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10年一个孤单的早晨，吴起离开鲁国，又一次开始思索前程。

他要选一个真正能用他的国家，一个真正能让他一展抱负的大舞台。

当时，天下有七个大国，是为战国七雄，而七雄之中，以魏最强。

魏国所处的地方，在山西的东南部与河南的西北部，此处乃华夏最早开发之蛋黄区：其位于临汾盆地的襄陵（今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曾是唐尧的旧都平阳；其位于黄河东岸大拐角处的首都安邑（今山西运城），曾是夏朝的旧都；其位于黄河北岸的邺城（注1），则位于商、卫旧都殷墟朝歌附近；总之不离黄河左右。而早年唐尧夏商乃至晋国魏国的富强，就建立在这一点上。

我们都知道，人类四大古文明都兴起于大河流域，而黄河流域在四个大河流域中土地条件是最好的，特别是魏国所处的黄河中游，乃最肥沃的黄土地带，有的地区厚达400米（注2），无论就黄土覆盖的面积还是厚度而言，都堪称世界之最。黄土层的优势在于，它疏松的毛细孔结构，可以将空气中的水蒸气、地下深处的水分，以及土壤的营养成分持续送达土壤表面，使之具有取之不尽的肥力与水分，支撑植物的成长。即便偶尔遭受黄河的泛滥，但黄土本身犹如海绵，很快就能将过多的水分储蓄在土层下面，不至于造成严重的灾害。而且，上古时代黄河流域的气候远比现在湿润多雨，故而魏国的农业发展，在列国间最为可观。特别是冶铁技术在战国初期的飞速发展，让大量铁制农具投入使用，这样拥有大量铁矿的魏国，就在农业上进一步将各国远远抛在了后面。据魏国相国李悝统计，魏国在使用铁制农具以及新发明的肥料之后，粮食产量提高了四倍，达到每亩六石，是同时期欧洲的八倍。

顺便说一下，欧洲之所以要往商业殖民方向发展，就是因为早期他们农业太落后了。中国在春秋中晚期就掌握了高温铸铁与柔化技术，而得以使用模具大批量生产铁制农具，这比西方早两千三百年。另外欧洲的套马方式也特别落后，这导致牲畜在拉车或拉犁时很容易窒息，无法长时间劳作。更夸张的是，这些看似很简单的技术，却直到中世纪末才在西方出现，以至于欧洲人不得不很早就点开了商业与航海的科技树，而这最终让他们在近五百年来又反超了我们很多。看来早熟的文明其实也不一定是好事，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与先进的农业技术，最终却让中国人丧失了发明创新的动力，这叫做温水煮死青蛙。

总之，魏国这个地方，人烟稠密，土壤肥沃，文化昌盛，只是地缘不够好，被赵秦韩楚齐五大强国包在正中间，三面环山，一面是黄河大拐角。这样的地势，好处是易守难攻，坏处是四周列强环视，极易被压迫封锁。

所以，作为魏国的第一任君主魏文侯，虽然开局即土豪，但如何在这鲜血横飞的四战之地扎稳脚跟，继而富国强兵开疆拓土，却并非一件易事。

不过这个魏文侯可是一位了不得的人物，此人是先秦政治界一大怪杰，实为春秋转变战国的一大关键，在他任职期间，做成了好几件旷古未有的大事儿。

第一，重视教育，广招人才。

魏文侯是中国“行政管理理性化”的伟大先行者，他一生都致力于改革封建制度，推进政府职能专业化，让更多没有啥背景却有才华的平民士人可以一展他们的政治抱负相比贵族，士人官僚任劳任怨、工作忠良，待遇要求也更低，还更有团队精神。所以魏文侯大胆任李悝（卫国平民）、翟璜（出身戎狄）为相，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开创“布衣为相”先河的统治者。

第二，任用李悝，实施变法。

同吴起一样，李悝也是一个卫国平民，却一样很有才华，不过他的才华主要体现在政治上，李悝在魏国为相期间，最大的成绩就是为魏国建立了一套完备的经济体系（注3）与法律体系，他的著作《法经》，后来成为商鞅变法的蓝本。以法治国，以能任人，是中国历史最大的一个进步；古时地广人稀，刑法鞭长莫及，所以要靠宗族管理与德政感召；但战国时生产力提高、人口激增，使刑法高效管理国家成为可能。在《韩非子·说难》中就记载了李悝一个巧用法令的故事，说他在担任上郡太守时，为了提升百姓射箭的技能，就下告示说“人之有狐疑之讼者，令之射的，中之者胜，不中者负。”告示一出，百姓急忙学习弓箭之术，日夜不休，以至人人习射，大败秦国。

除此之外，魏文侯和李悝还试图渐渐取消贵族的封地，而采取政府聘用官员管理地方，以实现行政结构更为科层化的郡县制度（注4），从此，官僚不再世袭，也再不能做依靠封地的寄生虫了，他们拿的是国家的俸禄。这个制度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有利于加强君权，二有利于规范官僚的行为标准，三有利于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四有利于获得更高的政治稳定性，五有利于平稳社会秩序，

从封建到郡县，也是中国历史超越了当时整个世界的一大进步，甚至有人据此说中国早在公元之前，已拥有２０世纪超级国家的政治形态，更有英国文官制度取法于中国的传言。弗朗西斯·福山甚至表示：“中国早已发明一套非人格化（指不受基于家族关系的身份的限制）和基于能力的官僚任用制度，比罗马的公关行政机构更为系统化”，所以，“如果研究国家的兴起，中国比希腊和罗马更值得关注，因为只有中国建立了符合马克思·韦伯定义的现代国家”（注5）。

由此可见，李悝变法，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政治改革而已，它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历史，在它的影响下，世族政治开始为官僚政治所代替，大家族联合执政的贵族民主制度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君权至上的专制制度逐步形成，中国特有的文官体系形成了——这在当时来讲，是非常先进的政治运作模式，在欧洲至少要到法国大革命之后才出现（中世纪的骑士们甚至大多不识字，而要靠教会神父来协助统治）。就算现在，西方仍是各种联邦与合众国，地方性行当浓厚，行政诸多掣肘。总之，魏国可以算是当时世界上最强最先进的国家，它引领着中国乃至世界的最新政治潮流。相较保守的鲁国而言，这里简直就是平民知识分子的天堂。

魏文侯，这个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其超越时代的政治早熟，着实让人佩服。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魏国是个新兴的国家，魏国的统治阶层也是新兴的政治力量（注6），但其权力又源自传统封建贵族制度，更是自公元前6世纪发展起来的封建危机（注7）的直接受益者，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封建危机的根源与危害，所以才会主动推行变革，创新制度，以确保曾让他们受益的封建危机在自己治下不再重现。

不过，中国人喜欢中庸，并不会接受完全的改革。所以，中国的封建制从来没有被郡县制完全消灭过，世家大族永远占据社会主流地位，他们生而就有特殊的待遇，到现在也是如此，不过就是换了一个方式罢了。

第三，在军事上，采用近交远攻的战略。这一个战略，似乎与后来秦国远交近攻的战略大相径庭，但却是魏国最明智的选择。这是因为魏国与秦国的地理位置不同，魏地虽富庶肥沃，但因为三家分晋的历史遗留问题，其领土被韩赵与山河（注8）分割，十分破碎，难以互相支援，必须分散防守，使能集中动用的兵力并不多，加之地处四战之地，周边环境相当复杂，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遭到围攻，面临亡国的危险，所以它必须紧紧联合韩赵二国，一致对外，才能发展壮大。否则，三国都会被拖在晋这个封闭的环境里，因犬牙交错的领土而互相牵制，谁也难以向外发展。

所以，当韩国请求联合魏国进攻赵国，魏文侯拒绝了。赵国请求与他联合，一起进攻韩国时，也被他拒绝了。被拒绝，总是让人恼火的，可后来两国知道魏国两不相帮，一心拿他们当兄弟，于是都与魏国结好，并尊奉魏文侯为三晋盟主，三晋联手打天下。

基本上，魏文侯这三件大事都干的非常漂亮，因为这个缘故，得以让魏国在战国前期引领群雄，风光无限。

综上所述，魏国的确是像吴起这样的天才施展抱负的绝好舞台，魏文侯也的确是一名值得效力的雄主。

吴起犀利的眼光终于在表里山河的魏国大地上定格，带着他的求职简历，去找魏文侯面试。

魏文侯拿着吴起的简历，一时拿不定主意，于是召来李悝征求意见：“子尝在卫，当闻吴起，此何如人哉？”

李悝说：“吴起贪而好色，然兵法超群，虽司马穰苴在世，亦不能过也。”

看来，李悝虽是吴起的同乡兼同学（注9），却对吴起并不怎么了解。吴起虽是个“官迷”，但历史上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是个贪财鬼，相反，说吴起此人“廉平，尽能得士心”倒是史有明文所载（《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好色一说则更是空穴来风了，吴起后来连魏国的公主都不要，显然是个不好女色之人。那么问题来了，李悝与吴起无冤无仇，他为何也要诋毁吴起呢？

只有一种可能，关于吴起的谤言又有了新的版本。大概传言者也觉得吴起杀妻求将的人设在逻辑上有点问题，所以又改成了贪财好色的版本。事实证明，天下间最不能惹的人就是掌握了话语权的读书人，人言可畏，文人之言更可畏呀！就连李悝这样的大学者，也不免被这种道听途说所影响。

然而魏文侯对李悝的前半句话并不怎么在乎，他看重的后面半句话。

因为现在的魏国，并不缺乏相才，他手下的大贤一大堆，随便挑一个，都能独当一面。

他缺的是将才，最好是天下无敌的那种。

而当下，魏国有两个军事重地，一为挺进中原的桥头堡邺城，一为防备秦国的西河（注10）；第一个邺城，已经有了小帅哥西门大官人西门豹坐镇，文侯放心；可是西河这块更重要的战略的要地，却是无人可堪此大任，而今好不容易来了个兵家吴起，那还不赶快跟他签劳动合同！

至于世人盛传吴起人品不行，魏文侯倒觉得没什么，魏国身为法家的发源地，打从三晋合一时候儿起就重视外王之学，亦即用权与法术之学，主张以法治国而不是以礼治国，不像鲁国那样，非要强求所用之人的品行必须恪守礼教。实际上，魏文侯虽然名列司马迁的《儒林列传》，却并非一个纯粹的儒者，他骨子里其实是“外儒内法”的。不过，既然号称儒者，表面功夫还是要做一下。所以，当吴起提出要献上兵法，魏文侯便故意板着脸说：“寡人不好军旅之事。”

吴起是个直脾气，一听这话不高兴了：“主君何以言不由衷？今君四时练兵，制作甲器，打造战车。若以备进战退守，而不求用者，譬犹伏鸡之搏狸，乳犬之犯虎，虽有斗心，不过自取灭亡矣。贤明之主，必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故当敌而不进，何以称为义？见尸僵而哀之，何以称为仁？”

魏文侯一听，这话句句说到了自己心里，当下大喜，于是以最隆重的仪式，大摆宴席，让王后捧觞服侍，在魏国宗庙宴请吴起（注11），并当场任命他为大将，去守西河。

折腾了好几年，吴起总算是找到组织了。

注1：即今河北临漳县一带，原为商朝故都近畿，春秋时属卫国，后因狄患，齐桓公将卫东迁，此地空虚，为晋所得，三家分晋后归于魏。这一带处于太行山麓的漳河、洹河冲积扇扇缘——这些河流冲出山谷，坡度变缓，河道变宽。河水裹挟着泥沙肆意横流，形成了一个如同折扇的广阔台地，故其土壤虽然肥沃，但水患严重，难以耕种，以致“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即李悝授田之法，一夫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吕氏春秋·乐成》）。所以当时魏国邺令西门豹设计了漳水十二渠工程，即每隔一定距离分筑12道低滚水坝，分设12个门口，各设进水闸，分疏12条引水渠。如前所述，漳河水含有大量细颗粒泥沙，有机质十分丰富，引水灌田不仅可以补充农作物需水，而且能够填淤加肥。邺地遂成为膏腴之地。魏武侯时升级为魏国别都，中古时代更多次成为北方割据政权的国都。

注2：《禹贡》：“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关于黄土层的形成，地理学界有“风成说”与“水成说”两种，并以“风成说”接受者为多。即大风将西北沙漠的沙粒刮到草原区，逐渐固结和增厚成为原生黄土，然后为流水搬移成次生黄土。东汉班固在《汉书·五行志》中就写道：“大风从西北起，云气赤黄，四塞天下，终日夜下著地者黄土尘也。”

注3：针对魏国地狭民众而又土壤肥沃的情况，李悝提出了“杂种五谷”、“尽地力之教”、“平粜法”三种方法（即多种经营、精耕新作、调控粮价）来刺激经济生产，提高土地利用率与单位面积粮食产量，以克服魏国耕地面积不足的发展困局。

注4：县者，悬也，取其“悬”于（从属）中央而不分封之意。郡者，群也，也就是统辖数个城邑的群；也有人认为，郡者，君长之谓也；秦晋新得戎狄之地，使人守之，为其君长，故名曰郡（姚鼐《惜抱轩诗文集》）。最早的郡虽然地方比县大，但因处边远新开拓地区，地位还在县之下（春秋末年赵简子曰：“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直到进入战国诸侯混战时代才成为比县高一级的中央军管区。

注5：弗朗西斯·福山著，毛俊杰译：《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1页。

注6：魏氏本为姬姓，其祖系周文王第十五子，名高。武王伐纣，建立周朝后，封其于毕（今陕西西安市长安区附近），是为毕公高。毕国在西周末期亡于西戎，其后裔沦为平民。直到其中一位毕万跟随晋献公征伐有功，才始为大夫，受封于魏（今山西芮城），至其曾孙魏绛时又因军功受封为卿，从此为晋国名族，并一路奋斗，终于与赵韩联手瓜分晋国，成为诸侯。也就是说，魏氏在两百多年前才成为贵族，一百多年前才成为卿族，三十多年前才自立门户，并要到七年后才被周天子正式任命为诸侯（公元前403年）。

注7：这里所说的“封建危机”，即指东周列国的二次封建所导致的权力下移与国家政权继承危机。赵鼎新发现，当时各国贵族势力的强度，与该国政权继承危机的严重程度成正比，并列图显示，在整个春秋战国时代，国君非正常死亡率最高的六个国家依次是晋、齐、鲁、楚、宋、郑，其中晋、齐、鲁甚至有接近半数的在位国君被杀，而这个三个国家的二级封建化进程也正是走的最远，其封建贵族的势力也是最强的。相较而言，秦国的贵族势力远低于列国，其国君被杀的情况也最少。结果就是：晋、齐二国都发生了世卿贵族篡取国家统治权的政治危机，其他国家也发生了公室权力向下转移到世卿贵族手中的情况，而秦国却一直公室权力高涨，并能多次清洗贵族势力。参阅赵鼎新著，夏江旗译：《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年，87-90页。

注8：指黄河与太行山。

注9：李悝亦曾师从于曾申学习《诗经》，乃《诗经》的重要传承人。

注10：今陕西洛河、黄河与渭河间的大片三角地。

注11：对于古人而言，一国之建立，最重要的就是建立宗庙和社稷。《后汉书·荀悦传》载荀悦言：“古者天子诸侯有事，必告于庙。”宗庙不仅是尊祖敬宗的祭祀之所，也是敷教设政之地，庙受、庙见、制裁、移国、即位、授兵、誓师、献俘……都是在此举行。《左传·闵公二年》载晋太子申生伐东山皋落氏时，梁余子养说“帅师者，受命于庙，受脤于社”，足见古时拜将，都要占卜神谕，告祭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