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初，中越边境的炮火骤然点燃，战局急转直下，整个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了这片动荡的土地上。就在此时，香港的一篇评论文章引发了广泛关注。文章的作者是一位与中共领导人有过密切交往的前国民党将领，他在抗战时期曾任蒋介石的机要秘书，如今却站出来公开支持解放军的对越反击战。这位将领正是徐复观，一个早已淡出政治舞台的人物。他为何会在此时发声？他又为何将这场战争与17年前的中印战争相提并论？

徐复观的战时生涯与转变

1943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最为艰难的时期，整个国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徐复观此时受命担任驻延安的高级联络参谋。

初到延安，徐复观便被安排与中共高层接触，这其中就包括了毛主席、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延安当时的气氛非常独特，尽管战火纷飞，但这里却是一片充满活力和思想火花的热土。每个人都在为国家的未来而思考，为抗战的胜利而努力。

毛主席是徐复观接触最多的人之一。徐复观经常参加毛主席主持的会议，讨论当前的战局和未来的战略。在这些会议中，毛主席的独到见解和坚定信念给徐复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主席常常用他那标志性的湖南口音，深入浅出地阐述着他对于中国未来的构想，以及对于战争形势的独特判断。

除了毛主席，徐复观还与周恩来有过多次接触。周恩来作为中共的外交事务负责人，在延安时期承担了大量的对外联络工作。徐复观在与周恩来的交谈中，深切感受到这位领导人的风度与智慧。周恩来的谈吐温和，但思维敏锐，他能够在复杂的局势中找到平衡点，并能以高度的外交手腕应对各种棘手的问题。

朱德是另一位徐复观经常接触的中共领导人。作为红军的总司令，朱德对军事事务有着深厚的造诣。徐复观与朱德的交流更多的是关于战术和战略层面的探讨。朱德的作战经验丰富，他在讨论中总是能够从实战出发，提出切实可行的军事策略。

六个月后，徐复观完成了在延安的任务，带着丰富的经验和新的思考返回重庆。此时的重庆是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的最高领导人，对战争全局有着绝对的掌控权。徐复观回到重庆后，立即被任命为蒋介石侍从室的机要秘书，并被授予少将军衔。

在重庆的日子里，徐复观逐渐深入了解国民政府的内部运作。他发现，尽管蒋介石作为最高领导人有着绝对的权威，但政府内部却存在着诸多派系和利益纠葛。各种不同的声音在政府内部交织，使得很多决策的执行变得复杂且困难。

文化的力量与思考

1944年，徐复观在经历了延安和重庆的政治与军事生涯后，选择了前往勉仁书院拜访他的老师熊十力。熊十力在中国哲学界声名卓著，他的学问深厚，对儒家思想有着独到的见解。

徐复观抵达书院后，受到了熊十力的热情接待。两人寒暄之后，便进入了正题。熊十力在学术界的威望以及他对文化的深刻理解，使得他的话在徐复观心中有着沉甸甸的分量。在一次长谈中，熊十力提到：“亡国者，常先亡其文化。”这句话令徐复观深感震动。熊十力详细阐述了他的观点，认为一个国家如果失去了文化的根基，就如同失去了灵魂，即便在物质上再强大，也终将走向衰亡。

徐复观一边聆听，一边陷入了深思。熊十力接着说道，抗战时期，大家都在为国家的存亡而努力，但如果没有文化的支撑，国家即便能够战胜敌人，也未必能保持长久的稳定和繁荣。他以中国历史为例，讲述了历代王朝兴衰与文化兴衰的关系。熊十力认为，文化是民族精神的核心，是国家存续的根本，只有通过对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国家才能真正强大。

在与熊十力的交谈中，徐复观回顾了自己过去的经历，从抗战时期在延安的政治联络，到重庆的机要工作，他一直处在国家政治的前线，然而对文化的思考却是缺乏的。熊十力的这番话犹如一记警钟，敲响了他内心深处对文化重视的那根弦。

离开勉仁书院后，徐复观开始了一段新的学术之旅。他回到家中，翻开了尘封已久的儒家经典以及各类中国传统典籍，重新开始系统地研读。这一时期的徐复观，几乎每天都沉浸在书籍之中，他阅读了大量儒家经典著作，包括《论语》《孟子》《易经》等，还深入研究了《春秋》《左传》等历史文献。

走向学术的新篇章

抗战结束后，徐复观的生活和职业轨迹迎来了重大的转变。随着国民政府迁往台湾，徐复观也跟随迁移，并逐渐从繁忙的政治圈切换到了更为静谧的学术界。

到了1950年代，徐复观已深入投身于儒学的现代化研究。他与一批同样重视传统文化的海外学者，如唐君毅和牟宗三，共同探讨如何使儒家思想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他们组织了多次学术研讨会，发布了一系列关于儒学现代化的研究论文，这些论文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在台湾，徐复观利用自己在政治和军事背景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开始着手于教育体系的建设和改革。他认为，要让儒家思想真正生根发芽，教育是最为关键的途径。因此，他投身于教育工作，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改革，力图在大学教育中加强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

徐复观在台湾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在大学设立儒学课程，并推动儒家思想的现代诠释。他自己亲自上阵，讲授儒学课程，力求使学生能够在理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思考如何将这些传统价值应用于现代社会。

在推动儒学现代化的同时，徐复观还与其他学者一起，研究并撰写关于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应用的多部著作。

《民主评论》与新儒家的传播

1949年，徐复观抵达香港后，面对战后的混乱局势和中国未来的巨大不确定性，他意识到有必要创建一个平台，来探讨中国的政治、文化和哲学问题。于是，他创办了政治学术理论刊物《民主评论》。

创刊初期，徐复观亲自撰写了许多文章，他利用自己的广泛人脉，邀请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和知识分子加入他们的讨论。这些学者大多是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专家，同时又对西方现代思想有着深入了解，他们的加入使《民主评论》逐渐形成了一个高水平的学术讨论圈。

在《民主评论》的版面上，徐复观和他的同事们频繁发表关于儒家思想的现代化问题的文章。他们认为，在这个现代化的世界中，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必须要找到与现代社会相结合的路径，才能继续发挥作用。

与此同时，《民主评论》也关注国际政治形势和全球文化思潮的变化。徐复观和他的团队特别关注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苏联的政治动向，以及新兴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运动。他们通过分析国际局势，提出了中国在世界新秩序中的角色定位问题。

随着刊物影响力的扩大，《民主评论》逐渐成为了台港地区乃至整个华人世界中讨论现代新儒家思想的主要舆论阵地。他们的文章常常引发广泛讨论，许多知识分子纷纷响应，在各自的领域内推广新儒家的理念。

《民主评论》还积极促进了港台两地学术界的互动。徐复观利用刊物的平台，组织了多次跨地区的学术交流活动，邀请台湾、香港以及海外的儒学学者共同探讨儒学的现代化问题。

对中越战争的态度与影响

1979年，中越边境的冲突突然升级，中国人民解放军被迫采取了自卫还击行动。此时，徐复观正在香港，虽然已经离开了政治前线多年，但他依然密切关注着祖国的局势。越南的侵略行为引起了他极大的愤慨，他觉得有必要站出来表达自己的看法。于是，他迅速撰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发表在香港的媒体上。

在这篇文章中，徐复观毫不犹豫地支持解放军的行动。他明确指出，这次行动不仅是为了反击越南的侵略，更是为了捍卫国家的尊严和领土完整。他认为，这是一场关乎国家荣辱的正义之战，所有中国人都应该团结一致，共同抵御外敌。

徐复观在文章中详细分析了中越边境冲突的背景和原因。他指出，越南在中苏关系紧张的背景下，借机挑衅，妄图通过武力夺取中国的领土。中国一再忍让，并通过外交手段试图解决争端，但越南的步步紧逼让中国别无选择，只能以武力还击。

徐复观的文章发表后，迅速引起了广泛关注。许多在港的华人读者纷纷表达了对他观点的赞同，认为他讲出了大家的心声。在那个年代，香港的华人社会对祖国的感情依然深厚，尤其是面对外敌的侵略，民族情感往往更为强烈。

除了分析战争的正义性，徐复观还在文章中表达了对解放军的高度评价。他回顾了1962年的中印战争，指出那场战争中，解放军不仅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更展示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有的威严与克制。他希望此次对越自卫还击战也能展现出同样的精神风貌，使中国在国际社会中赢得尊重。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徐复观持续关注中越边境的局势发展，并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战争的进展。他通过《民主评论》等平台，不断发表文章，呼吁华人社会支持中国的正义行动，并对越南的侵略行径进行谴责。

参考资料：[1]陈世明.徐复观论儒家修己治人之道及其当代转进[J].衡水学院学报,2024,26(3):97-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