不是关于某位将领的运筹帷幄，而是关于一群默默无闻的密码破译者。1934年，叶剑英将军曾将一份神秘的文件称之为＂天书＂。这份＂天书＂究竟是什么？为何连身经百战的叶帅也对它颇感头疼？更令人好奇的是，红军是如何在极其有限的条件下，成功破解这个被称为＂天书＂的密码系统？这个答案，竟与一位无线电专家和一位伟大的革命领袖有着密切的关联。那么，他们是如何在看似不可能的情况下，完成了这项堪称＂谈天＂的壮举呢？
＂天书＂之谜的由来
1934年的一个深夜，中央红军总部灯火通明。叶剑英将军正对着桌上一份国民党的密电文件焦虑地踱步。这份密电看似平常，却让这位久经沙场的将军感到异常棘手。＂这简直就是天书啊！＂叶剑英将军不禁叹道。这句感叹很快在红军高层中传开，从此＂天书＂成了国民党密电的代名词。
国民党的密电为何如此难破译？这还要从他们独特的密码体系说起。与一般军事密电不同，国民党的密电融合了文言文与白话文的特点，往往一份电文中既有＂查悉＂＂已耳＂等文言词，又有＂快快＂＂立即＂等现代表达。这种＂半文半白＂的风格使得密电内容晦涩难懂，即便是国民党自己的译电员，对着密码本译电都常常出错。
1934年春天，在江西一次偶然的战斗中，红军缴获了一份国民党的密电原件和译文。这份密电仅有短短数行，却足足用了三种不同的密码系统。第一段采用数字替代，第二段使用特殊符号，第三段则是英文字母与数字的混合编码。这种复杂的编码方式，让红军的情报人员大为惊讶。
更让人头疼的是，国民党经常改变密码规则。据红军情报科的统计，仅1934年上半年，国民党就至少更换了四次主要密码系统。每次密码更换，都意味着之前破译的成果付诸东流，一切要从头开始。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密电破译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1934年4月的一天，中央红军总部收到一份情报，称国民党即将对苏区发动大规模＂围剿＂。但具体的军事部署和进攻时间都藏在一份被称为＂铁壁密码＂的电文中。这份密电整整有两百多个字符，密码形式之复杂前所未见。
面对这个困境，红军上下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有人建议放弃破译，专注于实地侦察；有人主张集中全部力量攻克密码。就在此时，一位意想不到的人物出现了，他就是当时的无线电总队总队长王诤，而他带来的破译方法，将给这个＂天书之谜＂带来转机。
破译先驱的艰难探索
就在红军总部为破译国民党密电一筹莫展之际，王诤带来了转机。作为一名在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的高材生，王诤在加入红军前曾在国民党军队担任过无线电技师。这段经历让他对国民党的通讯系统有着独特的了解。
1934年5月的一个雨夜，王诤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他注意到国民党简易密码中存在着规律性的重复现象。这个发现源于他对一份缴获的密电的反复研究。这份密电共有127个字符，其中某些数字组合出现了多次。通过对这些重复出现的数字组合进行分析，王诤逐渐摸索出了一套破译方法。
这套方法被王诤命名为＂猜字法＂。具体操作是先找出电文中重复出现的密码组合，推测这些组合可能代表的是常用汉字。比如在军事通讯中，＂部队＂＂立即＂＂前进＂等词经常出现。通过这种方式，一个个孤立的密码符号逐渐被赋予了具体含义。
为了验证＂猜字法＂的有效性，王诤在1934年6月组织了一次实验。他选取了十份已知内容的国民党密电，去掉译文，只保留密文，让助手们用＂猜字法＂进行破译。结果证明，这种方法确实可行，虽然耗时较长，但准确率相当可观。
但＂猜字法＂的运用并非一帆风顺。1934年7月，一份新的国民党密电出现在王诤面前。这份密电采用了不同于以往的编码方式，重复现象明显减少。这表明敌人已经意识到了简单重复可能导致密码被破译的风险。面对这种情况，王诤开始思考如何改进破译方法。
经过反复实践，王诤发现破译工作不能单纯依靠技术分析，还需要结合实际战场情况。比如，如果已经掌握了某地发生战斗的情报，那么相关密电很可能包含＂进攻＂＂防守＂＂伤亡＂等特定词汇。这种联系性分析大大提高了破译的效率。
在王诤的带领下，红军的密码破译工作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他将自己的经验整理成文字资料，培训了一批破译专家。这些人后来成为了红军情报工作的骨干力量。到1934年底，他们已经能够在较短时间内破译大部分的国民党简易密码。
正当破译工作取得初步成果之际，一个意外的发现让这项工作又有了新的突破。这个发现与一位特殊的人物有关，他就是当时在上海领导地下工作的周恩来同志。
周恩来的关键指示
1934年深秋，上海一处隐蔽的联络点内，周恩来正在审阅一份来自江西苏区的紧急报告。这份报告详细记录了王诤等人在密码破译工作中的进展和遇到的困难。作为一位在党的地下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经验的革命家，周恩来对密码工作有着独特的见解。
在上海期间，周恩来曾多次接触过国民党的通讯系统。通过地下党员的情报，他了解到国民党的高级密码系统实际上是从德国购买的。这个信息为破译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德国的密码系统虽然精密，但也有其固定的模式可循。
周恩来立即给红军总部发去了一份详细的指示电报。在电报中，他提出了三点具体建议：第一，要建立专门的译电班子，选拔通晓多种语言的人才参与破译工作；第二，要重点关注敌人的通讯规律，包括发报时间、发报频率等细节；第三，要将破获的密码与实际战场情况相结合，建立情报分析网络。
这份指示电报很快在红军总部得到了落实。1934年12月，一个由十五人组成的特殊译电小组成立了。这支队伍中既有精通德语的知识分子，也有曾在国民党军队服役的老兵，还有擅长数学的年轻学生。他们采用分工协作的方式，每人负责不同类型的密电破译。
按照周恩来的建议，译电小组开始系统记录国民党的通讯习惯。他们发现，敌人在重大军事行动前，往往会增加电报往来的频率。通过观察这种频率变化，可以预判敌人可能的军事行动。此外，不同级别的军事单位使用的密码系统也有差异，师级以上单位多用德式密码，而团级以下则使用简易密码。
在实践中，译电小组还发现了一个重要现象：国民党的高级军官经常在密电中使用特定的措辞。比如，某位将领习惯用＂已耳＂结束电文，另一位则经常使用＂知悉＂一词。这些个人习惯成为了识别发报人身份的重要依据。
周恩来的指示不仅停留在技术层面，还强调要建立完整的情报分析体系。他建议将破译出的密电内容与地下党提供的情报进行交叉验证，既可以确认破译的准确性，又能获得更全面的敌情。这种方法在1935年初的一次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正是在周恩来这些建议的指导下，红军的密码破译工作开始走向成熟。但就在这时，一个更大的挑战出现了。国民党突然改用了一种全新的密码系统，这使得之前积累的经验一时难以派上用场。面对这个新的难题，红军的密码破译专家们又该如何应对？
突破性的新方法
1935年初，国民党突然启用了一种全新的密码体系，这给红军的密码破译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新密码系统采用了＂多重加密＂的方式，即在原有的数字代码基础上，又增加了一层字母替换，使得密文变得更加复杂。
面对这一变化，王诤和他的译电小组开始寻找新的突破口。通过对近期缴获的密电进行分析，他们发现这种新密码虽然形式变了，但仍然遵循着某些基本规律。最明显的特征是，密文中的某些字母组合出现频率远高于其他组合。
在研究这一现象时，译电小组中的一位年轻成员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既然汉语中某些字的使用频率是相对固定的，那么在密文中，代表这些常用字的密码组合的出现频率也应该相对稳定。基于这个思路，他们开始统计密文中各种字母组合的出现频率。
这项统计工作异常繁琐。为了确保数据的准确性，译电小组将近百份密电的内容进行了详细分析。他们用粉笔在黑板上记录每个字母组合出现的次数，经过反复核对，终于得出了一份完整的频率表。这份频率表显示，某些特定的字母组合在不同的密电中都保持着相似的出现频率。
有了这个发现，破译工作便有了新的方向。译电小组开始尝试将出现频率最高的字母组合与汉语中最常用的军事用语对应起来。比如，在军事通讯中，＂部队＂＂命令＂＂立即＂等词的使用频率较高，那么在密文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几组字母很可能就是这些词的密码。
这种方法很快就得到了验证。1935年2月，红军截获了一份重要的敌军密电。按照新建立的频率对应关系，译电小组用了不到两小时就破译出了电文的主要内容。这份密电透露了国民党军队准备在赣南地区展开新一轮＂围剿＂的计划。
为了进一步提高破译效率，王诤组织译电小组编制了一本特殊的对照手册。这本手册不仅包含了常见字母组合与汉字的对应关系，还根据不同类型的军事行动，列出了可能出现的关键词汇。这样，在收到新的密电时，破译人员就能根据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解密。
这种基于频率分析的破译方法不仅适用于军事密电，对政治、外交等其他类型的密电也同样有效。到1935年3月，红军已经能够破译大部分国民党的重要密电。这一成果为后来的战略决策提供了重要的情报支持。
就在红军的密码破译工作取得重大突破的同时，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出现了。这个机会不仅帮助红军掌握了更多的密码信息，还让他们得以一窥国民党整个密码系统的运作方式。这个重要转折与一位特殊的＂帮手＂有关。
意外的＂帮手＂
1935年4月的一个深夜，红军电台截获了一封异常的密电。这份密电的编码方式与以往的国民党密电有着细微但明显的差异。经过仔细分析，译电小组发现这封密电来自国民党军中的一位电报员。这位电报员在密电中用特殊的方式暗示了自己的身份——他是一名潜伏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地下党员。
这位代号＂火星＂的电报员在密电中透露，他负责国民党某师的通讯工作，能够接触到大量重要的军事密电。更为重要的是，他掌握着国民党最新密码系统的部分技术细节。通过这位＂帮手＂，红军获得了一份极其珍贵的情报：国民党新密码系统的日常更换规律。
根据＂火星＂提供的信息，国民党的密码系统采用了一种轮换制度。每个月的1日、10日、20日都会更换一套新的密码本。这种更换并非完全随机，而是遵循着某种固定的规律。比如，每个密码本都会保留一些基本的数字组合，只是它们代表的意义会发生变化。
为了验证这些信息的准确性，译电小组开始对照分析之前破获的密电。他们惊讶地发现，那些难以破解的密电，恰好都出现在每月的密码更换日期前后。这个发现证实了＂火星＂提供的情报的可靠性。
＂火星＂的帮助不仅限于提供技术信息。他还创造性地利用自己的岗位优势，在传递敌军密电时，巧妙地加入一些特殊标记。这些标记虽然不会影响密电的正常传输，但却能为红军破译工作提供重要线索。例如，他会在某些数字组合后面故意加入一个多余的标点符号，这个标点符号的位置往往暗示了该组数字所代表的具体含义。
1935年5月，＂火星＂的协助在一次重要军事行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当时，国民党调集了大量军队，准备对红军根据地发起新一轮进攻。＂火星＂在传递相关密电时，通过特殊方式标注了进攻的具体时间和路线。这些信息帮助红军及时调整了防御部署。
为了保护＂火星＂的安全，红军专门制定了一套与他联络的保密措施。他们约定了特定的时间段发报，并且每次通讯都使用不同的暗号。这些措施确保了＂火星＂能够在极其危险的环境中继续工作。
然而，这种高风险的情报工作并非总能一帆风顺。1935年6月，＂火星＂突然中断了联络。这种突然的沉默让红军十分担忧。就在他们准备启动应急预案时，＂火星＂又用一种全新的方式传来了消息。这次，他不仅带来了更多的密码信息，还提供了一个更大的惊喜。
在国民党军队内部，正在筹划一次重要的密码系统升级。这次升级将会彻底改变现有的密码体系。＂火星＂通过自己的特殊身份，已经获得了这次升级的部分内部资料。这些信息将为红军的密码破译工作开启新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