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鉴定难”、“维权难”，翻译作品中的抄袭现象“发现难”才是问题的根源。
▲由辽宁大学副教授崔杰翻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莎士比亚悲剧选集》，涉嫌抄袭知名翻译家朱生豪的莎士比亚作品旧译。图/网络视频截图
“我去，好伤心啊！”如果莎翁知道自己的经典作品几百年后会被人如此“翻译”，甚至还由知名出版社公开出版，不知会作何感想。
据红星新闻报道，微信公众号“绝版好书”近日发文，检举由辽宁大学副教授崔杰翻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莎士比亚悲剧选集》，涉嫌抄袭知名翻译家朱生豪的莎士比亚作品旧译。该文章称，该书将朱生豪原来翻译的“哎哟”替换为了“我去”，同时仅修改了部分人名，其余内容翻译“近乎照搬”。
此事在网上很快引发关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工作人员回应称，涉事书籍的确存在翻译质量低下、涉嫌抄袭等问题，且2018年接到读者举报后，出版社就对问题书籍作出了下架处理。
同时，辽宁大学纪检部门一名工作人员表示，已接到对崔杰的举报信息，学校已介入调查，如抄袭行为属实将秉公处理。
其实，译作被曝涉嫌抄袭已并不是新鲜事。就拿同一作品来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署名“麦芒”译的《莎士比亚悲剧集》也曾被指出多段文字与朱生豪的译本存在大量雷同。此外，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唐纳兄妹》、大象出版社出版的《九品官人法研究》等多部译著，也曾被原译者公开维权。
既然翻译作品已经成了抄袭“重灾区”，出版社、读者和译者都深受其苦，又为何难以有效地治理呢？
翻译作品是基于原作的二次创作，留给译者的独创空间并不多。尤其在翻译经典文学作品、通俗读物时，一些语句的译法基本已“约定俗成”，译者只能在准确传达原作者意思的基础上，对修辞、句式、结构进行个性化的优化，通过特定的表达展现自己的专业水准和文字功底。
说白了，在译作中想要留下译者的“原创性”标签并非易事。
但这并不意味着翻译抄袭就无法认定。一些特殊措词、句式反复出现雷同现象，引用、注释原封不动地摘用，甚至两份译作中的错误都一致，在出现纠纷时都可以视作抄袭的“铁证”。像《莎士比亚悲剧选集》里除了“我去”和少数人名变更、其他几乎原样照搬的问题，并不难下定论。
再比如，2023年北京西城法院在判定《大唐狄公案》新译本涉嫌抄袭时，就用原告被告都没有将原文中的“a whole roasted pig”翻译为“一整头烤猪”、同时少了“烤”这一层含义作为辅助判定的依据。
其实，相比于“鉴定难”、“维权难”，翻译作品中的抄袭现象“发现难”才是问题的根源。一方面，读者对原作和其他译本了解有限，通常也不会购买多个版本进行比对。另一方面，不少译作都有明确的专业门槛，讨论和传播仅限于少数业内人士，即使个别读者察觉到问题，也很难引发广泛的关注。这都给了部分译者抱着侥幸心理、铤而走险的勇气。
此外，一些出版社、编辑对译作的审查往往仅限于意识形态把关，加之部分编辑人员的专业素养并不过关，缺乏字字推敲、反复考证的匠人意识，也导致了不少翻译作品出现低质化、快餐化的倾向。不少高校将译作视为科研考核的重要指标，自然会有别有用心的学者瞄上这条“投入少、产出快”的快捷通道。
这几年，一些成熟的出版社对出版译作都制定了更细致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译作中的抄袭问题。比如采用“竞标”的机制邀请不同的学者试译，通过公开评审决定最终译者；还有些出版社推出了黑名单机制，对发现存在学术不端的作者，将不再出版其任何译著、专著，这对学者而言，也是一种威慑。
说到底，翻译抄袭和其他学术不端现象一样，有利益需求，才有了滋长的空间。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光靠一句“加强作者自律”，是远远不够的。前述的一些做法不妨成为更多出版社的借鉴，并在此基础上完善相关审核把关制度。
撰稿 / 公羽（学者）
编辑 / 迟道华
校对 / 李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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