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了1年，什么都没有！”

3月29日，NASA掌门人比尔•纳尔逊再次陷入到强烈的自我矛盾之中。他先是拐弯抹角指责中国航天缺乏透明度，会对世界安全造成潜在威胁。然后又开始装出一副委屈的姿态，抱怨NASA要求中国分享嫦娥五号带回的珍贵月壤，但等了1年仍无人搭理。

一边抹黑，一边伸手，政客出身的纳尔逊显然动机不纯。对于这种人，中方的一贯态度就是“已阅不回”。理由也很简单，中国人是有记性的。

2011年之后，中国航天接连经历了3次“意外事件”：

同年5月16日，美国“奋进号”航天飞机发射升空，几位华裔及中国籍科学家也参与了相关项目的研究。但在发射现场和采访环节，中国记者却均被禁止入内，甚至原有的通行证统统作废。

2012年12月，曾在NASA工作的中国科学家江波回国探亲途中，在华盛顿机场遭到扣押，并被美方诬陷涉嫌间谍行为。但在对其随身行李进行全面搜查后，并未发现任何证据，只能草草收场。

2013年11月，第二届开普勒科学会议召开，6名中国科学家的与会申请全部遭到拒绝，美方给出的理由竟是“要保证国家安全”。

一时间，处处都是所谓的禁令和限制，连和世界平等交流的机会都被剥夺，中国航天在莫名其妙之间就进入了又一个寒冬。直到有不甘心的中国科学家强硬要求得到解释，一些科学会议的主办方才支支吾吾透露出一个词：

“沃尔夫条款。”

这项美国在2011年通过的条款，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一句话：

“禁止美中在航天领域的一切交流和沟通。”

为什么刻意针对中国航天？

因为科学从来都不是无国界的。

现代战争，航天已然成为主要战场之一。战略弹道导弹、军用卫星、空天飞机，这些最尖端的科技武器对于一些水平落后的国家来说，没有任何有效的反制手段，只能被动挨打。强国之间的航天竞赛，更是细化到了每一个零件。

航天科技，足以主导一场战争的胜负，成为影响大国争霸的关键。

在熬走苏联后，美国在航天领域多年未有对手。在一些媒体的分析中，俄罗斯不思进取，航天发展近乎停滞；日本虽然势头很猛，但终究只是“小弟”的角色。真正能对美国形成威胁的，只有中国。

中国航天虽然起步晚，但发展迅速，扩展领域广，大有后来居上之势，这自然会引起美国的恐慌。而对待这种具有潜在威胁的对手，美方一贯的手段就是战争与封锁。

单从国际战略的角度来说，沃尔夫条款的出台确实很聪明。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此举对于美国来说又着实后患无穷。

面对全力封锁，中国航天虽然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但并非因此放缓发展速度，反而在诸多领域成功实现反超。独立自主下探月工程和空间站，让一大批眼馋的国家开始主动倒向中国，只有美国打来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当中美航天竞赛的天平开始倾斜，一些盘外招却再次让中国航天陷入危机。

赵学军，从骄子到间谍。

作为航天领域的专家，他利用在科研院所工作的便利条件，10年间大量收集我国航天领域核心要害情报和最新研究进展，通过专业的间谍器材，将数据售卖给境外间谍情报机关。

当中国航天千辛万苦打破NASA的封锁，当中美较量开始出现新的逆转，一个所谓的“自己人”却在最隐蔽的地方捅刀子。让国家巨额的航天投入打了水漂，几代航天人的努力付诸东流，赵学军他到底图什么？

一个航天领域的专家，一个涉及核心机密的人员，被策反的过程其实并不复杂，只有三步：

第一步：伪装试探

2009年去国外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赵学军就被境外间谍盯上了。对方先是伪装成普通人和他结识，然后找借口约他吃饭出游、赠送礼物，称赞他的专业能力。一直觉得自己才能没被充分重视的赵学军，在一番溜须拍马的奉承下，自尊心得到了极大满足。

第二步：深入接触

等到关系熟络后，间谍便开始加大力度，对赵学军的款待档次不仅逐步增高，还主动邀请其家属出国旅游，观看演出。小恩小惠的诱惑，却让赵学军没有了招架之力，对这位“人生知己”不再持有戒备。

第三步：金钱诱惑

在完全取得赵学军的信任后，间谍便开始借口自己项目研究需要，向赵学军请教一些专业问题，并通过咨询费的名义收取报酬。到这个阶段，赵学军其实已经算是上了贼船。

简简单单的三步，却让赵学军骄傲自大且财迷心窍的弱点暴露无遗。所以当一年留学期满，赵学军即将启程回国之前。间谍把他约到酒店里，直截了当地说到：

“我是替情报部门工作的，希望你能够到我这来工作，一个月是一千美元，如果你做的好的话，有出色的报告，可以再加八百美元。”

一千美元，并非大数目。但按月发放，再加上所谓的“奖金”，赵学军当然能够算清这笔不义之财有多诱惑。但也正是这些以现金形式发放的间谍经费，最后成了赵学军的催命符。2019年，赵学军被国安逮捕。2022年8月，赵学军以间谍罪被判处7年，并没收全部个人财产。

赵学军为什么会堕落？按他自己的话来说：

“我对自己没有原则，贪图小利。”

作为航天界的精英，赵学军这类知识分子，绝非有些人所说那般收入微薄，苦于生计才成为间谍收买的对象。相反，在重视科技强国的今天，科研工作者的生活和待遇不说大富大贵，但也是衣食无忧，亲属子女皆受社会优待。

赵学军的问题，全然在于自身。虽然在航天领域有所成就，却并没有扎根一线，为国为民贡献一生的至高理想。所以境外间谍仅靠溜须拍马，就轻易勾起了赵学军对于自己“怀才不遇”的不满。心理防线被突破，再面对重金重利的诱惑，赵学军自然会形成极大的落差感。

每个人都有弱点，区别是在弱点之下还有没有底线。真正铁了心要做汉奸的人，贪婪是永远无法得到满足的，让他们出卖国家，只需要一个合适的价格。这也是为什么高知识、高地位、高收入的精英人群投敌卖国事件，屡见不鲜。

抗美援朝时期，民盟副主席张东荪认为中国根本无力同美国对抗，便自作主张，想要动用自己的“美国关系”从中调解，结果被敌特利用，将志愿军出兵的具体日期及路线等国家机密尽数出卖。

志愿军9兵团缺乏冬衣后勤，却仓促入朝参战，一是因为战情紧急，二是因为入朝时间泄露，为保证行动隐秘性，只能提前动身。而这样做的无奈，就是在长津湖战役中9兵团的冻死冻伤率要远远高于战场伤亡。

1996年台海危机，中美对峙，局势已经接近战争。但在最关键的时刻，对手却屡屡爆出惊人言论，例如说大陆发射到某个区域的导弹其实是空包弹、哑弹，又比如哪支舰队出战其实只是“虚张声势”。

这些看似打嘴炮的舆论攻势，提及的内容却都是真的。原因只可能是一个，有人泄露了中方在台海的兵力虚实和武器部署，战争一旦爆发，必然陷入全面被动。

为了揪出这条大鱼，国安对内部展开了全面调查，而最后发现泄露我军情报的，正是原总后勤部军械部部长刘连昆少将。

1989年，军械部处长邵正宗大校被间谍策反，并随即通过关系，将自己的上级刘连昆给拉下了水。当时给刘连昆的待遇是对岸的“少将”身份，每月3500美元工资，另外每提供一批情报，都有40万到上百万新台币的“工作奖金”。

虽然刘连昆用12份绝密文件，换来了不菲的间谍报酬，以及“承诺”的退休待遇，但他根本无福消受。因为在台海危机中被过度使用，传递情报被“自己人”尽数曝光，刘连昆暴露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他最后的结局注定是难逃一死。

2003年，空军少将刘广智出卖导弹情报，被收买的过程和赵学军一样，也是先接受所谓的咨询，接受大量咨询费，然后越陷越深，直至完全被间谍控制，威逼利诱之下连拒绝的机会都没有。

驻韩国大使李滨，原本是外交精英，前途无量，一开始也坚守底线。但在其任职的数年之间，间谍不断通过小恩小惠、溜须拍马对其进行潜移默化的攻势，成功后就派各大高层亲自出马，许以重金重利，这让李滨的心态开始发生变化。

1997年，李滨直接出卖我方与韩方海上国界划分谈判的全部底线。

从赵学军到李滨，他们卖国的原因无非三种：

第一：为了利益

精英人群虽然收入不菲，但正常工资都是细水长流，比起间谍短时间内数十万乃至数百万报酬，还是有质的差距。特别是科研工作者，致力于一个项目，可能是几年，几十年，甚至是一辈子都难以保证取得成绩，利益的诱惑更加明显。

第二：虚荣心作祟

收买间谍，第一步往往是通过溜须拍马，取得对方的信任，并接受一些看似正常的利益交换，而这也往往就是陷阱的开始。部分间谍一开始都并非主动，而是发现自己掉入陷阱后，没有抗争或者不敢抗争，直至越陷越深，无法回头。

但不管因为什么堕落，根本原因却只有一个，那就是某些精英人群不是过得太差，而是过的太安逸，以至于忘记了国家和民族的荣辱。

对比一下

中国“核潜艇之父”彭士禄：父母都是烈士。

有中国“核司令”之称的程开甲：听闻解放军在渡江战役中炮击擅自闯入长江流域的英舰紫石英号，热泪盈眶，毅然决定回国报效。

被美军评价“抵得上5个海军陆战师”的钱学森：遭到美方无理由扣押及滞留长达5年，曾15天内被受到折磨瘦下15斤，而他如此坚持，只为尽快回到祖国。

被以烈士身份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郭永怀：面对飞机失事，与警卫员抱成一团，不惜一死，只为保证怀中的科研文件不被损坏。

为什么那么多两弹一星的元勋，放弃了国外的香车宝马，甚至是载入科学史册的机会，也执意要回到祖国投身国防科研，甘愿半生隐姓埋名。因为他们亲身经历过被帝国主义列强任意欺负的时代，经历过军阀混战，匪患横行，所以他们有信仰，有理想，愿意为建设一个强大的祖国鞠躬尽瘁。

而如今祖国强大了，科技繁荣了，极少数精英人群被国家培养成长到一线，却忘记初衷。身居高位，却满足于吹捧。衣食无忧，却不满足于贪欲。享受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一切，却转头出卖祖国和同胞。

曾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同盟会元老林森，曾用这样一段话痛斥为侵华日军“站队”的汪精卫：

“这种人虽然暂时保了性命，得了小小利益，但是遗臭万年，上辱没了祖先，下贻害到子孙。一到敌人用不着汉奸的时候，仍旧免不了送命，或者精神受到惩罚，天天在苦痛之中，永远做不得人。”

不论贫富，不论领域，国家利益受损，没有谁能置身事外。在即将迎来伟大复兴前夕，更应该牢记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