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不同，阶段不同，发展的模式也必须顺应调整才行。

过去，强省会是主流发展模式，现在则由过去的强省会过渡到了既要做强省会，又要兼顾区域发展的历史阶段。

于是，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省会与首府开始分权了。

11月份，四川终于审议通过了《关于支持绵阳发挥科技城优势加快建成川北省域经济副中心的意见》《关于支持宜宾泸州组团建设川南省域经济副中心的意见》和《关于支持乐山高质量发展加快提升区域中心城市能级的意见》。

正式钦定绵阳、宜宾-泸州为省域副中心，乐山为区域中心。之前提到的南充-达州副中心方案尚未审议，可能后续会审议通过。

这意味着，将强省会战略执行最彻底的四川省，终于开始不再全力聚焦成都，开始加速分权了。

加速分权的，还有湖南。

近日，湖南省领导班子先后前往衡阳、岳阳两地调研，并于11月15日发布了《关于赋予岳阳市、衡阳市部分省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的通知》。

文件明确提出：

支持岳阳市、衡阳市省域副中心城市建设，决定赋予岳阳市、衡阳市部分省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

下放的省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共14项，包括诸多项目的审批权，药品、医疗器械互联网信息服务审批权等等一大堆。

同时，为了支持两个省域副中心城市发展，在领导班子上也做了调整。由湖南省委常委谢卫江兼任岳阳市委书记。

诚可见，湖南省对推动两个省域副中心城市发展的重视程度。

本号之前就梳理过，包括四川、湖南在内，目前已经有14个省与自治区定调了省域副中心城市。

其中一部分是国家发改委钦定，一部分是省与自治区自主定调。

发改委钦定的省域副中心有7个。

去年国家发改委发布的两份文件中，明确指定了河南省域副中心洛阳；江西省域副中心赣州；贵州省域副中心遵义；陕西省域副中心延安；江苏省域副中心徐州；山西省域副中心长治；湖北省域副中心襄阳。

各省自主决定的情况如下：

广东省早就指定了珠海、湛江、汕头，湖北指定了襄阳和宜昌，湖南指定了岳阳与衡阳，甘肃指定了天水，云南指定了曲靖。

去年，广西发布《广西新型城镇化规划（2021—2035年）》中，直接圈定柳州和桂林为省域副中心。

安徽在发布的《安徽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公开征求意见版）》里提出，芜湖为省域副中心。

各地为了推动省域副中心城市发展，有很多也下放了省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而且，很多也采取了人事高配。

根据“城市进化论”的梳理结果显示，贵州遵义、河南洛阳、湖北襄阳、山西大同、陕西延安、云南曲靖、四川绵阳的市委书记，都是省委常委“高配”。江西赣州更是由省委副书记兼任。

推动省域副中心城市发展，本质就是分省会的权。因为一个省的产业资源有限，政策资源也有限，既然要推动副中心发展，一定程度上会弱化省会的红利。

省会与普通地级市之间，本来就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零和博弈，这就需要省政府和自治区政府居中调节。

过去很多省与自治区全力做强省会，走强省会模式，也是省政府的决定。

比如典型如四川、吉林、黑龙江、湖北、湖南、江西、陕西、河南、安徽、宁夏、甘肃等众多地区。

还有少数省与自治区走均衡发展模式，比如广东、江苏、浙江、山东、辽宁、福建、内蒙古、河北等。

有没有发现两种模式下的地区，有着明显的特点，前者基本属于内陆，后者基本属于沿海。

两种模式，其实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不适合。

比如内陆地区走强省会，主要是因为在改革开放之下，内陆地区根本难以招架沿海地区的发展速度，所以只能弱则核心，壮大省会。

在金庸的天龙八部、射雕、神雕中，丐帮能够上位，成为第一大帮派，依靠的不是人数，而是帮主的武功，乔峰、洪七公，都是顶尖高手，黄蓉也是女中翘楚。而到了倚天中，同样规模庞大的丐帮已经不入流，六大门派围攻光明顶没有丐帮的身影，是因为后继无人。

所以说，一个省要提升存在感，必须让省会出圈。只有省会出圈，才能在头部城市中卡位，为省内争取到好的资源。

如果连一个能打的都没有，资源也会绕道而行，就像中部的江西一样。

它们如果均衡发展，那只能是大家一起穷，强省会是最适合的战略。

走均衡发展模式的地区，有些是时代的选择，有些则是被迫。

广东、江苏、福建、山东、浙江、辽宁的均衡模式，都是时代选择的结果。时代选中了深圳、厦门、青岛、宁波、大连为计划单列市，时代成就了东莞、佛山、苏州、无锡、南通、烟台、温州、唐山等明星地级市。

时代更选中了上海成为东方明珠，在它的带动下，苏南地区都是个顶个的高手，南京很难拥有绝对话语权。

比如河北，就是典型的被迫。

河北其实一直想走强省会路线，带动全省发展。但奈何河北特殊的版图，限制了它这一想法。河北被北京、天津两座直辖市拦腰一分为二。北部的唐山、张家口、承德都在被北京天津虹吸，石家庄的话语权很弱。

中部地带的保定、廊坊、沧州其实也是仰望着北京和天津。石家庄的话语权也就在冀南邯郸、衡水、邢台。所以石家庄一直难以做大，河北也就一直不上不下处在尴尬的位置上。

说了这么多，就是为了强调一个问题，各省的发展模式，是受地理环境、时代环境影响的结果，是时代选择的结果。

对于每个省与自治区来说，最合适的发展模式，就是最好的发展模式。无论强省会，还是均衡，都是强省的方法而已。

强省会，站在普通地级市的角度来看，对自己有弊端，但站在全省角度来看，是最合适的方法。大家一起穷，还是让大哥先富，以便有棵大树可以依靠？

既然如此，过去走强省会路线的省，为何要开始分权？

其实，也是时代选择的结果。其实不光强省会在分权，过去一些均衡发展路线的省，也在有意强化省会，比如山东、福建均提出了强省会口号。

由此来看，各省与自治区现阶段的发展路线，是在“强省会”与“均衡”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比如湖南，2021年发布了《支持岳阳市加快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的意见《支持衡阳市加快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的意见》。

2022年又发布了《关于实施强省会战略支持长沙市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

看似矛盾的三份文件，背后其实就是追求平衡。

最早提出省域副中心的是湖北，定下了襄阳和宜昌，后来很多省与自治区跟进。

这些曾经坚决走强省会路线的省，开始分权，主要是因为强省会战略有其独特的时代优势，当一个省经济偏弱的时候，以强省会模式推动省会与首府率先崛起，通过省会与首府的壮大，争取到更好的资源，带动全省发展。

但是：

第一，在强省会的发展过程中，有的省会虹吸太过，成都、武汉就是个典型。

成都独占四川省GDP的三分之一，四川省四分之一的人口被装在了成都，因此有人揶揄成都省四川市。

从第一城与第二城的差距更能看出成都虹吸的凶悍程度。成都GDP等于5.7个绵阳。成都在四川省一柱擎天般。

除了成都，长春的虹吸度也过了。

长春经济实力等于4.4个吉林市，武汉等于3.2个襄阳，长沙等于3个岳阳，兰州等于3.3个庆阳。

银川、拉萨、合肥、海口、郑州、太原、西宁、昆明，实力都在各自的第二城2.5以上。

在做强做大路上，四川省倾全省之力打造成都，并且协助成都完成了行政区划调整的吞并工作。

西安、合肥、济南、长春等城市，同样有吞并行为。

这样的行为已经触发了不少地级市的不满，比如安徽芜湖。芜湖今年先是在官方平台发布了《“一城独大”不是春》的文章回怼合肥。

之后又发布了《芜湖市推进省域副中心城市建设实施方案》，提出了一系列很难完成的任务，比如到2027年，GDP要力争8000亿元，到2035年人口要突破500万。明里暗里要求合肥分权。

此外，也引发了中央对地区发展格局的思考。

2020年开始，国家对地方城市发展模式，做出了新的定调：

2020年，求是杂志上发表了《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定调了中国城市未来的发展方向。文章明确提出：中西部有条件的省区，要有意识地培育多个中心城市，避免“一市独大”的弊端。

2022年国家发改委印发的《2022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文件中，再次明确提出，“严控省会城市规模扩张”。

2022年中央发布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再次强调，推进超大特大城市瘦身健体，严控中心城市规模无序扩张。

三令五申之下，一批省会与首府城市的扩容梦碎了，同时中央和各省市开始设立省域副中心，目前已经有14个省会与首府开启了分权。

第二，当一个省的经济体量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双核心乃至多核心共同带动才是王道，富则兼顾。

君不见东南沿海经济强省，无一例外都是双核乃至三核。

广东有广深双核，还有佛山、东莞两大万亿级别城市助攻。江苏更是如此，13个城市号称十三太保，江苏省内无弱市。浙江有杭州、宁波双核。山东有青岛、济南组成的双核。福建有福州、厦门、泉州三核心。

这些优秀的成功案例在前，河南、湖北、湖南、四川、陕西等已经成长起来的大省，也到了该双核的时候。

至于江西、广西、云南、贵州、甘肃、山西等地，窃以为尚没有打造省域副中心的必要。

这些省与自治区的省会与首府，GDP尚未过万亿，自身还没有壮大起来，走强省会与强首府路线更妥当，先把省会与首府的武功练好，等到能打时，才是寻求均衡的时机。

总而言之，本号以为，各省的路线制定，应该坚持八个字：强则兼顾，弱则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