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海宇，女，河南信阳人，1921年出生。
余海宇出生在一个贫苦的手工业者家中。家有祖母、父母和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全家七口人就靠父亲养活。余海宇父亲没有念过书，但他勤奋好学，做得一手好裁缝。他很关心孩子们的成长，送余海宇去上学。
她深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读书很认真，后考取了河南省立信阳师范。因家里穷，读别的学校交不起学费，而师范学校是免交学费的。
余海宇学习很刻苦，总保持着好成绩。因为学校每年毕业生的前三名可以留在本校附属小学任教，余海宇就希望毕业后当一名教员，挣钱帮助父亲养家，而在省立学校当教员的工资比其它学校的工资高。
信阳紧挨着鄂豫皖苏区，但城里却是国民党统治的。1936年“一二·九”运动后，同学中间私底下流传一些进步书刊，大家也都知道延安有个“抗大”“陕公”（即陕北公学）。师范学校的学生运动也活跃起来，余海宇也和同学上街游行，抗日示威，办剧社、歌咏队，下乡宣传。
民族危亡日甚一日，学生们的想法发生了很大变化。大家认为，要抗日必须到延安，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是不抗日的。
抗战爆发后，信阳师范的学生开始陆续奔赴延安。余海宇和其他同学一样，也渴望去延安参加抗日，但走了两次也没有走成。
第一批学生去延安，余海宇也同行，可是她父亲不让走。第二批学生去延安，余海宇都登上了火车，她父亲追到车站，同学们就把她的行李从车上拿下来了。父亲要余海宇读完高三，取得毕业文凭，以后好找职业。余海宇怜惜父亲的养家之苦，也就同意了。
1938年1月，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率领开封战时教育工作团来到信阳，住在信阳师范。余海宇见到初师时的同学刘东，她关切地问余海宇学校有多少学生去了延安，并问余海宇怎么没去。
余海宇把情况一五一十告诉她，刘东说战教团现要下乡，你先好好读书，到时我来找你，介绍你去延安。
同年6月，考完了试，要毕业了，学校提出要余海宇留校。放暑假时，学校组织了一个抗日巡回宣传团，由信阳县县长任团长，下乡宣传抗日，余海宇也参加了。在乡下演出时她碰到了刘东，她给了余海宇一个地下党的联络地点，让她找他们帮助她去延安。
余海宇和地下党组织联系好后，着手准备去延安。
为了去延安，余海宇已积攒了12元钱作为路费，但这时她妹妹考上信阳师范初中，因无钱交学费，不准备上了。余海宇就从积攒的路费中拿出10元让她交了学费。
没有了路费，怎么去延安呢？地下党组织的同志对余海宇说，新四军四支队八团驻在确山县竹沟镇，四支队在那里办了一个教导大队，目前正在招人，也是为了抗日，你去那儿吧。
于是，在7月余海宇就到确山参加了新四军。
四支队的司令员是彭雪枫，参谋长是张震。教导大队组织大家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基础知识。余海宇在这里进步很快，仅来一个多月，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教导大队学了三个月后，学员们开始分配工作。
第一次分配，要余海宇到危拱之领导的一个孩子剧团，余海宇说我不会演戏，没有去。第二次，要余海宇到国民党一个部队的战地服务团，余海宇也不愿去。她坚持要跟随已经开始东征的四支队到前方。
当时余海宇正患疟疾。她找到彭雪枫司令说，我一定要跟着部队走，保证不掉队。司令员看余海宇态度坚决，就说部队已经走了，你就坐一段火车去赶部队吧。但当余海宇坐火车赶到漯河下车，又赶到西华县时，部队已到了淮阳，她只好留在西华县国民抗敌自卫团民运科工作。
1938年11月底，余海宇的虐疾病发展成伤寒，病情加重，起不了床。西华县是黄泛区，缺医少药，组织上要她回家养病。但信阳已经被日军占领，她怎么能去？
这时，她遇见了四支队教导大队的领导郑平。他一见到余海宇就说，小胖子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余海宇一下子就哭了起来。他问清情况后，赶忙安慰余海宇说，我想办法送你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治病。余海宇一听马上就高兴了，因为西安离延安那么近，她又可以去延安了。
郑平同志帮余海宇办好有关手续，安排她跟一位叫柏青的同志去西安。
当时已是12月，天下着大雪，冰天雪地，路滑泥泞。余海宇不能走路，柏青就雇了一辆独轮车，由老乡推着余海宇，从西华县到许昌再到洛阳才坐上火车。但火车到潼关后就不能走了，因日本鬼子占领了风陵渡，在那架起了大炮，专门炮轰从东往西的火车。乘客只有在潼关下火车，沿新挖的战壕走一段路，过了潼关站后再上西去的火车。
到了西安，余海宇的伤寒病加重，八路军办事处马上安排为余海宇治病。医生要求余海宇卧床治疗，但日本鬼子的飞机经常来西安空袭，一响警报，人们都争先恐后地跑向防空洞。余海宇不能行动，无法去躲空袭，就对医生说，警报来了你们就去躲吧，不要管我。
也算她命大，几次空袭都安然无恙。经过医生的精心治疗，1939年1月余海宇的伤寒病终于好了。
看着办事处每天介绍大批青年去延安，余海宇恨不得插上翅膀和他们一起飞向延安，但是办事处的同志却要余海宇返回河南。余海宇一听就急了，找到八路军办事处主任伍云甫问，为什么不让我去延安。
他说，你是新四军送来治病的，现在病好了，应该回到新四军去，即使去延安也必须征得那里领导的同意。
这时，新四军四支队的副官雷震来西安办事处公干，余海宇请他帮忙请示上级。不久，他通知余海宇可以去延安，余海宇欣喜若狂。
伍云甫主任给了余海宇两块大洋作路费。他说你的病刚好，是走不到延安的，你就坐办事处往延安送汽油的卡车去吧！
与余海宇同行的还有三个人，一对年轻的华侨夫妻，还有一个抗大的工作人员，叫王少庸，办事处的同志托他路上照顾余海宇。余海宇体弱爬不上高高的汽油桶，司机就让她坐进了驾驶室。
经过两天的路途奔波，她终于来到了日思夜想的革命圣地——延安。
王少庸同志送她到中央组织部报到后，她就在组织部招待所住了下来。2月中旬，余海宇被分配到中央组织部训练班学习。训练班是培训新党员的学校，这一期有一百多人，下设两个队，按顺序称为八队、九队，每队又分七八个组。训练班里设总支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队设支部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每组设组长。余海宇她们这期训练班是从3月到6月。
3月份，余海宇她们这个班参加了上个班的毕业典礼，听毛泽东同志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这是余海宇第一次亲眼见到毛主席，第一次亲耳聆听毛主席讲话，激动得手都拍红了。
余海宇在九队八组，全组有十个人，四个大学生，四个中学生，一个工人干部，一个长征红军干部。组长是北平辅仁大学的学生，性格非常活泼，带领大家又唱歌又跳舞，人人心情非常愉快。
培训班主要是学习党史和党的基础知识，教员大都是中央组织部的干部，中组部部长陈云、副部长李富春也亲自讲课。
6月，培训班结束了，余海宇和另外七个女同学被送到新成立的中国女子大学继续学习。
1939年7月，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正式成立，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陈云、叶剑英、邓小平、董必武、蔡畅、邓颖超等当时在延安的所有中央领导同志都莅会祝贺。毛泽东同志在开学典礼上发表了讲话。
女子大学最高领导机构是校务委员会，校长王明，副校长柯庆施，下设政治处、教导处、秘书处、校务处。正副处长有的是早期共产党员，有的是留苏大学生，有的是长征干部。除一名校务处长（管行政事务）外都是女同志。
学校设总支委员会，各班设党支部和党小组，由全校党员选举产生，定期改选。学校还设有学生会，由全校学员选举产生，负责全校文体活动，宣传出刊、对外联络等。
全校学员有一千余人，平均年龄21岁，按文化程度和学员类型分为13个班。普通班有九个班，主要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女知识青年，占全校学员百分之八十；特别班学员为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女干部；高级研究班分为高级一班和高级二班，着重培养革命理论人才。
女大的课程主要有：世界革命史、中国革命问题、中共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理论等。教员一是外请，二是专家辅导，三是请中央领导作报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都给余海宇们作过报告，主要是讲国内斗争和国际形势。
此外还可根据个人兴趣选修一些课程，如会计、新闻、戏剧、音乐、卫生、缝纫、外交等。余海宇选学的是日文。
除学习外，学生还要参加开荒种粮、织毛衣、帮厨等劳动，参加政府的征粮团、选举工作团、妇女工作团等活动。
在延安女大，余海宇先是在普通班五班学习，被选为班里的支部书记和校总支委员，还是中央社会部设在学校“保卫网”的“网员”。
经过一年半普通班的学习后，余海宇又考上高级二班继续深造，仍担任班里的党支部书记、校总支委员和“网员”。高级班学习以自学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为主。一直学习到19 41年8月。
女大结束前一个月，余海宇被调到中央社会部工作。在竹沟、延安的三次学习，为余海宇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奠定了牢固的基础，那段经历也是她永生难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