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是一条狗，只会狂吠，可我狂吠了一百年，也没有把沉睡的中国叫醒”。

这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创始人马相伯临终前对自己的自述，马老一生为国为民，曾在国家危难之际将自己的3000亩田产全部捐出，已是99岁高龄时，却依然努力救助那些被捕入狱的爱国学生，可就是这样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却被人诬陷为走狗、卖国贼，甚至连母亲都不认他。

那么马相伯为何会被说成卖国贼？他又为何要说出自己是狗这种话呢？他的晚年又遭遇了什么？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位老前辈的艰难救国之路。

马相伯是江苏丹阳人，他生于1840年，此时中国被西方列强用铁甲利炮轰击大门，开启了长达百年之久的屈辱历史，因为他的双亲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所以在他很小的时候，马相伯就接受了天主教的洗礼，十二岁那年，马相伯孤身一人开始了他的求学生涯，当时还很年幼的马相伯，从江苏省丹阳出发，随后抵达了上海，到法国耶稣会创办的圣依纳爵公学念书。

后来，马相伯又上了小修院和大修院，在那里，他天资聪颖，勤奋超群，并且学习法文、拉丁文、希腊文等外语，还掌握了哲学、神学、数学，天文学等学科，渐渐的，他成了一位博学多才，掌握了七种不同的语言优秀学生，并获得了学院的博士学位，因为资质的优越，马相伯三十岁时，就成了伊那斯公学的校长。

1876年，中国爆发了一场严重的大饥荒——“丁戊奇荒”。根据当时报纸上的记载，在受灾最重的几个县里，人们像是野兽一样，相互抢夺食物，许多的村庄中有70％的村民死去，马相伯在报纸上读到这则新闻后痛心不已，于是决定要为这个国家做些什么，很快，马相伯就利用自己在教堂中的威望，筹集到2000两银子，这些钱马相伯一分没花，全部都赈济给了难民，而令马相伯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救济行为，竟然遭到了当时所在教堂的批评。

随后教堂以“幽禁省过”的理由将马相伯关了起来，在“幽禁省过”的过程中，马相伯进行了一次痛彻心扉的思考：难道耶稣没有更多地关怀那些处于困境中的穷人吗？

“你们这些穷人是有福的，神的国度属于你们。愿你挨饿的人得到祝福，因为你即将得到满足。那些哭泣的人，是幸运的，他们将会欢笑，而自己用自己筹集到的钱去帮助那些“贫穷、饥饿、哭泣”的人们，完全是按照耶稣的意愿去做的，却被教会“幽禁省过”？

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和质问，马相伯终于意识到了教会的博爱是多么的虚伪，这些西方人的慈爱是多么的廉价，他门口中所说的平等根本不存在，于是马相伯当众宣布，自己要离开耶稣会，回归世俗！在这样的情况下，马相伯离开了耶稣教廷开始了自己的外交工作。

在那个年代，教会牧师兼公立学校校长的马相伯，可谓是十分出门，许多人都赞扬他是一位得天独厚的人才，但他却舍弃了这些，去给了李鸿章的幕僚，平日里与李鸿章讲授哲理，“国之兴亡，匹夫有责”，马相伯立志要以一身才情，为中国效力，可是，他的志向却被人怀疑，由于出身天主教，1886年，李鸿章请马相伯去美国借钱，为清朝建立一支新的海军，马相伯没有辜负朝廷的信任，但因为借到的钱数目巨大，朝廷开始对马相伯起了疑心，认为他与西方人走的太近，随后。马相伯因遭到排挤而主动离职。

很快，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兵败如山倒，鸦片战争后，中国又一次陷入了低谷，一个弱小的国家，怎么可能有外交？李鸿章无奈之下，被迫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马相伯因自己曾经为外交官的副手而被冠以“卖国贼”的骂名，就连他的母亲，也对他破口大骂，说再也不想见他了，而两人在一次见面的时候，母亲就已经与自己阴阳相隔了，然而没过多久，自己的弟弟也病倒在了办公桌上。

1899年，也就是光绪二十五年，失去了母亲和弟弟的马相伯心灰意冷的返回了上海，在那里埋头研究、翻译、著述，同时，他还在为中国青年的未来而努力，经过深思熟虑，这位六十多岁的老者，终于想出了一个救国可行的办法，那就是发展教育，马相伯下定决心，这次不管是谁，都拦不住他了。

教会的经验让他变得格外豁达，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破家立业。1900年，也就是光绪26年8月，他将上海3000亩田地，全数捐献给江南天主教，设立“中西大学堂”，并对外承诺了，大学建好后，将所得款项用作助学贷款的借据，虽然之后他在学校的道路上经历了一些波折，但是在这场争斗中，他收获了他人的尊重。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南洋公学因“墨水瓶事件”而出现大规模的辍学，这一事件让全国上下的学生都团结了起来。马相伯素来以“教育兴国”为己任，他深知清王朝衰败，国力衰微，必须兴学，才能开民智，因此，他在中国建立了第一所私人大学，名为“震旦”大学，“震旦”取“旭日初升，前途光明”之意，梁启超曾言：“今日，我之故土，有一所完整而有条理的私塾，这真是令人欣喜若狂。”

震旦学院是中国最早的一所私立大学，它以“学术独立、思想自由”为学校精神，同时也是“有教无类”的办学理念。创办后不久，有一位山西少年，因为以“反诗”讽刺清廷而被人追捕，逃往上海，在绝望之中，他来到震旦大学。马相伯不仅欣然接纳，而且借着清廷无法搜查外国教堂的机会，对这些青年进行了很好的保护。这个人，就是中国现代民主革命的开创者，著名的四大书画家之一——于右任。

“不以空言抒愤，救国必先科学。”于右任将马相伯的教导铭记在心，多次强调：“生我者父母，育我者先生！”其后，于右任作为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开山鼻祖，更是把“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思想贯穿于其所办的教育事业，1905年春，也就是光绪三十一年，耶稣教会觊觎震旦大学的声名，欲将其改组成一所教会式的学校，并再次任命一位法国牧师为总教官，并修改了管理政策，制定了新的规则，以取得绝对的掌控权。

同学们知道这件事后，立刻表示抗议，并拆掉了校牌，所有同学都签了退学协议，马相伯再次支持了自己的学生，其后，在张骞与严复的大力支持下，马相伯带领学生们，于江南沿海另设复旦大学，这就是现在的复旦大学的前身。

辛亥革命期间，马相伯虽然已经七十多岁，但依旧受到了不少政客的尊敬，在1914年，有一个学生为了安抚马相伯的丧子之痛，向其捐了一万块钱，不过，马相伯后来还是将这些钱捐给了启明女中，作为学校教学资金，九一八事件后，马相伯已经九十多岁了，他四处游荡，为的就是让中国人民重新振作起来，当年，马相伯亲自出马，筹集到了10万元，并且将所有的款项都投入到了支持抗战的行动之中。

抗日救国“七君子”被捕后，马相伯虽已垂垂老矣，但仍积极参加营救行动，在马老的努力下，“七君子”终于从牢狱中被解救了出来，“我只是一条狗，只会狂吠，可我狂吠了一百年，也没有把沉睡的中国叫醒”。马相伯宁愿做一条“狗”，也要将这个国家从沉睡中唤醒，这才是真正的铁骨铮铮，真正的热血！

马相伯从生到死，经历了整整一百年的风风雨雨，如今马相伯在松江的旧宅现在还保存着，它的大厅上有一块“生德堂”的牌匾，是1905年复旦创办时，当地民众送来祝贺时所作。

虽然马老在没有看到战争的胜利就去世了，但马老如果看到了如今中国的面貌，一定会十分欣慰，因为他一直期待着今天的中国，期待着中华的繁荣，而复旦的名字，也没让他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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