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学在社会科学里面属于新生学科，正如生物学之于自然科学。国际关系学从法学和政治学中脱胎换骨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到成为今天一门很重要的显学，才经历了区区一百年。而它在中国的土地扎根，也仅仅过去六十年。
在国际关系发展的历程中，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在两次大战期间、大战间隙、战后、冷战期间及其结束等不同时期，不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建构理论、引发论战，已经形成了以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为三大支柱的丰富多彩的国关理论大观园。
在主流之外，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等反思主义流派竞相争鸣。在这些理论之中，与中国日益增长的国际地位和随之而来的维护自身利益需要相不符的是，似乎没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中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与当下的主流国关理论和鸣。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彼得·卡赞斯坦
彼得·卡赞斯坦教授在其新发表的文章中已经阐明了他对于中国学派的观点。为什么要构建中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应该朝着什么方向构建？又应该循着怎样的历程构建？将会遇到怎样的阻力？本文从一个初学者的角度，结合对卡赞斯坦的文章的讨论和对三大主流学派构建历程的梳理，浅要谈谈作者对于中国学派发展的一点感受。
01
现在真的有中国学派吗？
在文章中，卡赞斯坦选取了两个影响力较大的中国国关理论流派，即以阎学通为代表的清华学派的道义现实主义，以及秦亚青和石之瑜的文化关系主义。他分析了这两个带有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理论的某些特征，认为其总体蕴含了西方理论界普遍遵循的牛顿主义世界观，也就是认为世界的本质在不同时空下是同质的，理论应该解决不同时空语境下的问题。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
对于道义现实主义，卡赞斯坦认为，作为一种自称基于牛顿主义世界观的理论，道义现实主义基于春秋时期历史事实和古代文献的研究，无法构建一个对当下的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有现实指导意义的理论。但是其已然表现出了超越牛顿主义的量子物理世界观的倾向。对于文化关系主义，他认为，虽然对人际关系的注重和中国传统儒家中庸思想的重视，对于现实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这个理论并未超出牛顿主义绝对时空观的范畴。
综上，卡赞斯坦认为，中国的国关理论要想真正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学派，应当思考两个问题：一是自己是遵循牛顿主义世界观还是后牛顿的量子物理世界观，二是自己构建的是超越时空的系统理论还是解决特定语境下现实问题的中层理论。在明确自己选择的道路后，中国学派就能避免落入“管中窥豹”的窠臼。
在笔者看来，中国学派可以借鉴现有西方主流观点的分类方法，但不必纠结于“体系理论-中层理论”、“牛顿-后牛顿”或“现代-后现代”的简单二分。在国际关系格局复杂多变、去中心化的结构不断涌现的当下，把握国际关系理论的实质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即使是结构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也没能解决冷战期间的诸多问题，没有预测到冷战的结束。所以，中国学派不必着眼于与三大体系理论齐头并进，而完全可以专注中国自身需要和国际体系某一时空情境下的现实需要进行构建。
02
为什么一定要有中国学派？
构建一个国关理论流派，首先需要从理论的问题意识入手。回顾国际关系三大流派的建构历程，我们可以发现，每一次理论突破都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即与一国的国际地位剧烈变动相称的国际问题视野。
英国学者爱德华·卡尔冷静分析了两战期间西方政治理想主义狂热背后潜藏的欧陆实力升降和孕育的危机，写出了奠基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的《二十年危机》；美国学者汉斯·摩根索面对二战后美国急剧增长的国际地位，在《国家间政治》中总结了国际权力结构对维持世界和平的重要作用，奠定了现实主义在国关领域的统治力；1970年代，在美苏军事实力剧烈变化、美国全球势力扩张急剧收缩的背景下，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又提出了复合相互依赖理论，指出制度性权力的重要性，国际关系自由主义重新抬头，引发了长达20年的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大论战，而至今在国关领域仍具有绝对影响力的肯尼思·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和基欧汉修改后的新自由制度主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孕育而生；随着冷战结束，反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兴起，亚历山大·温特又创造了温和建构主义作为传统理论与反思主义的“中间道路”，指出观念结构与国家行为相互建构的重要性，形成了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三大流派的三足鼎立。
在一战结束后，英美两国学者对本国实力升降和国际体系变化的敏锐把握，促成了无数重大理论突破。冷战结束已经三十年，中国的实力也经历了上升阶段，目前处于机遇与挑战并存的转型期。构建一个国关领域的中国学派，无疑是对中国国际地位剧烈变化的回应，更是对国际格局深刻改变的思考，是十分有意义的一件事。
03
中国学派如何构建？
国际体系的社会建构是当下国关领域的后起之秀，对于中国学派而言仍有巨大的挑战空间。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全方位发展，中国的利益更加需要靠自身的维护来争取。
国际关系理论是世界的，更是民族的。搭建中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首先要界定中国在对外政策方面的核心利益。中国已经成为足以撼动全球供应链的贸易、投资大国，中国的利益需要周边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因此，对外层面中国始终推行睦邻友好的周边外交以稳定地区局势，通过区域主义和多边合作框架实现地区治理，支持全链条的自由开放贸易来维持全球供应链稳定。
依据温和建构主义理论，正是中国在深度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与其他行为体进行互动，才构建了自己这样的身份，从而决定了自己的利益。而这种利益可以通过实现共有观念分配的改变来争取。构建国际关系理论，正是一种影响观念分配的手段。中国学者构建中国学派时，可以注重理论对于国际体系观念性结构的建构作用，以期善用中国学派的理论来推行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政策。
首先，中国学派应该思考理论的目的，也就是对政策的作用是什么。学者们可以从中国近年来推行的战略入手，例如，可以重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大周边”战略、“一带一路”倡议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正面作用，以放大这些举措对全球治理与世界和平的积极影响，同时达成对我国国家利益的维护。这需要具有强烈现实指导意义的中层理论。摩根索在二战后对权力与和平关系的观察，以及罗伯特·吉尔平的霸权稳定论，对国际社会共有观念进行了人为建构，为美国利用联合国维护全球霸权和促进全球稳定提供了合法性。
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外交方针，推动世界和平和平等、共赢，没有争取全球霸权的目标。中国学派可以有意识地建构理论、推行这一观念，形成利于中国推行对外政策的的国际观念结构。此外，学者们还可以从当下国际制度或者国际共有观念暴露出的缺陷入手。美西方保守主义倾向与其构建的自由主义国际制度的矛盾，新自由主义体系难以为继的种种迹象，三大理论论战暴露出的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上的理论缺陷，都可以是中国学派的突破口。
其次，中国学派还应思考理论建设的基础应从何而来。新自由制度主义借用了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许多设定与方法，站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从现实主义三个基本假定中推出了完全不一样的结果，不仅证伪了前人的理论，还反向体现了自己的科学性。而建构主义则是将社会学重视人文和描述的思想重新引入国关理论，为垄断几十年的理性主义体系理论注入了新鲜血液。
中国学派能否也站在某个理论流派的肩膀上，甚至从其他学科跨领域引入新知，从主流理论的基本假定推导出自己的结论？
在形成这些国际关系理论的时候，其思想渊源往往可以追溯到启蒙运动甚至以前，经历了从讨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社会建构，到讨论国际关系这一个过程。三大理论的思想源头都是先讨论一国内部的社会构成，再讨论国际构成。
我国形成自己的学派的时候，或许也可以借鉴这样的历程。中国学派寻找本土理论源头的时候，不必拘泥于与现代国际体系有关联的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王道”思想、儒家的中庸之道，以及政策实践形成过的朝贡体系。中国古代百家争鸣的任何政治、社会、文化观念，都可能是不错的材料。
此外，为了映照现实，中国学派可以从自身经验入手。构建中国学派的时候完全可以从周边外交实践先行验证自己的理论，特别是亚太地区和东北亚地区，以中国易于获取的数据和文献进行理论的检验，如与东北亚、中亚、东南亚等邻邦互动形成的外交经验。其中，中国牵头并全程参与的朝核多轮会谈就是一个意涵丰富的材料。
当然，在开始构建理论之后，如何搭建中国学派理论和中国外交政策与全球战略之间的桥梁，需要中国学者从政策制定者的全局来考虑问题，需要把握好学理和政策导向之间的平衡，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04
中国学派的构建为什么很难？
讨论中国学派构建的难度，可以从最晚成为主流理论的建构主义发展的历程看起。而目前的国关理论界不利于新生学派，特别是盎格鲁·撒克逊学术霸权之外的学派的壮大。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有着深远的思想基础。现实主义从修昔底德对古希腊战局的观察，到民族国家形成时期黎塞留和马基雅维利的政策思想，到启蒙时期霍布斯对社会本质的讨论，再到二战后摩根索和沃尔兹理论化的尝试，经历了长时间的理论沉淀，在合适的土壤下成长为真正引领国关学科建设的理论。
不同于西方从政治学、法学等思想一脉相承，通过不断观察由自身主动构造的国际体系的现实而发展起来的国关理论，中国学派的构建晚于国际关系学科的构建，处于被动、后发状态，势必会受到西方理论深刻的影响。随着美西方与中国在全球层面的竞争加剧，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知识和人才等新兴要素的跨国流动，特别是向中国流动，一定会受到西方学术霸权和话语霸权的阻挠。
但是，理论都是在思想碰撞中日臻成熟。1970-1990年代国关两大学派的“新-新论战”，不仅催生了结构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这对“双子星”，也孕育了自1990年代影响至今的建构主义。如果说复合相互依赖理论是适应国际形势变动的、对经典现实主义的回应，那么新自由制度主义就是对结构现实主义的系统化的反击。
这一时期美国的权力和意识形态都处于动荡调整的时期，危机意识使得两大理论形成了论战，丰富了各自理论的内涵。从多轮激烈的论战中淬炼出来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在冷战后被许多西方学者推广到非西方地区的国际事务，也成为了学界的共识之一。如果说两大基于理性主义本体论、都承认“无政府状态”和“国家作为单一行为体”先验性的理论论战是相互促进，那么建构主义就是从质疑无政府状态预设入手的，造成反理性主义革命的未来主流。
美国第40任总统（1981-1989）罗纳德·威尔逊·里根
同一时期的新马克思主义、世界体系理论、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等反思主义学派，并未像建构主义一样得到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学派的回应。这首先是因为建构主义是美国本土学派，是属于英美学者讨论范围内的。此外，建构主义虽然反对理性主义本体论，但坚持了经验主义的方法论，同样从实证研究入手。因此，建构主义在与反思主义边缘理论有共通之处的同时，还能与两大主流体系理论对话，快速成长为具有影响力的主流理论。
因此，对于中国学派来说，与西方主流理论不能对话是一个可能的风险点，对于中国学派冲破西方学术垄断十分不利。这不仅是因为西方学术霸权的有意为之，也可能来自中西方传统政治思想差异过大、历史发展长期断触的事实。中国学派如果要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必须得到现有主流学派的回应。
首先，中国学派应当有意冲破可能的学术壁垒，主动寻求与主流理论对话。其次，在选取理论道路的时候，要吸取反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潮和世界体系理论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上与主流学派的巨大差异导致不能在理论论战和思想交锋中获得滋养和壮大的经验教训。因此，一定要首先考虑中国学派要发展到哪一层次的问题。
理论革命的好处在于“不破不立”，能够批判和解构当下的话语霸权。中间道路的好处则是对于主流理论当中存在的问题更有针对性，能够从某种程度引发主流理论建构者的反思和回应。在理论建构的时候，应至少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上有部分相通，至少承认部分主流学派的基础、内容、方法、核心假设。
道义现实主义和文化关系主义结合中国传统的“王道”、“霸道”、“关系”、“中庸”理念对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的阐释已经有意识地思考了目标与道路的问题，并已引发西方学者回应，这是一个值得肯定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