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中日本军队烧杀劫掠，无恶不作，毫无军纪可言。他们对邻国的军民手段之狠是人尽皆知的事情。鲜为人知的是，他们对自己人同样下得去手——士兵一旦失去利用价值，下场将比直接战死还绝望。

1945年2月发生过这样一个故事：在一次袭击行动之前，一个名叫山崎卓的飞行员长了个心眼，出发前偷偷藏了个降落伞包。而这名飞行员也很幸运，没有像战友一样当场报销。

然而，当死里逃生的山崎卓在横滨港降落时，下方的战友突然对他疯狂开火，直到他被打成筛子。事后，山崎卓所在的部队解释道：他们把他误认为是美国人了。但事情显然另有隐情。

根据“神风特攻队”的规定，执行任务的飞行员是不允许带伞包的，也就是说，他们注定有去无回，而基地的战友们根本没料到有人能活着回来，或者说根本不能接受山崎卓生还——在他们看来，山崎卓玷污了所谓武士道精神，应当被消灭。

另外一件事，更能凸显二战日军的残忍与变态。

1944年中爆发的塞班岛战役中，美军打得相当认真，他们投入优势兵力实施宽正面登陆，纵使塞班岛上有4万多守军，但在美军强大的攻势下，日军很快就陷入溃败。为扭转局势，日军将部队化整为零，在夜间偷袭美军。

作为回应，每当夜色降临时，美军便会暂停进攻，坚固防御，以逸待劳。

一次突袭过后，一支日军小队遭受重创，多名士兵身负重伤失去行动能力，被丢在半路上自生自灭。此时天色黑了下来，美军照例停止进攻，这也给了日军打扫战场的机会。此时，日军指挥官专门派了2名士兵，沿途回去找到了那几名伤兵。

被发现时，伤兵正躺在地上垂死挣扎，看到友军顿时两眼放光，以为自己得救了。两名士兵在询问完伤兵情况后，给每个人都点了根烟，随后就聊起了家常，场面温馨融洽，却对下一步行动闭口不提。当美军汽车车灯出现在视野中时，让人意外的一幕发生了：那两名士兵突然站起身，迅速掏出枪将伤兵一一击毙，随后消失在夜色里。

这种事情在二战中频频发生，日本本来就是个弹丸小国，资源匮乏。根据日本企划省于1941年向大本营递交的报告：如果美国保持对日本的贸易封锁，那么本国的一些重要的战争资源，如石油、煤炭等，将在1943年以前耗尽。

日本不惜赌上国运发动二战，意在大赚一笔，然而这一次他们赌错了。二战中后期，战争的巨大消耗已让日本感到有心无力，他们只能不停地以士兵的生命为代价勉强维持。与此同时，他们极尽手段地节约资源，疯狂压榨战俘的劳动力，直至战俘力竭而亡。

而对待自家伤兵也是同样的态度：如果士兵仍具备作战能力，那么姑且给他养伤；如果伤兵问题严重，站都站不起来，对日军而言便失去了价值，不但沦为消耗资源的累赘，一旦被敌军俘虏，还有可能造成机密外泄，伤兵便会被毫不犹豫地处决。

起初，伤员还能享受痛苦比较短暂的枪决；后来，日军干脆用刀刺杀伤员，这不但能避免枪响被美军发现，更是能省下几颗子弹。

讽刺的是，为防止伤兵在求生欲的支撑下完成反杀，长官一般会派至少2名士兵完成任务，一人负责用刀处决，另一人则在一旁拿着枪，防止意外发生。日军高层将处理自家伤兵称为“非常光荣的工作”，被挑到执行任务的士兵应当倍感荣幸。

此外，有一些伤员看着伤势不重，但被救回后伤情却迅速恶化，这时日军军医就得负责解决掉这些累赘。日军军医们通常会采用一种经济且高效的处决手段——给病号打空气针。当大量空气涌入血管时，在心脏搏动时，空气和心腔内的血液冲击混合形成大量血沫。而当心脏收缩时，这些无法被排出的血沫会阻塞肺动脉，导致心率降低，最终使人猝死。

不过这个过程并不人道：伤兵会感到难以忍受的疼痛，且疼痛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二战中，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宣扬所谓的“军民一家亲”，常鼓动妇女奔赴前线探望士兵。越是名流，越能起到振奋士气的效果，军营就越是欢迎。通常有权贵的千金要慰问官兵时，日军还会特意宣传一番。

然而，有一位深受军国主义蒙蔽的富家千金兴冲冲地来到前线，看到的不是士兵英勇作战的样子，而是满屋的伤员躺在病床上，眼神绝望地等待被处决；尤其是听到帐篷里不时传出的伤号临死前的惨叫，她顿时吓得三观崩裂。

回家后，这位大小姐顿时放弃了对军国主义的幻想，转而成为一名反法西斯主义者。据说，她后来还找机会逃离了日本转投中国。

按理说，士兵是赢下战争的根本，本应善待。朱可夫元帅曾不止一次地感慨：“士兵们面对敌人的枪弹站起身子冲锋是多么的伟大！”他也在自己作战手记的扉页上写下：“谨以此书献给苏联战士。”

反观日本，只为了省一些医疗物资和粮食，高层就敢于对受伤士兵痛下杀手，如此做法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况且我们常说，战火中磨练出的战友之情，有时甚至超过了亲情。然而，当长官下令处理受伤战友时，被挑中的士兵居然真下得去手。由此可见，他们受军国主义荼毒之深，已丧失了为人的基本人性。

二战时的日本，从上到下透着“变态”二字，实在令人不能直视。而一场非正义的战争，从一开始便注定了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