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次来是传达一句话，周恩来先生请你归队，继续为革命工作。”

1948年9月，时任国民党海军《中国海军》月刊社的社长总司令部政工处上校专员郭寿生家里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就在郭寿生纳闷之际，来人说了一句话，却让他先是一愣，然后情不自禁的热泪盈眶。

“请党分配任务，一切听党指挥。”

郭寿生为了等这一天到来，已经等了21年。

在三大战役尚未开始时，党中央就已经把目光关注到了全国解放事业，考虑到未来渡江战役的种种可能，中央要求在白区展开深入的地下工作，除获取情报外，应尽可能的接触一部分国民党军将领，并积极策动他们起义。

当时，以林遵为首的国民党军第二舰队，当时该舰队掌握着国民党军海军舰艇的主力，负责长江中下游的防务，如果能够策反的话，将为后续我军发起渡江战役提供很大的帮助。

对于林遵率领的国民党军第二舰队的策反工作，中央一开始就高度关注。

负责情报策反工作的李克农与杨尚昆曾找周恩来商量，究竟应该派谁去合适？

周恩来那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郭寿生的名字

“潜伏了这么多年，也是时候将他唤醒了。”

为此，周恩来特意指示中共中央情报部驻沪机构负责人吴克坚。

“找到那个人，并告诉他，是我叫他归队的。”

尽管时隔多年不见，周恩来对郭寿生的信任，让人动容。更让人感动的是，郭寿生与党组织中断了20多年联系，仍然赤诚不改，也让人钦佩。

郭寿生1900年出生于福建闽侯，父亲早年曾在乡当私塾先生，不过幼年时，郭寿生便被二伯父家，由二伯母抚养，二伯母去世以后，郭寿生又被托给了舅舅黄展云、黄翼云敷衍，而两个舅舅都是同盟会会员，因此郭寿生很早便接触到了革命思想。

1916年7月，海军总长程璧光在上海成立招生委员会，当时郭寿生以福建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烟台海军学校，从此也开启了他波澜壮阔的一天。

在烟台海军学校期间，郭寿生几次参加学生运动，特别是在五四运动爆发以后，郭寿生也在海事学校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人，比如后来是中共党员的李之龙。

1920年春，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普及，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郭寿生、李之龙也在海事学校秘密组织了读书会，组织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资本论入门》等革命书刊。同年年底，郭寿生到北京大学，参加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当时的中国，郭寿生是属于较早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人之一。

1921年7月，党的一大召开以后，驻上海的中共中央局派邓中夏到烟台，向郭寿生了解在部队开展兵运的情况，一个月之后，中国劳动组织部北方分部也派了王荷波与郭寿生晤谈。

王荷波注意到了郭寿生思想进步，便有意发展他为组织成员，不久之后，在王荷波介绍下，郭寿生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郭寿生后来在烟台创办了《新海军》的月刊，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海军之中最早的宣传读物。

1923年，经王荷波、恽代英介绍，郭寿生转为中国共产党。

郭寿生也就此成为烟台第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员。

周恩来与郭寿生认识是在大革命时期。

从1926年10月，上海的工人先后发动了三次武装起义，郭寿生的党组织关系经罗亦农转调到上海，参与起义，并负责策反海军“建威”“建康”两舰。周恩来对海军的策反工作很重视，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前，曾多次听取郭寿生的汇报。

多年之后，郭寿生仍然能回忆起当年往事：

“当时周恩来同志和我就在一张办公桌，面对面地办公，周恩来同志对我的工作很支持，而且对我本人也很了解。”

不过，很可惜的是，大革命失败以后，郭寿生领导的以共产党员为主的新海军社也遭到了敌人破坏，郭寿生也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党中央那时并没有放弃在海军的工作，为此特意派王一飞与郭寿生联系，叮嘱他暂时忍耐，潜伏待机。

1929年6月，南京政府成立了海军部，郭寿生被安排到了海军部编译处任职。

郭寿生虽然是打入了国民党军海军系统，但并没有受到重视，始终以闲职在海军部，当局也曾几次怀疑过郭寿生的身份，所以尽量不让他在前线有带兵的机会，好在当时国民党海军掌握在闽系手中，而郭寿生是福建人，几次查察均幸免于难。

1938年1月，海军部改制为海军总司令部，郭寿生出任海军总司令部少校候补专员。尽管此时抗战已经爆发，但郭寿生仍然难有用武之地。

1938年3月，郭寿生的舅舅黄展云到重庆，希望蒋介石能同意他到福建去领导抗战，事实上作为闽系代表，黄展云如果能去福建，对于当地的抗战形势很有利，但蒋介石出于忌惮，并没有同意。

郭寿生一路陪着舅舅到武汉时，黄展云的侄子李庚就陪在身边，他是一名共产党员。黄展云当时希望李庚能代表他去联络周恩来等中共党员，郭寿生一听也是大喜过望，希望能借此恢复党组织关系。

很幸运，李庚通过蒋南翔的关系，与周恩来建立了联系，借着这个机会，郭寿生在八路军办事处与周恩来碰了一面。

从后来结果来看，周恩来并没有立即同意郭寿生恢复党组织关系的想法，而是将他安排到了南京海军电雷学校从事兵运工作。

周恩来这一安排是很巧妙的，因为当时隶属于国民党当局的海军是属于闽系管辖，一直不大服从，蒋介石希望能对海军重新整顿，另外建立一支不属于闽系管辖的海军，于是才有了后来的海军电雷学校，这个海军电雷学校名义上是属于海军，实际上归军政部管，该校从教官到学员都是尽量避免福建籍人，显然周恩来安排郭寿生到海军电雷学校，是希望他借此机会，攀到国民党军高层去。

郭寿生在该校，无疑是属于另类存在。

在国民党海军之中，郭寿生虽然能受到保护，但始终难以到一个关键位置上，原因也只有一个，即不被信任。

不过，郭寿生好朋友很多，比如同林遵。

之前我们提到过，郭寿生有个舅舅叫黄展云，而黄展云有个岳父叫刘步蟾，是清末定远舰管带，威海卫海战中自杀殉国。而林遵是民族英雄林则徐的侄孙，他的父亲林朝曦也是清末海军艇长、海军电雷学校学监。

尽管没证据表明两家祖上有不错的关系，但相似的出身更容易让他们走到一起。

值得一提的是，郭寿生与林遵曾同在烟台海军学校学习，大革命时期，郭寿生组织“新海军社”，积极相应北伐，这个“新海军社”尽管是作为党的外围组织存在，但是也有不少非党人士，林遵当年也曾积极加入其中。

不难看出，林遵与郭寿生交情很深。

到解放战争末期，中共中央决心对林遵率领的第二舰队展开策反，郭寿生自然是那个最合适的人选。

1948年9月，中共中央社会部驻沪情报组织负责人吴克坚找到林亨元，并告诉他：

“可以通过郭寿生争取第二舰队司令林遵。”

“郭寿生是福建福州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国民党海军内部秘密建立了中共外围组织“新海军社”，任海军月刊杂志社社长，曾参加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中央指示郭寿生设法潜伏于国民党海军内部做地下工作。由于国民党特务监视严密，他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现任《海军月刊》主编。”

吴克坚对林亨元详细的介绍了郭寿生，并要求林亨元想尽办法同他交朋友，并叮嘱他：

“现在是革命高潮，我们的工作要大力开展，你要放手搞情报、策反工作，国民党已把海防第二舰队调进长江，企图利用这些“水上活动堡垒”和长江天堑，阻止解放军渡江。中共中央要求设法打进第二舰队，争取和团结一批有爱国心、反对内战的人，组织他们起义。”

其实无需嘱咐，当郭寿生意识到林亨元是党组织派来与他接洽的人后，毫不犹豫的就接受了任务。

尽管党内从事地下工作的人中，还有不少是属于其他不同线的人在接触林遵，但林遵最先见到的，其实还是郭寿生。

接了党组织任务以后，郭寿生私底下约见了林遵很多次，话里话外问他对时局的看法，当时林遵已经对腐败的国民党当局失望透顶，在郭寿生的劝说下，林遵萌生了起义的想法。

在郭寿生引荐下，林遵与林亨元见了一面，三人一起就起义的具体事项进行了一番谋划。

时隔多年，林遵对此仍印象深刻：

“我通过与郭寿生、林亨元的会见谈话，与中共中央地下组织建立了直接联系，这也使得我在长夜中看到了曙光，黑暗中看到了光明。”

为保证万无一失，当时中共上海情报组织的负责人吴克坚还积极联络了何友恪。

何友恪是国民党军爱国将领，后受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影响，加入中国共产党当年，何友恪与林遵一同在“新海军社”，两人虽无深厚的交情，却始终彼此欣赏。

何友恪私下里与林遵约见了三次，从一开始试探到双方相互交心，终于统一了一致意见。

因为林遵是1948年2月才调到海军海防第二舰队任司令的，对下属各个军官都不是很熟悉。但是，任国民党海军司令部人事署参谋何友恪，暗中调了一批林遵熟悉的海军军官到第二舰队。

不仅如此，何友恪还陪同林遵到第二舰队下属各舰巡视，争取做到短时间内熟悉各个舰艇军官，为后来起义充分掌控部队奠定了基础。

到1949年2月25日，国民党重庆号巡洋舰在上海吴淞口宣布起义，消息传来，林遵大感振奋，立即派亲信欧阳晋去上海联络郭寿生，商量起义的具体计划。

不过，郭寿生当时反常的举动已经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处境比较艰难，中共中央社会部本来打算让林遵直接与第三野战军联系，但因故未联系上，只好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林亨元负责与林遵联系、

考虑到渡江战役在即，中央指示林遵，可以先按兵不动，等到大军过江时，在调转舰艇炮口起义。

1949年4月23日，林遵从海军司令部回来后，着手安排起义，并要求舰艇官兵实行无记名投票，虽然也有不同意见，但同意起义者占绝大多数官兵。

由此可见郭寿生、何友恪在背后下的苦心。

林遵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一级解放勋章。

郭寿生离职后，仍然在南京、上海等地奔波，联络原“新海军社”的成员，积极策划起义。根据资料统计，通过郭寿生联络的国民党军海军起义就有17起，大小舰艇97艘，起义官兵达38000余人。

上海战役前夕，国民党当局决定炸毁江南海军造船所，并带走全部的技术员和机械设备，消息传来时，上海地下党组织立即联系到郭寿生，希望他能通过关系，领导工厂工人展开护厂斗争。也因为这个缘故，国民党当局恼羞成怒，派人抄了郭寿生的家。

在郭寿生的努力下，江南海军造船所的绝大多数好的机器和一大批技术骨干被保存了下来，为后来人民海军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1949年9月，华东海军司令部研究委员会成立，郭寿生受邀从上海赶赴南京，出任委员会副主任。并受邀出席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并参加了开国大典。

郭寿生一生致力于海军建设，可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才真正有了用武之地。

1950年4月，中央军委下令成立“海军司令部研究委员会”，郭寿生又受邀出任副主任，他领导海军技术人员全力攻关，研究关于海军成立以及作战等问题，写了不少的研究资料供参考。不仅如此，郭寿生还积极写信给那些拒不出仕、远走海外的老同学、老朋友，呼吁他们脱离蒋介石集团，回归到祖国的怀抱中。

1955年1月，郭寿生被授予了“三级解放勋章”。

尽管为人民海军建设事业做出很大的贡献，但郭寿生生前却很少提自己作的这些事儿。

他的女儿郭丹珊回忆父亲时称：

“父亲在家从不提自己有多大贡献，公私分明，生活中更是言传身教，提倡极简的生活方式，家里连家具都是最简单的，子女上学也不让蹭公车。受父亲影响，郭丹珊从小就吃苦耐劳，上大学时，经常下乡劳动，挑水、翻地，肩膀都磨破了。”

郭丹珊是郭寿生最大的子女，出生在1941年，当年曹惠芳怀着孩子正跟随难民向西南逃，在湖南山区一个叫丹珊的寺庙里躲避时，天上日军飞机呼啦啦扔下一串炸弹，等到轰炸完，孩子也生出来，为了纪念那个悲惨的年代，郭寿生给女儿取名叫郭丹珊。

在所有子女中，郭丹珊是陪伴父亲最久的孩子，也受父亲的影响最深，当年读大学时，本来郭丹珊是想要报医学院，但在父亲劝说下，改报了农学专业，郭寿生曾在农村工作过一段时间，亲身经历过农村生活的艰辛，于是他把改变农村生活环境的愿望全部都寄托在了女儿身上。

郭丹珊对父亲两件事印象比较深。

一件事是父亲对他说当年考烟台海事学院，因为个子小，差点被淘汰，但因为他数学第一、英语第一、游泳第一，最后破格录取。

另外一件事是加入共产党，当年在北大，李大钊先生秘密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郭寿生是其中仅有的两名海军军官之一，并且还给李大钊先生当过通讯员。

郭寿生晚年一直对此事引以为傲，曾骄傲的对女儿宣称：

“我曾是烟台地区宣传马列主义第一人。”

对于这些事儿，郭丹珊一开始以为父亲是吹牛，一直到晚年，她才意识到，父亲对她说的应该是真的。

郭丹珊后来也很少提自己所做的事儿，因为她始终觉得，与父亲相比，自己做的还是太少了。

1961年9月，郭寿生患病住院，周总理得知消息后，亲自赶赴医院探望，并关切的询问：

“你有什么需求，尽管提出来，国家帮你解决。”

郭寿生微微一笑，摇摇头说道：

“总理，没什么需求，劳烦你费心了。”

其实，郭寿生那时生活很困难，不仅仅是他自己重病，妻子曹惠芳也体弱多病，女儿郭丹珊也才20岁，另外两个孩子年纪更是不大，根本没办法照顾他们夫妻俩，但郭寿生为了不给国家添麻烦，硬是没有提这件事。

1963年7月，海军总司令部研究委员会撤销，郭寿生回福州老家养病，住在广积营海军大院，从少年时满怀宏愿离家，到晚年时归家，郭寿生始终没有变。

1967年3月，郭寿生病逝于福州，享年66岁。

2015年，郭丹珊把父亲生前保存的一部分手稿和照片以及生活用品，全部捐给了福州市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