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佑之子写道：
《高虎脑战斗》回忆文章和一封信
上世纪60年代初，一封贴着8分钱邮票的普通信件送到父亲面前。父亲打开一看，顿时感到一块石头沉甸甸地压在他的心头。写信人自我介绍她的丈夫叫陈阿金。她是在看到《红旗飘飘》书中苏振华将军的回忆文章《高虎脑战斗》才确认，她的丈夫在20多年前就已经死了，是在江西一个叫作高虎脑的战斗中牺牲的。此前她一直守望着她丈夫的音讯。我想起一句话:活人比死人还不幸，是因为活人坚守着对死人的思念。
陈阿金，江苏人，大革命前在上海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1925年加入共产党。1927年夏，中共中央派他到苏联学习。1930年7月回国，秘密到达中央根据地瑞金，后参加了军事工作。1934年春，调任红三军团第五师政治委员，师长是父亲。在第五次反“围剿”的高虎脑、万年亭战斗中不幸牺牲，时年36岁。
1934年8月5日，国民党北路军集中九个师，在飞机、大炮的强大火力支援下，向中央红军发动第五次“围剿”进攻。红军第三军团主力和第五军团一部，奉命在高虎脑、万年亭到释前约15公里纵深内，构筑了五道以支撑点为骨干的防御阵地进行固守。担任防守的红军凭借步机枪、手榴弹、大刀，击退了敌人的多次集团冲锋。其中高虎脑战斗是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最恶的一次战斗。为了解前方战事，陈阿金和父亲并马同行，途中遇到飞机空袭，一颗炸弹落在他们身边，父亲炸伤了手，陈阿金倒在血泊中再也没有起来。8月28日，红军最终也因伤亡严重(伤亡2300余人，其中干部600余人)，不得不放弃防守的全部阵地。
父亲和陈阿金指挥红五师参加的高虎脑战斗为中央主力红军实行战略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
当时，由红军文工团创作、时任红三军团政治委员的杨尚昆修改定稿的一首歌，歌名叫作《颂高虎脑战斗》。歌词是:
高虎脑战斗，我们胜利了，
打垮了蒋介石主力六个师，
我们百战百胜，
真是无敌的红军，
顽强守备，英勇抗击，
继续发扬英勇精神，胜利属我们。
在收到陈阿金烈士爱人信后的一年冬天，父亲到上海治病，专门请陈阿金烈士爱人在他下榻的延安饭店吃了一次饭。2011年我通过广昌县党史力、提供的信息，和陈阿金烈士的后人取得了联系，了解到陈阿金后人每年清明会到江西广昌给前辈扫墓。2011年我曾到江西广昌县先后瞻仰了高虎脑红军烈士纪念碑，参观了万年亭战役指挥所，以及瞻仰了陈阿金烈士墓，回来后在中国红色旅游网上写了一篇游记《苍茫赣南寻忠魂》。
桂林湘江阻击战
长征开始的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上最壮烈的一页，史称“中央红军长征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底，我在北京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以后，赶到广西去，参加解放全广西的战役。这天，本来想赶到兴安宿营，但车子来不及，便在临江的一个镇子上住宿，我向老板打听这是什么地方，老板回答说:“界首。”
啊!界首!我的心不禁一震!
这一夜，我久久不能入睡。这偶然的历史巧合，又把我带回了十五年前在这里掩护党中央渡湘江的战场。
这是父亲生前写的《把敌人挡在湘江面前》的回忆文章开头的一段话。
这篇文章被收录在《星火燎原·未刊稿》丛书中。
1934年11月27日，从国民党三道封锁线突围出来的中央红军一、三军团前卫师，已先后占领从兴安县的界首到全州县的屏山渡30公里湘江的所有渡口和徒涉点。中央纵队(红星纵队)前距湘江最近的渡口只有55公里，但是中央纵队约3万人的机关人员异常庞大，队伍前后绵延100公里。就是说，中央纵队的后卫距离渡口还有155公里。部队抬着从中央苏区带来的坛坛罐罐，行动异常迟缓。
当夜，20岁的父亲和政委钟赤兵率领的五师正向湘江岸边前进，接到军团部发来电报，命令五师的14, 15两个团(13团调归军团直接指挥)立即行动，赶赴灌阳新好阻击桂军，保证整个野战军的左翼安全，掩护中央纵队抢渡湘江。电文的语句像钢铁铸成的:“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三天至四天!”
“不惜一切代价”，就意味着为保证完成任务，要有全师拼死打光的决心!父亲接到电报后即率领红五师连夜赶到师的前沿阵地。
前沿阵地处于一片丘陵地带，面对一条灌阳过来之敌进至湘江岸边的必经公路。前沿阵地背面是新好镇，相距约十二三里。新好镇后面七八十里外就是中央纵队准备抢渡的湘江。两地距离相加，不到100里。这不到100里的地形，是一片平川，无险可守。很显然，公路过来的敌人，只要翻过我军前沿阵地的丘陵高坡，就可以排山倒海一样扑向湘江岸边我渡江的中央纵队。
父亲率领的红五师兵力是两个团另加一个军委红星炮兵营。他们比敌人抢先赶到丘陵地带。敌人是桂系第七军的两个师另一个团，共七个团兵力，由广西容县人的第十五军代军长、桂军第四集团军第一追击军军长夏威率领。” 黔军滇军两只羊，湘军就是一头狼;广西猴子是桂军，猛如老虎恶如狼。”当地老百姓现在还说:广西人打广西人。父亲率领的红五师有很多骨干是广西红七军出来的。共产党领导的这支主力红军队伍的全体指战员，面临又一次考验!湘江战役，是一场敌我力量悬殊的消耗战、阵地战。面前是以一当十、奋勇杀敌、前仆后继的红军官兵，背后则是匆忙而又缓慢行进的中央纵队的队伍。这次战役不仅战场上打得激烈残酷，对红军的军团、师、团、营等各级指挥员在心理上，也是紧张、焦急、窒息……是一次极端残酷的考验。前胸贴后背，我军每一道阵地、每一级防线之间的空间距离如此之近，似乎哪个阵地有一处被突破，有一块失守，都会直接威胁到身后红军指挥大本营的安危，威胁到正在抢渡湘江的中央纵队和党中央的生存!敌人中央军薛岳部队、湘军何键部队和桂系白崇禧指挥的部队对我中央红军三面包围，围追堵截，步步逼紧。空间在压缩，时间在压缩，连呼吸的空气也被压缩得令人窒息。父亲不时在心里焦急地自间:“中央纵队什么时候才能渡江?”这时，军团的电报不断传来后面情况:“红星纵队正在向江边前进。”“红星纵队已接近江边。”“继续坚持。”……
“坚决执行命令，保卫党中央!’，艰苦转战的红军官兵不是第一次在战场上发出誓言，但是很多人却是在离他们家乡很远的湘江边留下了最后的声音。
29日，战斗的第二天，师参谋长胡浚牺牲了。当时前线指挥员损失很大，15团团长白志文、政委罗元发负重伤，三个营长两个牺牲，全团伤亡500多人。15团几乎处于无人指挥的严重状况，师参谋长胡浚主动要求到15团组织战斗。父亲紧握着胡浚的手把他送出师指挥所的掩体。胡浚是在指挥部队反击时牺牲的。早在瑞金红军学校学习时，父亲就与他相识。胡浚年轻勇敢，指挥上也有一套办法。父亲想起胡浚的音容笑貌，想起他们两人的永别，想起痛失这位得力的助手和亲密战友，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泪水忍不住夺眶而出。
当天下午5时左右，14团团长黄冕昌在阵地前牺牲了。黄冕昌是广西凤山县人，壮族，参加过百色起义，是父亲的老战友、老上级。当父亲还是红七军军部特务连连长登上赣州城头的时候，担任攻城前线指挥的正是任职红七军55团团长的黄冕昌。
30日下午4点多钟，五师把防地交给前来接防的6师，然后撤离阵地。
这三天两夜，五师自师参谋长胡浚以下，团、营、连干部几乎全部非亡即伤，全师3000多人，损失达2000多人。红五师的骨干多是广西出来的子弟兵呀!
最后接任6师防线的是红五军团的34师。12月1日晚，红军部队大部分已过湘江。由于情报和军委命令传达的失误，34师陷于强敌重重包围分割中，在完成阻击任务后没有来得及突围，部队被全部打垮，绝大多数人牺牲。师长陈树湘壮烈牺牲后，头颅被国民党敌军割下，悬挂在长沙城门外示众。
77年后，当年34师幸存者韩伟中将的儿子，也是我中学的老同学韩京京经过坚持不懈地努力，终于在2011年清明节前夕，在广西兴安县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内，完成了修建一座福建籍湘江战役红军烈士纪念碑的愿望。韩京京告诉我，为了掩护中央机关和大部队行动，6000多名福建籍红军战士在湘江战役中英勇捐躯。
我不止一次地遐想，如果红五师没有移交阻击任务，坚持到最后会是什么样的命运呢?李天佑师长的命运是不是也会像陈树湘师长的一样呢?
当然历史没有如果!
白崇禧的桂系与蒋介石的中央系为争夺地盘，既相互勾结又相互算计。白崇禧怕蒋介石的中央军尾随红军进到他广西的地盘，初期保存实力，采取消极防御策略，给中央红军抢渡湘江提供了可利用的机会，但是打起红军来，丝毫不手软。若没有我红军将土拼死相争，湘江这道天然屏障就不止是我一一个34师3000余人，而是我中央红军8万多人的葬身之地。
我也不止一次地感慨，湘江啊，你既没有“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毛泽东诗词)的浪漫，也没有“湘水无潮秋水阔"(唐朝张籍诗)的惆怅，你只有“跨过五岭抢湘江”(萧华诗)的一线希望!你是源于湖南，在广西桂林地图上划过来的一道曲线，留下了中国红军的记录，是革命者的符号!是胜利者的飘带!在中国鱼米之乡的浙江省，在距离举世闻名、风景如画的杭州西湖不远处一个叫河庄镇的郊区，一个不大的民营企业新建的工厂食堂墙壁上， 有一幅很抢眼的大型宣传画一《 红军不怕远征难》。这个民营企业叫杭州萧山河庄制冰厂。厂长姓沈名根良。2013年6月，我中学老同学王太和夫妇带我们夫妇和其他一些朋友 到杭州萧山参观了沈根良的制冰厂，同时参观了他自筹资金开办的中国(萧山)沙地红色纪念馆。
沈根良家族在当地世代为农。他本人则从一个农民成长为一个普通的私企老板。他说他一直就很崇敬革命前辈。他认为我们今天的人不应该忘记他们。
今天在我伏案作书想到父亲他们长征过湘江的情景时，脑海里不禁浮现出去年曾经看到的沈根良厂区墙壁上长征过草地的红军群体画像。我觉得这样两个时空转换的画面贯穿着同一个主题，那就是红军的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