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玉京

1971年冬，为响应毛主席“这样训练（指野营拉练——作者注）好”的号召，我们基地组织近千人的队伍，向锦西县（现在的葫芦岛市）偏远的山区进发，开始了为时三周的野营拉练。

我背着灰色的棉被背包，左右分挎着水壶和黄军包，肩上还挎着一支“七九”步枪——荷枪实弹！我心里美滋滋的，大学毕业后在首钢劳动一年，到部队打了一年山洞，今天终于当上了正经八百的解放军战士！更可喜的是我还被任命为宣传队长，负责编写快板快报，表扬好人好事，为部队加油鼓劲。像“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那些口号是当时拉练路上的常用语。

我们白天进行急行军演练，班排战术演练，防空演练，防核武器光辐射演练，救护演练，射击演练（无实弹）等等。一个个整得灰头土脸，汗流浃背。

有一次我们分队已经急行军（就是跑）一个多小时了，好不容易到了集结地，“指导员”却硬要我们冲上最后一个山头！说实话，真的累熊了！我的一层绒衣加上一层厚厚的棉衣都被汗水湿透了，背上的棉被也渗上了汗水。在这种情况下，我仍然奋勇争先，仍然要去帮那些还不如我的战友去扛枪；在这种情况下我用尽“洪荒之力”，也第四个登上了山头！洗澡？想都别想！大家都知道，当兵的在执行任务期间几个礼拜甚至个把月不洗澡是常态。拉练三周，我们无处洗澡洗脚，我背上的盐沫唰唰往下掉。东北特冷，我们用的洗脸水带冰碴，寒彻刺骨。

晚上我们就住在老乡家中。那时东北地区为了取暖方便，全家人不分男女老少都在一个特大的炕上睡觉。婚房也就是炕中间拉一布帘隔开而已。我们也是这样与房东的一家老少睡在一个大炕上，中间拉一布帘。

话说我们大约两个多周后，来到一个叫“虹螺岘”的大村庄。命运安排我和徐永利等人住在一个姓金的孤老大爷家里。这个老人至今仍然活在我的心里，每每想起他，我都会心热，含泪，汗颜！

拉练后期，不那么紧张了，还给了一上午自由活动时间。为老乡把水缸挑满水，打扫干净院子后，我和徐永利与金大爷拉起家常。金大爷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在共产党的抗战队伍中早就牺牲了，二儿子在解放锦州时也牺牲了！女儿很小时被日本人强奸后上吊自杀了！看着老人悲伤的泪水，我们很后悔提起往事，让老人难过。我望着老人木门上挂着“烈属光荣”的陈旧木牌，问老人村里给他何种优惠待遇。老人立即抹掉了眼泪，很自豪地说：“每年春节，村长来给我贴对子（对联），我戴着大红花骑着马，支书给我牵着马，游街呢！”，“到了村公所，炒花生水果糖随便吃……”看着老人喜形于色洋洋自得的样子，我和徐永利的眼泪夺眶而出！多么高尚的老人！多么大的奉献！不求回报，不求名利，光荣就行！“炒花生水果糖随便吃”就是最大盛宴，最高待遇！

在与金大爷聊天时我们得知，老人一生中不知馒头为何物，我和徐永利都惊呆了——诸位，当时锦州地区不种小麦，人们吃惯了高粱米，高粱米水捞饭（高粱米煮好后用凉水泡一遍，又凉又硬不习惯的人吃了拉稀）加豆腐皮酸菜是最好的饭菜。（文革前海军张学思参谋长来我们基地，专门向郑国仲司令员索取60斤高粱米，以孝敬他的母亲。那时高粱米9分钱一斤，张学思将军留下了十元钱）。

看着瘦骨嶙峋白发苍苍的金大爷，我们不淡定了！我们把情况汇报给了上级，上级领导把情况核实后，基地拉练总指挥陶主任特批一袋富强粉给了老人。徐永利还真有办法，竟然在热炕头上把面给发开了。做出两锅白白胖胖的大馒头！老人咬了一口馒头，眼泪又从有点混浊的眼睛里冒了出来，只说了一句话：“真好吃啊！”

那高粱米饭实在吃不惯！不好消化——我又拉肚子了！隆冬季节的深夜，寒风刺骨，我实在忍受不住了，只能起来方便……只见一头黑乎乎的大家伙闻味而来！是头大肥猪要来吃……如此“方便”我一夜起来了三次，再加上两个小时的站岗，这一夜基本上交代了。由于闹肚子，拉练使我体重掉了十五斤，变成了个小细脖。由于我在宣传队工作积极；由于我一个学生兵“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被书面嘉奖一次。

我始终认为，拉练再苦再累也值得，梅花香自苦寒来，年轻人经历些磨难不是坏事。同时，拉练也使我从人民群众身上获得心灵的净化和启迪。时代不同了，部队训练方式有了很大改变，但在那个年代，野营拉练对于锻炼部队，对部队开得出，走得动，打得好确有裨益。拉练也可以促进军民关系，加强军民鱼水情。四十八年过去，我认识、经历了太多的人和事，参加了部队组织的太多的行动和任务。但短短的二十一天的野营拉练却使我永生难忘！虹螺岘的金大爷，使我永生难忘！

作者军装照

1969年于北京理工大学毕业后入伍。曾任海军某基地研究所所长、该基地装备部总工程师。多次立功受奖，多次被评为海军先进个人，获得多次军队科技进步奖。退休后安置在北京丰台33军休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