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极必衰，吴佩孚种种举措加速派系分化，直系健将组建反吴联盟

北洋军阀时期，各派系之间的争斗如同一场复杂的棋局。1924年，作为直系军阀领袖的吴佩孚，正值其权势达到顶峰之时。他以直鲁豫巡阅使的身份，不仅掌控着中原腹地，还通过对曹锟的影响力间接控制着北京政府。然而，权力的巅峰往往也是衰落的开始。吴佩孚对权力的贪婪与专断，使他在不知不觉中疏远了昔日的战友。他对部下的高压政策，对同僚的打压排挤，甚至对其上峰曹锟的倨傲态度，都在直系内部埋下了分裂的种子。当冯玉祥、王承斌、齐燮元等人暗中结成反吴联盟时，这个曾经显赫一时的军阀集团，究竟会走向何方？

一、吴佩孚的权力巅峰

1924年初，吴佩孚的权力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他以直鲁豫巡阅使的身份，实际控制了河南、直隶、山东三省的军政大权。在洛阳设立的总部成为了与北京政府分庭抗礼的另一个权力中心。

吴佩孚通过一系列军事部署，牢牢控制了中原地区的战略要地。他将嫡系部队第三师布防在郑州至洛阳一线，以第五师控制开封，第三十五师驻守商丘。这样的布局使他能够随时控制平汉、陇海两条铁路的交通枢纽。同时，他还在豫北地区部署了预备部队，可以随时支援直隶方向的军事行动。

在扩张军事实力的同时，吴佩孚还通过经济手段巩固其统治基础。他在河南设立了专门的税收机构，除了正常的田赋外，还征收商业税、牲畜税等附加税。洛阳银行的成立，更是为他提供了稳定的军费来源。这些经济措施使他能够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同时也引起了地方商人的不满。

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吴佩孚采取了一系列人事调整。他将亲信张培元任命为河南省长，李济臣担任军务帮办。在直隶，他通过王承斌控制天津，同时在保定驻扎重兵。山东方面，张宗昌虽名义上是督军，但实际上必须听从吴的调遣。

在中央政府层面，吴佩孚虽然宣称＂不干政＂，但实际上通过曹锟控制着北京政府的重要决策。他在政府中安插亲信，如任命吴光新为交通总长，范源濂为财政总长。这些人事安排确保了他能够影响政府的重要决策。

1924年3月，吴佩孚进一步扩大了势力范围。他促使北京政府将湖北、湖南地区也纳入其势力范围。萧耀南虽为两湖巡阅使，但实际上成为了吴的代理人。吴还通过调动军队，将其影响力延伸到陕西、河北、江苏等地。

在军队指挥体系上，吴佩孚建立了严格的等级制度。他要求各部队将领必须事事请示汇报，甚至连军需物资的采购都要经过其批准。这种集权管理虽然加强了他对军队的控制，但也激化了与部下的矛盾。

这一时期，吴佩孚还积极扩充军备。他在洛阳建立了兵工厂，从日本购买了大量武器弹药。同时，他还在各地设立军事学校，培养军官，为进一步扩张实力做准备。

二、专断独行的政治手段

权力的扩张使吴佩孚的行事作风日趋专断。1924年4月，他在处理地方实力派问题上表现尤为强硬。以直隶省为例，当地许多实力派军官都拥有自己的地盘和部队。吴佩孚以整顿军纪为名，强行调动这些军官的驻地。他将驻扎在保定的第二十师调往石家庄，又把驻守石家庄的第十师调往张家口。这种调动表面上是军事部署的需要，实则是为了打乱地方实力派的根基。

在推行军权统一的过程中，吴佩孚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措施。他在1924年5月下令，所有军需物资必须经过洛阳总部统一采购，各部队不得自行采购。这一命令直接打击了各地方将领的经济来源。天津的军需采购向来由王承斌负责，此令一出，使其失去了重要的军费来源。同样，驻守石家庄的张广建也因此失去了采购军需物资的自主权。

吴佩孚对海军的人事任命也表现出强势干预的态度。1924年6月，他不顾海军总司令杜锡珪的反对，坚持任命温树德为渤海舰队司令。此事引发了北洋海军内部的严重分歧。青岛的海军将领对此提出抗议，认为此举破坏了海军的统一指挥体系。烟台海军营地的争夺更是导致了海军内部的武装冲突。

在地方行政事务上，吴佩孚的干预同样令人不满。1924年7月，他强行干预河南省的盐务管理。原本由省政府管理的盐税收入被划归军部统筹。开封的盐务局长被撤换，换上了他的亲信。这一举动引起了河南省政府的强烈不满。省长张培元虽然是他的亲信，也不得不上书北京政府表示异议。

吴佩孚还插手地方的司法事务。1924年8月，在直隶省发生的一起涉及军人的民事纠纷中，他直接下令军事法庭接管案件，无视了地方法院的管辖权。保定地方法院对此提出抗议，但最终被迫让步。这种做法使地方司法系统的权威受到严重损害。

在财政方面，吴佩孚的专断更为明显。他在1924年9月下令，直鲁豫三省的铁路收入必须优先保证军费开支。这一命令导致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山东省的教育经费被大幅削减，引发了济南等地教师的罢课抗议。直隶省的公路修建计划也因资金短缺而搁置。

甚至在文教领域，吴佩孚也开始进行干预。1924年10月，他下令洛阳、开封等地的报纸必须经过军部审查后才能发行。多家报社因报道不合军部意旨而被勒令停刊。北京的一些报纸对此进行报道后，也受到了警告。这种做法引起了知识界的普遍不满。

三、直系内部的权力角逐

1924年下半年，直系内部的矛盾日益尖锐。冯玉祥与吴佩孚的对立首先在军费分配问题上显现。当年8月，冯玉祥的西北军急需军饷，向洛阳总部请领军费。吴佩孚却以军费紧张为由，只拨付了原定数额的三分之一。此事导致西北军士兵出现哗变迹象，冯玉祥不得不变卖军械来维持军队开支。

吴佩孚与王承斌的关系恶化始于天津港的管理权之争。1924年9月，吴佩孚派员接管天津港海关，直接影响了王承斌在天津的利益。王承斌派人向曹锟上书，指出此举有违北京政府的管理权限。吴佩孚得知后，立即下令撤换了王承斌在天津的多名亲信官员。

齐燮元与吴佩孚的矛盾则源于军队整编。1924年10月，吴佩孚以整顿军纪为名，要求齐燮元部队并入第三师建制。这意味着齐燮元将失去独立的指挥权。齐燮元以部队训练为由推托，并暗中与其他不满吴佩孚的将领联系。

军费分配不公的问题进一步加剧了派系间的裂痕。1924年11月的一次军费分配会议上，吴佩孚坚持将大部分军费用于扩充自己的嫡系部队。这引起了其他将领的强烈不满。据参加会议的张宗昌回忆，会议室内剑拔弩张，几乎发生武力冲突。

吴佩孚对曹锟的态度也日益傲慢。在一次军事会议上，吴佩孚公然反对曹锟关于裁军的提议。当曹锟提出要削减军费开支时，吴佩孚直接离席，导致会议无法继续进行。这种行为严重损害了曹锟在直系中的威信。

各派系间的利益冲突在地方治理上表现得尤为明显。1924年12月，河南绅商联合上书，反对吴佩孚的重税政策。支持这一行动的背后，有王承斌和齐燮元的影子。吴佩孚随即下令逮捕几名主要绅商，引发了更大范围的抗议。

军队将领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加深。吴佩孚的嫡系部队在各地享有特权，常常无视地方军队的利益。在保定，吴系部队强占了原属于王承斌部下的军营。在开封，第三师随意征用第三十五师的军需物资。这些行为导致军队内部对立情绪升级。

直系内部的权力争斗甚至影响到了对外作战。当年底对奉系的军事行动中，各部队之间缺乏配合。冯玉祥部迟迟不向指定位置进军，王承斌的部队也消极应战。这种内部不和，使得原本有利的军事态势逐渐失去。临近年末，吴佩孚在北京主持军事会议时，会场上的座位安排就反映出直系内部的等级之争。那些受到排挤的将领被安排在偏僻的角落，而吴的亲信则居于显要位置。

四、反吴联盟的秘密组建

1925年初，直系内部不满吴佩孚的将领开始秘密串联。冯玉祥率先在西安与各方代表接触，以军事演习为名，与王承斌、齐燮元的代表举行秘密会谈。会谈地点选在西安城外的一座寺庙内，为避人耳目，与会者都化装成香客。

反吴联盟的组建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1925年2月，冯玉祥与王承斌在天津秘密达成协议。双方约定在军事调动上相互配合，共同抵制吴佩孚的不合理命令。他们还建立了秘密通讯渠道，由王承斌的亲信担任联络员，负责传递军事情报。

第二阶段发生在1925年3月至4月间。齐燮元加入了这个秘密联盟。齐部在河南驻军，位置十分重要。为了掩人耳目，齐燮元表面上仍然执行吴佩孚的命令，但暗中与冯、王两部建立了联系。他们利用商人的身份作为掩护，在开封、郑州等地秘密会面，商讨反制吴佩孚的策略。

第三阶段是在1925年5月，更多的直系将领加入反吴联盟。孙传芳虽然没有公开表态，但默许其部下与联盟成员接触。张宗昌也通过特使向联盟传达了合作意向。他们采取了更为隐秘的联络方式，利用铁路职工和电报员传递信息。

反吴联盟的组织形式十分严密。他们建立了三级联络网，最高层只有冯、王、齐三人知晓全局。第二层是由各部亲信组成的联络组，负责协调军事行动。第三层则是分布在各地的情报网，负责收集吴佩孚的动向。

为了筹措资金，联盟成员采取了多种措施。王承斌利用其在天津的影响力，秘密募集商人资助。冯玉祥则通过西北的回族商人筹措军费。齐燮元利用其在河南的关系网，建立了秘密的军需供应线。

联盟成员还在军事部署上做了周密安排。他们将可靠的部队调往战略要地，但为避免吴佩孚怀疑，这些调动都以练兵或防匪为名。在铁路沿线，他们安插了自己的人员，负责监视吴系部队的调动。

同时，联盟成员也在政治上展开行动。他们通过在北京的关系网，向曹锟反映吴佩孚独断专行的情况。在地方上，他们支持商民组织对吴佩孚的抗议活动。他们还利用报纸含蓄地批评吴佩孚的政策，但都避免直接点名。

1925年6月，反吴联盟已经形成相当规模。参与的将领包括直系中的重要人物，其部队分布在河北、河南、山东等地。他们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都做好了准备，只等待合适的时机发动。这个联盟的存在，吴佩孚始终没有察觉，直到后来事变发生时才恍然大悟。

五、军事力量的迅速衰落

1925年秋季，吴佩孚的军事实力开始出现松动。首先是军饷问题日益严重，9月中旬，洛阳总部已无法按时发放军饷。第三军团的士兵出现逃兵现象，仅在一周内就有三百余人逃离。驻扎在郑州的部队更是爆发了小规模哗变，士兵围困军需处，要求发放拖欠的军饷。

军需物资的短缺进一步削弱了部队战斗力。1925年10月的军需统计显示，吴系部队的弹药储备仅够支撑一个月的作战。步枪子弹严重不足，大炮炮弹更是所剩无几。在河南前线，部队不得不减少训练用弹，许多士兵甚至几个月没有进行实弹射击训练。

部队指挥系统也出现混乱。1925年10月底，吴佩孚调动部队时，多个团级单位没有执行命令。第二军团一个团的团长声称没有收到调令，实则是在观望局势。第四军团的一个旅拒绝向预定地点开进，借口是补给线路不畅。

军队的战斗意志明显低落。在与奉系的边境冲突中，吴系部队频频失利。11月初，在河北北部的一次遭遇战中，一个营的士兵未战先溃。驻守在山东西部的部队也在战斗中表现消极，经常出现无组织撤退的情况。

吴佩孚的嫡系部队也开始动摇。1925年11月中旬，第三师一个团的连长带领部下投奔冯玉祥。第五师的一个营在调防途中，整建制开往齐燮元的驻地。这些事件严重打击了部队的军心。

军事指挥权的丧失更为明显。1925年12月，原本受吴佩孚直接指挥的多个部队转而听命于其他将领。天津驻军公开违抗调令，声称要服从地方长官的指挥。保定的部队也以各种理由推脱执行总部的命令。

后勤系统的崩溃加速了军事力量的衰落。1925年12月底，铁路运输中断，大量军需物资滞留在途中。军需处的官员开始出现贪污行为，物资分配出现严重混乱。一些部队不得不就地筹粮，加重了地方负担。

最后一击来自于1926年初。吴佩孚的金融来源被切断，北京的银行收回了军饷借款。军需采购出现严重困难，部队被迫变卖装备维持。一些军官带着部队私自返乡，军纪荡然无存。

各地驻军之间的配合完全失控。1926年1月，在对奉系的军事行动中，各部队各自为战。有的部队明明收到增援命令，却按兵不动。有的部队在战斗中擅自撤退，导致防线崩溃。这种军事指挥的混乱，最终导致了吴佩孚势力在华北的全面衰落。到1926年2月，吴佩孚实际可以调动的部队已经不足原来的三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