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虔 来源：《外交官说事儿》

作者简介

唐虔 1950年生于北京，在清华园长大；1968年从清华附中到晋西北农村插队；1973年进入山西大学学习；1978年考取研究生和国家公费留学资格，次年赴加拿大温莎大学留学，获得运动生理学硕士和生物学博士学位。

1985年进入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先后任二秘、一秘，从事中加高等教育交流和留学生管理工作。

1989年回国，任国家教育委员会（后改称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司综合处处长，1992年调任陕西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

从2012年开始，教科文组织和儿童基金会合作，在世界银行和其他伙伴机构的支持下，主导了“2015年后全球教育发展议程”的磋商。

2014年，“开放工作组”提出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初步建议中的“目标4（教育）”反映了这场磋商达成的共识。

教科文组织的人文主义理念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在教育不断受到“功利化”侵蚀的今天，这个结果来之不易。国际教育界对建议的目标基本上是满意的，但是要将这个以后15年指导全球教育发展方向的目标落到实处，关键是全世界各国政府必须对实施“议程”以及到2030年达标做出政治承诺。

作者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负责教育事务的助理总干事，是迄今为止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负责教育的最高官员。这是作者的助理与秘书团队。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很早就开始计划在2015年召开一次类似2000年达喀尔“世界教育论坛”那样的全球教育峰会，邀请世界各国决策者与会，要他们做出政治表态。

2014年初，我们就开始了为举办“2015世界教育论坛”的一系列准备工作。从2014年下半年到2015年初这半年时间里，我们与儿童基金会合作，密集召开了五个地区部长级磋商会和九个人口大国教育部长会议，讨论建议的新议程。

会员国积极性非常高，总共有9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长或副部长出席了这些磋商会。每个会我都亲自到场，并且在会上介绍《马斯喀特协议》建议的总体目标和七个具体目标，以及“开放工作组”建议的七个具体目标和三个实施方式。新议程的框架、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得到了所有参会的会员国代表的认可和支持。

在国际教育界活跃着众多非政府组织，它们除了协助官方办教育外，还有监督各国政府落实向国民提供教育机会的责任，因此许多政府对这把“双刃剑”常常是又爱又恨。在这次磋商过程中，我要求团队务必为非政府组织发声提供条件与支持。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简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英文缩写为UNESCO，成立于1945年11月16日，总部设于法国巴黎，现有193个成员国和12个准成员，其使命为“于人之思想筑起保卫和平的屏障”。

教科文组织早就有一个“全民教育非政府组织集体咨询机制”，囊括了教育领域最有影响的全球、地区和国家一级的400多个非政府组织。

2014年5月，我们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召开了一次非政府组织集体磋商会议，会议发表的宣言明确支持教科文组织的立场。我们邀请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列席了所有地区部长级会议，我们对他们的重视与善意得到这些非政府组织的热烈回应。在会上，他们的发言往往比官方代表的表态更为积极进取，常常会出现在会议上他们“逼迫”部长们做出更多承诺的有趣现象。

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我的团队开始起草世界教育论坛的两份主要文件——《2015世界教育论坛宣言》和《2030教育议程行动框架》。

《2015世界教育论坛宣言》（后来被称为《仁川宣言》）是最重要的政治文件，要表达所有与会国政府实施议程并在2030年实现所有目标的政治承诺。这种文件切忌冗长，我对团队说文字不能超过20段。

《2030教育议程行动框架》（以下简称《行动框架》）则是为了协助会员国将来在国家层面实施议程，详细阐述议程的总体目标和愿景，并“解析”各项具体目标，描述具体目标涉及的概念的技术性文件。两份文件的初稿完成后交给“全民教育指导委员会”审议。

我与挪威的威德勒担任委员会的联合主席，两位副主席是来自日本的吉田和来自巴西的卡米拉·科若苏。我们为指导委员会选择这三位“领导成员”也很费了一番心思。除了他们的能力出众，威德勒来自会员国政府，吉田是大学教授，卡米拉则是一个有很大影响力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全球教育运动”的主席，他们代表了官方、教育界和民间的不同立场，同时他们分别来自欧洲、亚洲和拉美，有着不同的地域视角。

会员国，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对委员会的成员来自何方都非常敏感。他们需要有“自己人”以确保自己的利益与诉求在文件中得到反映。在国际组织办事，这样的细心考虑、寻求平衡是获得预期成果的保障，断不可掉以轻心。

《仁川宣言》的起草工作很顺利，我的团队将文件长度控制在20段。随后我以教科文组织的代表和委员会联合主席的双重身份主持了两次指导委员会会议，对《仁川宣言（草案）》文本逐段推敲。

起草《行动框架》文件以“开放工作组”建议的可持续发展目标4（教育）下面的七个具体目标加三个实施方式为框架，进展也比较顺利。此时在联合国方面“可持续发展目标4（教育）”及其具体目标仍然没有最后定稿。它们不定稿，我们也不好在论坛上通过《行动框架》文件。因此，指导委员会决定《行动框架》文本将只作为建议草案提交论坛讨论。

论坛之后将建立一个起草工作组继续修订这个文件。待2015年9月联合国峰会正式通过可持续发展议程之后，在2015年11月召开一次有各国政府代表、有关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代表出席的“特别高层会议”，最后批准《行动框架》。

- 未完待续 -

【来源：《我在国际组织的25年》（出版于2020年9月）

作者：唐虔

编辑：《外交官说事儿》凤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