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9月，夏去秋来，在武昌火车站，武汉大学迎新的大卡车送我去报到。

1968年12月底，推迟半年后毕业了。那天雨夹雪，武汉大学一辆大卡车，把我送到江陵县三湖农场，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

情景恍若隔世，记忆刻骨铭心。

看到今年大学生或毕业，或入学，让我想起武汉大学往事。

1964年9月，我乘4小时绿皮火车，从家乡信阳去武汉，新生报到。

穿白短袖衬衫、深蓝长裤、白球鞋，背着背包，提着网兜，兜里装着搪瓷洗脸盆、茶缸子、搪瓷饭碗等杂物。

车到武汉，一出站，广场上，满眼一所所大学的迎新站，校旗招展，横幅醒目，第一眼看到的是武汉大学迎新站。站里的师哥师姐也迎着我跑来，握握手，问几句，行李上车，人上车，解放牌大卡车，凑够一车人，驱车武汉大学。

在车上，有位高大帅的师哥问我：“你这么高的个子，会打篮球吗？”我说不会。他说：“练练吧！练练就会了。”他说他是校篮球队的，物理系的XXX，想打篮球找他。

在卡车上，我踌躇满志，大学生真是比高中生好，大武汉真是比小信阳好，普通话真是比河南话好……

我考上大学了，4年后，分份工作，分套房子，娶个媳妇，给父母寄点钱……

憧憬大学毕业后的小日子。

当年，我既没有宏图大志，更没有政治野心，书生一枚，白纸一张。

半个多小时后，卡车开到武汉大学四区操场，图书馆学系楼旁。图书馆学系的师哥师姐帮我提着行李，送进宿舍，三张双层床，我选了靠窗户的上铺。

师哥师姐帮我领了个小板凳，说是去操场开讨论会、上小操场看电影时帶着，还帮我办了饭票，一月伙食费13.50元，0.45元一天，饭票像一大张联张邮票，吃一顿撕下一小张。

校园美丽，师生和谐，上大学，真好！

无奈好景不长。

从1964年秋，到1966年夏，一年多的大学生活，虽说许多时间“搞劳动”，毕竟还上过几天课。

从1966年夏天开始，风云突变，天翻地覆，揪“三家村”，斗“走资派”，整“反动学生”，人咬狗，狗咬人，腥风血雨，昏天黑地。

到1968年底，总算毕业了。毕业后去哪里？到农村去，来一个动员！

1968年12月底的一天，几十辆解放牌大卡车停在校园，因为那天雨夹雪，卡车搭上帆布篷。我要上的那辆卡车停在三岔路口的水塘边。

上了车，人挤人，找个角落坐在背包上。

我发现，车厢后的挡板边，坐了一位穿军大衣的壮汉，表情威严，不知是工宣队员，还是武大的职工。他的任务是送我们去农场，坐在后面，大概怕有人跳车逃跑。

谁敢跑？档案袋在人家手里，分配工作的派遣证、户口关系、粮油关系等在人家手里，还有即将到手的43.50元月薪，叫跑也不跑的。

从武大到三湖，路泥泞，北风寒，我心凄凉。

我知道，从这一天开始，我已经不是武汉大学的学生，而是三湖农场的农民。

我知道，从这一天起，我不再有武汉市、信阳市的城市户口，户口已迁移到三湖，农村户口。

我知道，从这一天起，我将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这句话写在卡车扯的红布横幅上。

想到这些，一股逼上梁山的“反贼”野心油然而生——这世道，得变变。

一路上，我没说一句话。同车有的哥们、姐们，小鸟似的叽叽喳喳。“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这帮子阿Q、祥林嫂！这样的群众基础、社会基础，我当“反贼”只能死路一条，我凭什么要出头？凭什么替这些阿Q、祥林嫂出头；我替他们出头，他们还等着吃我的“人血馒头”呢！当老实人，老老实实去农场吧！

路泥泞，北风寒，心凄凉，卡车把我送向农场，我在心里默默歌唱：“冰雪覆盖着伏尔加河，冰河上跑着三套车……”