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产，感觉是个好词，但好像哪里又不对。

而这很有可能导致新中产子女呈现出一种与父辈截然相反的状态：“内心强烈的竞争偏好反倒会促使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逃避竞争，因为最令他们恐惧的不是失败本身，而是例如‘努力之后依旧一事无成’的嘲讽；为了维护潜意识中有关竞争回馈和获致要素的神话，他们宁可躺平。”面对他人质疑时，只需要回应：“我只是还没有努力。”

在吴晓波《2023新中产白皮书》中，对新中产的经济定义是同时满足“个人年收入高于12万元”、“家庭年收入高于20万元”、“拥有自己的住房和车辆”3条标准；从年龄来看，考虑到1986年《义务教育法》出台和2003年互联网浪潮出现这两个社会影响比较大的时间节点，将1986年刚满6岁的群体和2003年之前满6岁的群体划为新中产人群，即出生年份在1980年至1997年之间；从婚姻状况来看，81.9%的新中产为已婚状态。

综合年龄和婚姻状态，大多数新中产正面临着育儿和子女教育的问题。中产家庭重视子女教育，同时拥有一定的财力和社会地位，已成为教育行业的主要消费者。而即使按照划定标准同为中产，不同的中产人群之间仍有不小的差异。如何把孩子留在中产阶层，甚至可以再往上跃迁，当代新中产在子女教育方面也许是最焦虑的一代。

在生孩子之前，小陈早已明确了自己的育儿思路：孩子的吃穿可以俭省，教育的钱一点不能省。这样的思路与她的成长经历密切相关。

小陈和老公都是90后，算是典型的“小镇做题家”，他们都出身中部某三四线城市的普通小镇家庭。小陈硕士毕业后一直在教育行业工作，老公博士毕业后进入了上海的体制内单位，并成功落户上海，随后，夫妻俩在上海郊区买了一套小房子，也算是在上海站住了脚跟。可以说，小陈和老公都是靠读书走出了一条路，因此俩人都非常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同时，教育行业的工作经验使小陈更加相信只要方法得当，肯定能鸡出来“牛娃”。

按照吴晓波的新中产标准，小陈家已经算得上新中产，但上海的生活压力不小，有了孩子之后，卷教育将是一个无底洞，小陈决定该省省该花花。自怀孕后，小陈便主动向亲戚朋友询问有没有能用得上的母婴用品，不仅收获不少婴儿衣服，婴儿床、推车等大件也搞定了。孩子半岁，小陈便开始给孩子选择早教机构，先是在大众点评挑选了几家机构去依次试课，精挑细选之后选择了附近的一个知名连锁品牌，并充值了上万元的课程。小陈认为，早教课程的效果一时半会儿未必能显现出来，但只要坚持上课，将来孩子的认知发育肯定更好。

某个周末，小陈跟以往一样带着孩子来到早教机构，却发现没有按时营业，联系店长，店长的回复是可以转去其他门店上课，但其他门店距离太远，并不现实。并且，据维权群的其他宝妈反馈，因为该连锁品牌闭店事发突然，即使转到仍营业的的门店也消化不了太多客户，基本上都约不到课，而现存的门店还在一家家关店，基本上维权无望。

早教机构跑路之后，小陈沮丧了几天，但并没有因此影响自己继续鸡娃的决心，这笔钱就当打水漂了，但对娃的培养还得继续。小陈很快换了别的早教机构，有了这次教训，在给孩子报名早教课程时不敢再充值太多，但仍然坚持每周带孩子早教。而在小陈的清单里，还有游泳、音乐、美育等一系列学习清单等着给孩子一一安排上。“不说清北，以后至少也应该考上上海TOP2才行”，尽管孩子还没上幼儿园，小陈对孩子未来的学业早有期待。

在教育大咖张雪峰的视频里，曾经提到：中产家庭的孩子出路就是香港。深圳妈妈小刘对此深以为然，尽管女儿才刚上小学，但为了女儿将来可以有更多选择，小刘已经在做两手准备，给自己申请香港学校的研究生。

小刘本科就读于国内某末流985，毕业后在深圳的外企工作，工作也算顺风顺水，原本没有深造计划的她，在有了女儿之后，开始考虑女儿将来的出路。小刘出生在某“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大省，深知内地高考的辛苦，深圳虽然比老家好些，但如果要在国内上个985、211仍然需要天资和勤奋。如果女儿是学霸，在国内能考上好大学，那自然是好的，但如果女儿不是学霸呢？

小刘想到了让女儿在香港参加“香港高考”，难度更低，选择更多。如果要让女儿在香港高考，就要先让女儿有香港身份；要让女儿有香港身份，就要父母一方先取得香港身份；而如何取得香港身份，小刘能做的最合理的选择就是在香港读个全日制研究生。在得知同事的孩子已经通过“香港高考”考取了不错的学校，小刘觉得，这事儿行得通，遂辞职边做自由职业边申请读研。

申请机构告诉小刘，现在像她一样选择的父母不在少数，她定居深圳，往返香港读研算比较轻松的了，还有很多父母从内陆地区申请到香港读研。小刘也明白，为了孩子就读香港学校而利用政策的父母越来越多，将来这条赛道可能也会变“卷”，政策上也有可能会做出调整，但是，自己早做规划，让女儿多一种选择总是好的，“都是为了孩子”，小刘如是说。

在一个讲座节目中，一位复旦大学的教授在回答观众关于“中产返贫”的问题时提到：并不是中产真的返贫了，而是中产人群变多了。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在从“金字塔形”向“纺锤形”发展，中产家庭的比例越来越高。论语云：“不患寡而患不均”，如今，这一部分按照现有定义已经成为“新中产”的人群，可能是最焦虑的一群人，资源分配的规则轮到自己身上，恰恰是“患均”——人人皆有则相当于没有，人人皆中产，那么中产的比较优势则毫无意义。如何固定住自己和孩子的阶层，并能够向上流动，成了他们最焦虑的事。

几年前，一个北京高考状元在接受采访时，坦诚地说：因为自己父母是外交官，所以自己的家庭环境对自己的学习有很大帮助，“现在的状元都是这样，就是家里又好又厉害的这种”。这段采访引起了众多关于“寒门再难出贵子”的讨论，也引发了关于“鸡娃到底有没有用”的讨论。即使是家境相当，同一阶层在对待子女的教育问题上也会呈现出不同的偏好。

在一篇名为《当代社会中产阶层竞争偏好代际传递问题初探——基于教育视角》的论文中，作者将中产阶层分为老中产阶层和新中产阶层，“世代以来均为中产阶层的群体称为老中产阶层，仅从父代开始的中产阶层群体称为新中产阶层”，从家庭教育的视角出发，对新老中产阶层的子代竞争偏好进行了研究；换句话说，也就是老中产和新中产谁更倾向于“卷孩子”以及他们的子女对这种“卷”的认知情况。

研究结果可能与大众认知存在一定差异。首先是对竞争性的态度上，老中产的子女表现出更温和的态度，更倾向于认可“先天条件是成功的首要因素”，新中产的子女则对竞争表现出更积极的态度，更认可“勤能补拙”。其次是社交活动中，老中产的子女表现更为友善谦恭，新中产的子女则更加尖锐，言语中不乏对普罗大众的“鄙夷”。在对他人成就的态度上，老中产的子女更多的是表现出认可和仰慕，新中产的子女则更倾向于将他人成就归结于“运气”。

尽管文中并没有对老中产子女和新中产子女这两个群体不同的竞争偏好进行好坏的评价，但援引了美国心理学家卡伦·霍尼的研究进行阐释：病态的竞争心理会导致个体的野心不仅是要比其他人取得更大的成就，更是要让自己显得独一无二、卓尔不群。而这很有可能导致新中产子女呈现出一种与父辈截然相反的状态：“内心强烈的竞争偏好反倒会促使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逃避竞争，因为最令他们恐惧的不是失败本身，而是例如‘努力之后依旧一事无成’的嘲讽；为了维护潜意识中有关竞争回馈和获致要素的神话，他们宁可躺平。”面对他人质疑时，只需要回应：“我只是还没有努力。”

卷还是不卷，鸡还是不鸡，最终的结局也许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理所当然。

在今年大火的《我们从未中产过》一书中，作者明确指出：“中产阶级”是个非常模糊的范畴，不仅边界不清，就连它是不是正面的范畴也还存疑。然而，这种模糊性并未阻碍它的广泛流通。这一概念风行各国，不仅体现为政治与经济领袖关于中产阶级利益、品质与抱负的断言，更体现为全世界各行各业的人们对中产阶级身份的渴求。

这样的观点，看起来略有点刻薄，但是更像揭开了一块欲盖弥彰的遮羞布。在这本书的豆瓣书评中有一条：“新中产这个词就像新上海人一样，感觉是个好词，又总觉得哪里不对”。

然而，现实是，即使概念模糊且略显尴尬，当代新中产仍然在不遗余力地想要使自己的子女继续留在中产阶级。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新中产人群越来越多，“留在中产”这个目标变得越发不容易实现。无论是“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还是“鸡娃不如鸡自己”，本质上都是对子女教育的焦虑。好的资源总是稀缺的，在一条赛道变得拥挤时，聪明的新中产们总会想办法再找到下一条赛道，最终结局未必理所当然的跟最初的预想一致，但总有人在乐此不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