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薇 来源：《炎黄春秋杂志社》

原国民党西康省主席、国民党西康边防总指挥刘文辉曾回忆：“1942年6月，中共中央派王少春到雅安和我经常联系，并设有一个秘密电台与延安直接通报。王每天把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解放区的胜利消息向我传达，同时把川康方面的军政动态向党中央汇报。”[1]曾在重庆负责与刘文辉保持联系的地下党员邹趣涛在《周恩来亲自做刘文辉工作片断追忆》一文中也写道：“这电台一建立，直到西康解放，长达八年，不但使刘文辉本人每天都能直接受到中共中央方针政策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捷报的教育鼓舞，同时王少春又把刘的动态和川康的情况及时向党中央汇报和请示。”[2]雅安王少春机要电台小组如此重要，而他们的经历一度鲜为人知。

秘密派往西康地区的王少春电台小组

周恩来亲自部署和领导的王少春电台小组，有什么主要使命呢？第一，抄送延安新华社的电讯、社论、重要文章，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国内形势变化情况的分析或者指示。

1947年2月，周恩来致电雅安王少春，电文内容是：“见刘（文辉）时可告以下两点：（一）我方坚持一月十三日军事位置及取消伪宪是保证和平的两个最低条件。如蒋仍然拒绝，内战势必继续，打得愈久蒋的兵力会愈不足，后方会愈空虚，其统治将必趋分裂。（二）美、蒋勾结已引起中外人民反对。美愈助蒋内战，所引起的反对将愈大，自己也愈加孤立。故美、蒋勾结，并不可怕，反而会愈加促进中国民族独立运动之发展。”[3]从电文内容来看，中共中央关于国内形势变化的分析和判断也要抄收并转达给刘文辉。在刘文辉儿子刘元彦的印象里，“知道这个秘密电台之前，我父亲回成都或我假期去雅安，就见到他每天看毛笔抄写的新华社电讯稿”[4]。王少春电台小组始终坚持每日将“红色参考消息”的手抄电报送达到刘文辉手中。

第二，侦听和截获蒋介石企图吞并川军的密电，促使刘文辉坚定反蒋决心。1945年10月3日深夜，王少春电台小组收到密电，“蒋介石命令杜聿明以军事突袭解决龙云”，迫使龙云交出云南省主席职务，到重庆去就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以剥夺龙云的实权。王少春立即将此情报转告刘文辉，让刘文辉看清蒋介石控制地方实力派的用意和企图。10月4日，王少春收到蒋介石发表刘文辉为川康绥靖公署副主任的消息，告诉刘文辉：“看来蒋介石暂时不会对你下毒手了，但也不能大意，更不能对蒋抱有任何幻想，这很可能是老蒋一打一拉、杀鸡给猴看的阴谋。”[5]这让刘文辉真正感受到共产党诚恳态度，并意识到不能对蒋介石抱有幻想。由于刘文辉的反控制，使得西康成为蒋介石难以插手的省份。

1948年4月，蒋介石派王陵基继邓锡侯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一切唯蒋介石之命，对地方力量概不买账。刘文辉向王少春密商如何对策，王少春按照上级指示给刘建议：联合邓锡侯、潘文华力量，直接反王，间接反蒋。

1949年1月，王少春电台小组接到中央的指示：“蒋介石正式通电下野，李宗仁继任代总统。请密切注意刘文辉部动态，并及时报告中央。”王少春围绕“南京之行”“对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代总统”“和谈看法”等形势展开对刘文辉的统战工作。他多次开导刘文辉要认清形势和蒋介石的本性，及时将刘文辉的想法整理出来，电告中央。在刘文辉等将领发布起义通电前，王少春电台小组坚持每天深夜向中央通报。

第三，及时传达中央指示，落实党中央对四川地方实力派的统战部署。1948年秋至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接连取得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胜利，占有绝对优势之后，国民党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然而反动统治当局并不死心，妄图划江而治，南北对立。蒋介石决定于1949年1月上旬在南京召开重要会议，进行策划部署。国民党行政院长张群连发三电催刘文辉赴会。刘文辉请王少春向周恩来请示，周恩来复电王少春：“望函蓉告刘，周先生无复电。依你个人意见，认为南京会议为维持反动统治的和平阴谋，也无好结果。新华社新年献词已说得明白，刘最好不去，否则，人民将不能原谅……以后切勿与之谈新政协问题。遇到关键问题，戳穿几句，很有必要……”[6]

几乎同时，中共南方局于1942年4月派遣张文澄、杨才等中共报务员前往云南，建立秘密电台，以进一步加强对云南地方实力派工作。1943年9月，周恩来派华岗（公开身份是云南大学教授）直接同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接触，在云南设立秘密电台与其保持经常联系。

王少春电台保持与中共中央的密切联系，将川康军政动态情况与刘文辉等的思想状况及时上报，有助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对川康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作出及时、准确的决策。

确保王少春电台小组安全隐蔽

面对四川以及西康地区严酷的政治局势和各派政治势力的较量，为确保在雅安刘文辉部安插的中共秘密电台的安全性，周恩来周密部署并严格要求机要联络方式。据曾在南方局负责情报搜集工作的张友渔回忆，1944年他受派遣赴雅安做刘文辉的统战工作时，才知道南方局在“雅安已设置了一部电台，台长是王少春”[7]。张友渔一方面代表组织给予王少春电台小组经济支援，同时也加强对刘文辉的统战工作。他回忆：“我的工作也包括情报工作，每两周往重庆工委送一次情报。送法很多……有时也通过王少春用电台直接报延安，但很少。倒是刘文辉从电台上收到延安新华社广播的消息，经常派人送给我，比我从重庆工委得到的还快。”[8]

曾任刘文辉部的四川军务署长官的李铁夫在1977年《回忆我在革命时代的经历》一文中揭秘了这段历史：“旧政协破裂前，刘文辉在重庆受周总理指示，在西康设立电台，党中央派王向云（王少春）同志担任此项工作。成都《工商导报》王达非同志（地下党员）通知我：王向云同志去西康，除刘文辉以军事力量掩护其进行工作外，希望我在社会方面找人暗中保护。我当即亲自陪送王向云同志到雅安，并亲托陈仲光（二十四军副官长，雅属袍哥头头），运用社会力量暗中保护。”[9]

川东地下党员张永固的父亲是刘文辉与王少春的中间联络人。张永固回忆：“共产党员的党性和纪律性，都使我自觉地、不带任何声色地、自然而然地去关注他的安全，淡化他的身份。……他的存在和他的任何情况，我也没有向‘川东地下党’领导反映，也没有给川西来的同志讲过，以免疏忽、扩散，这是纪律，所以他们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同志在雅安。”[10]1948年，川西地下党胡立民曾联系刘元彦，希望对其父亲刘文辉开展统战工作，才听刘文辉说：“共产党中央早就派有电台住在我们这里了，但他们都是单线联系，中央的联系下面不知道。”[11]可见，当时雅安和四川党组织内部只有少数关键人知晓王少春，严守党的机要秘密是铁的纪律。

此外，在周恩来要求和南方局敦促下，刘文辉派一个连的警卫员驻守在苍坪山下王少春电台小组的住处旁，以保护电台小组人员免受军统特务的侦听和破坏。当时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在雅安设立了三个机构，其目的是监视刘文辉的行动，更是防范刘文辉“通共”。军统的这三个机构，其中一个是以二十四军政训处主任丁国宝兼任站长的军统雅安特别站，它收集到的情报要由军统雅安组的电台收发；第二个是以罗国熙为头目的“西康缉私处”，名为缉私，实为特务活动；第三个是徐伯威为组长的军统雅安组。西康缉私处罗国熙为查清秘密电台向上司邀功，曾派人对苍坪山脚下的住房挨家挨户进行排查，最后把侦察重点收缩在两家居住小独院的住户上，其中一户就是王少春电台小组所在地。[12]当军统特务罗国熙、丁国保、徐伯威三人拟定了一份嫌疑人名单准备向戴笠发电报告前，徐伯威将电文抄给刘文辉，遭到刘文辉阻拦。特务无法靠近王少春的住处，有刘文辉的保护伞，王少春电台小组在雅安也就有了基本“靠山”。

但是，刘文辉犹疑不决的态度常常导致王少春电台小组工作面临危机。据王少春电台小组成员石励回忆：“刘文辉对我们的态度曾发生变化，就像温度计遇上寒潮，水银柱急剧下降。在当时，他不仅撤走了保护秘密电台的警卫人员，由一个连直接减少到一个，还停发了我们的生活费，最让王少春恼火的是电台所需的干电池由最初都送新电池变成旧的、没法用的电池，而没有干电池，电台无法与中共中央或中共南方局取得联系。以前刘文辉派人送来的都是新电池，现在拿来的电池安在机器上信号十分微弱，一经检查原来是旧的。”[13]刘文辉自己也承认，“反蒋失败，转而亲共；亲共之后，继续反蒋。这是我在解放前一个较长时期内政治生活的基本内容。”[14]

1947年3月，当蒋介石部署进犯延安时，解放军由于战略上的撤退而放弃延安，一时间刘文辉对中国共产党能否取得胜利产生疑虑，加之有军统在雅安监视他的行动，刘文辉开始动摇，不想接近王少春电台小组。

电台联络呼号故障，导致与重庆南方局联络不畅，是王少春电台小组必须克服的困难。王少春曾两次去成都向负责四川统战工作的中央特派员张友渔反映情况，张及时向南方局和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决定派邹趣涛，将重新编定的电台呼号写在字条上，隐藏在装有“红灵丹”小药瓶内，送往雅安王少春电台小组。邹趣涛清楚地记着周恩来叮咛他：“事关重要！路上万一出意外，只有连同红灵丹药面一起吞服掉。”[15]

王少春电台小组也常常面临经费困难，周恩来得知后指示王少春到成都联系张友渔，张友渔将四川党组织筹到的“两个金戒指和一个金手镯”交给王少春，王少春藏在漱口杯里，上面盖着洗脸手巾，以防返回雅安路途中被土匪抢劫[16]。

当刘文辉对中共态度犹疑不决时，王少春及时向南方局和周恩来汇报，周恩来首先想到的是王少春小组的安危，立即致电王少春，转告刘文辉，如果不需要电台，请一定买张飞机票将王少春安全送往香港，飞机票钱，中共一定送还[17]。刘文辉接到周恩来的电报指示，深知与中共建立的长期关系来之不易，害怕失去政治上的朋友，无法再与蒋介石抗衡，便又继续向王少春提供必要的物资供给和安全保卫。周恩来这样做让刘文辉明白，确保王少春的安全，是刘与中共保持联系的最起码的条件。中共南方局是王少春电台小组最坚实的靠山。

王少春电台小组实时传达中央的统战决策部署

1949年8月下旬，西安、武汉相继解放，王少春向刘文辉传达中共中央指示：“军事形势的发展很快，估计人民解放军两三个月后即可能向西南进军，军事斗争已经提到了我们首要的议程。”[18]刘文辉即通过王少春向周恩来发去密电：“年来受蒋压迫，积怨难言，以处境困难，只得暗作准备。今已与邓锡侯等部约好，决定投向人民，今后如何行动，请予指示。”周恩来回电：“大军不日西指，希积极准备，相机配合，不宜过早行动，招致不必要损失。”[19]刘文辉部的任务是阻止蒋军窜入西康，以主力封锁成雅公路，一部分封锁乐西公路，并在成雅公路沿线配置机动部队和民众武装展开游击战，与正规战相配合，配合人民解放军将敌人全部歼灭于川西平原，并将其全歼于川西平原。

1949年10月下旬，刘文辉同王少春等人分析局势，商议起义具体步骤以及对蒋策略，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三人为核心，联合一切反蒋力量，在解放军到来之前，配合行动。至此，以刘、邓、潘为首的川康地方实力派的联合起义成为定局。

12月5日，周恩来给雅安王少春电台小组发出指示：“雅安王少春同志：重庆解放，川局即将改观。望即转告刘自乾（刘文辉，字自乾）先生，时机已至，不必再作等待。蒋匪一切伪命不仅要坚决拒绝，且应联合邓、孙及贺国光诸先生有所行动，响应刘、邓两将军11月21日的四项号召。行动关键在勿恋成都，而要守住西康西昌，不让胡宗南等军侵入；万一侵入，应步步阻挡，争取时日，以利刘、邓解放军赶到后协同歼敌。刘先生对此意见如何，望即电复。”[20]

12月11日，周恩来、李克农致电王少春，告知当前局势，“现卢汉已在昆明宣布起义，蒋、胡匪军难退，当有极大顾虑，可能会更加迅速地窜入西康”。为督促刘文辉部随时准备行动，作出具体指示：“你应加紧督促刘部随时准备行动”“及工作同志和机器（电台），应随时准备随军行动，并注意与刘文辉部取得密切联络。”[21]王少春向刘文辉等人转达中央重要指示：（一）西康阻击战意义重大，如果成功，全国解放可以大大提前，需要我们全力以赴；（二）电台关系重大，无论如何要保障畅通；（三）要彻底将成雅路破坏，以阻止胡宗南的坦克、大炮进入西康；（四）袍哥势力不能依靠；（五）要做好疏散工作，以备万一[22]。

新中国成立后，刘文辉回忆这段历史感叹道：“由于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有人民解放军作依靠，同时在整个作战期间又通过王少春与中央军委保持了密切联系，这就使得我们明确了方向，坚定了战志，在优势敌人面前敢于战斗，并坚持到胜利。”[23]

王少春对刘文辉意味深长地说：“你的任务完成了，我的任务也完成了。”[24]

本文系2023年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四川文化建设文献搜集、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SCJJ23ND24）阶段性成果；2024年四川省哲学社科基金“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与红色文化研究”重大项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四川隐蔽战线斗争红色文化资源研究》（项目编号：SCJJ24ZD45）阶段性成果。

注释：

[1][4][14][18]刘文辉：《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8页，第132页，第8页，第49页。

[2]《成都文史资料1989年第1辑：国民党第二十四军起义及改造亲历记》（内部资料）1989年版，第24页。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720页。

[5][9][10][12][22]《黎明前的战斗 续集—西康中共地下党斗争回忆录》（内部资料），2005年版，第23页，第20页，第77页，第199页，第26页。

[6]《成都文史资料第4辑：川康将领刘邓潘起义亲历记》(内部资料），1988年版，第23页。

[7]张友渔：《我做刘文辉的工作》，动《见证红岩—回忆南方局》（上），重庆出版社2004年版，第340页。

[8]《回忆南方局》（一），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65页。

[11][23][24]《彭州文史资料总（第十四辑）：刘邓潘彭县起义专辑》（内部资料），2001年版，第207页，第51页，第5页。

[13][16]《回忆西康（1939—1955）》，（内部资料），2014年版，第178页，第178—179页。

[15]蔡慧霖、安枫等编《崇高的使命—忆战斗在国民党营垒的岁月》（下），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383页。

[17]成都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编《成都文史资料选编》（解放战争卷下·解放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00页。

[19]四川省雅安市志编纂委员会编纂《雅安市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12页。

[20][21]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起义投诚资料 川黔滇康藏地区》，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46页，第49页。

【作者：何薇 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